甘肃城镇建设的情况，已在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作了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为了说明左宗棠对城镇建设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将左宗棠对新疆城镇建设的情况附带介绍一下。战乱之后，新疆遭受破坏最厉害的要算喀什葛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的汉、回各城；其次则为乌鲁木齐、玛纳斯、巴里坤和精河。收复之后，左宗棠命令各地官员一律加以修葺，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则加以扩建。喀喇沙尔为南疆要冲，旧城已毁，驻军便利用阿古柏所筑新城加以拓宽、修筑。库车原有汉城很小，年久倾圮，东面则局势开阔，驻军会同善后局员，察看形势，扩建了东南、东北城墙，延长一千三百三十四丈，墙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四角炮台纵横四丈四尺，城楼高四丈八尺，重修后的新城雄阔伟壮，堪称南疆重镇，“算又恢复了汉唐盛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7页。喀什噶尔由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左宗棠建议重点加以修建，“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界划分明，尤为百世之利”。《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4~55页。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城镇的绿化。自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开始命令军队种树以来，每次到防营检查，他都热情鼓励部下在扎营的路旁、河边、屋角等处种树栽花，尤其注重在其驻节的城镇的周围种树，绿化市镇。光绪二年（1876年），他移节肃州，于修整安西州城时，号召军民在护城河两旁遍栽杨柳；修筑秦州城，下令广种堤岸防护林，出现了秀美的景致：“夏之日，红的是堤内的荷花，绿的是堤畔的柳树，衬着堤上的白沙，何等风光旖旎！”又重修阶州城，“环城沿堤，栽树数十万株”。《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136页。
修筑、加固城墙，在近代武器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西北军事防御的能力，也为地方官吏加强对辖区的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居住环境的改善和生活环境的绿化，也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左宗棠重视城镇建设，改善和优化居住环境，这为西北人民重建家园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对西北边陲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
（四）治理的成果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西北自西向东，都已呈露出复兴的迹象。到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甘肃时，各地开发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以最具代表性的植树造林而言，通过西征将士和广大地方官民几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种植的行道树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据记载，从陕西长武境起到甘肃会宁县东门这六百多里之间，历年种活的树，就有二十六万多株。其他各地如会宁、皋兰、环县、董志县丞、狄道、大通、平番等州县的零星统计，共种树三四十万株《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5页。如果再加上河西走廊和新疆所种的树，约有一二百万株左景伊：《左宗棠传》，长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8页。湖南人陆无誉在《西笑日觚》一书中记载：“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左景伊：《左宗棠传》，第360页。直到民国初年，谢彬游新疆，到阿克苏附近还看到“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绿荫行人”。谢彬：《新疆游记》，中华书局，1925年，第188页。植树对于保护西北的生态环境，防治风沙，保护道路，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极大地改善了西北人民的生存环境。经左宗棠整治后，原来大漠孤烟、平沙冷落的西北大地出现了“千里一碧”引自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119~120页。，“浓荫蔽日，翠帷连云”左景伊：《左宗棠传》，第360页。，生机勃发的景象。
对于兴办蚕桑业，经过数年的努力，到光绪六年时，各处呈验所产“新丝色洁质韧，不减川丝”《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1页。阿克苏所织的绸缎之优良“都人（京城人）诧为异事”《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88页。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左宗棠“移浙之桑，种于西域”，目的虽然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桑树根深，适酸性和钙质土，极其适合于作防护林。这种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有机结合的模式，对我们今天开发西部仍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在优化城镇居住环境方面，也有不少的建树。左宗棠在兰州时，为改善市民的生活条件而兴建了多处市政工程。一是兴建饮和池。同治十一年，左宗棠在兰州陕甘总督衙门左边开凿一个饮和池。从衙后的黄河引水，春冬两季用吸水龙头（抽水机）抽水入池，夏秋两季用水车提水入池。二是开凿挹清池（凿于同治十二年），位于总督衙门右边。水从玉泉山西南水磨沟，经西城门通过渠道引入，两池及吸水龙头都派专人管理。这为兰州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左宗棠还将兰州总督署的后花园修治整理，定期向人们开放，使人们多了一个休闲的处所。
光绪五年，左宗棠驻节肃州时，曾捐出养廉银200两，将酒泉疏浚成湖。湖中留有三个沙州，并建了一些亭台楼阁。环湖筑堤，周围三里，种上杨树和花树，堤外拓出肥田数百亩。这在西北，可以说是“自天开地辟以来未有之胜概”，给荒凉的西北大地带来了一派生机盎然的江南风光。荡舟湖中，令人仿佛见到了洞庭湖的滔滔白波。左宗棠在写给好友杨昌浚的信中，这样描述酒泉湖的怡人风光：“白波万叠，洲岛回环。沙鸟水禽飞翔游泳水边，亭子上有层楼，下有扁舟。时闻笛声，悠扬断续。”酒泉湖的修建和开放，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近城士女及远近数十里间父老幼稚，挈伴载酒往来堤干，恣其游览，连日络绎。”《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92页。以至左宗棠因怕人们“肆志游冶，或致废业”，不得不将酒泉湖限期开放。
由上可见，左宗棠在恢复和发展西北经济、恢复生存环境的开发计划和实践中所包含的具有治理生态作用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人类在利用自然、支配自然、改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如果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就能获得较高效益，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反之，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左宗棠在西北形成了一些合理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思想趋向，推行了一系列改造生态环境的正确的政策，使西北的生存环境由治理前的“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有人间光景……又多乱沙荒碛，无人烟、无水草之地”《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88页。，一变而为治理后的“东自泾州，西至安西、哈密，盗贼衰息，诸废渐举，均欣欣然而有生气”《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380页。的局面。虽然其改造生态环境的思想是朦胧的、措施是初步的，很难于当今的环保思想、可持续发展战略、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相提并论，治理生态环境的成就也并不全如人意，但毕竟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治理西部生态环境的新思路、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在西北植树造林、改造环境的做法，留下了西部开发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植树造林，即以现代眼光而言，也是治理西部生态环境不可替代的方法之一。左宗棠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左公柳”的生态线和一座“柳公种柳”精神的丰碑。从唐代进军西北时诗人口中凄凉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吟唱，到近代左宗棠挥师西进，高奏“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开发凯歌，谁能说左宗棠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境界，开启的不是一个新的征程呢？
（五）左公柳：生态情结与文化符号的诠释
本节专门说一说有关“左公柳”的话题。“左公柳”其实并不是确指柳树的某一品种，左宗棠当时号召军民栽种的树木有旱柳、榆钱、小叶杨、新疆杨等很多种，其中因旱柳一种栽植最多，故得此称。在中国的古树名木中，像“左公柳”这样以人物命名的树种并不多见，这是老百姓对绿化山川、造福一方的地方官的一种褒扬、赞许和肯定。可以想见，在戈壁大漠、黄土高坡上出现夹道绵延数千里的绿色，是怎样一种景观？如今，“左公柳”越来越少，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一种逝去的风景，但是，百多年来，人们念念不忘“左公柳”、赞美“左公柳”，有关“左公柳”的记述、追忆、传说和诗话的不断流传与衍生，已成为西北特有的一道文化景观。
1．近人关于“左公柳”的各种记述
除了前节有关“左公柳”的资料，我曾集中披阅了清末民初时许多关于西北的游记、著述以及地方志，查找其中对“左公柳”的片段描述和零星记载。无独有偶，陈乐道先生在甘肃《档案》杂志上发表《“左公柳”：远去的风景》一文，也作了同样的考证，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到，虽然时人评说“左公柳”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对“左公柳”都含有一种相当深厚的眷念与赞美之情，凭吊“左公柳”成了一种到西北时必做的虔诚的祭祀，记述“左公柳”成了他们感怀前贤、体念时艰、鼓吹开发西北的借口。
最早记述“左公柳”的当是冯焌光，他在1877年自上海前往新疆，在进入甘肃泾州地界时写到：“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荫蔽天。”冯焌光：《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到会宁附近，又记到：“过此则途径旷然，夹道杨柳荫庇行路。”《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1891年，陶保廉随父陶模（调任新疆巡抚）进京述职，返回新疆时，将沿途见闻写成书，其中对“左公柳”也有片言只字的记载：“出隆德西门折北行，两旁皆山。……八里铺（即得胜铺），迤西道树成行。”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蒙古族人阔普通武1903年自西宁办事大臣任上罢官，在返回京师途中写道：10月29日，“晚宿会宁县……自入县西境，官道两旁，杨柳稠密，十年树木，令人忆左文襄之遗爱”阔普通武：《湟中行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1905年，裴景福在其《河海昆仑录》中，对植树造林、保护植被予以关注。特别是看到“左公柳”遭伐的情景，作者为之感慨不已：“仆人购薪引火，有枯枝干脆易燃，询之，乃盗伐官柳，闻而伤之。泾州以西达关外，夹道杨柳连荫三千里，左文襄公镇陇时所植也。”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巡抚，当行至肃州时写到：“回望陇树秦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长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门矣。”袁大化：《抚新纪程》，《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辛亥革命之后的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率福格艺术考察队前往敦煌考察。是年秋，越过陕西省界进入甘肃，看到这里种的“左公柳”“已经长成了，成排成行，夹道矗立”。华尔纳认为，“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为数不多的旅行者们带来恩惠”。在连续一个月的旅途当中，“连绵不断的柳树和参天耸立的白杨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这些树木穿过两山之间伸向远方的平地，翻山越谷，蜿蜒行进，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奇景”。这些都被记载在其所著考察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1932年12月，林鹏侠女士奉母之命，从上海出发，历时半载，对西北各地进行考察，在从平凉城至六盘山时写到：“途中荒凉满目，惟左公柳时或一现，但已零落晨星矣。……夹道浓绿，当时有万里康庄之目。惜年久无人管理，又值连年天人交祸，民不聊生，树皮根芽，均被灾民剥食垂尽。呜呼惨矣！左公遗迹，亦将被湮没而空留嘉话之传流矣！自潼关至此，崇山峻岭，平原广川，一例牛山濯濯。气候干燥，雨量不调，盖荒旱频仍之因。不知以往司民牧者，何以不注意也。”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前往边疆视察，对“左公柳”的保存及遭毁情景，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在行至天祝乌鞘岭时写道：“左宗棠西征时，沿途所植榆柳，多已皮剥枯倒，至此尤了无一株，惟青草丰肥，差堪牧畜耳。”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至静宁、隆德间，则“沿途杨柳，不绝于目——系左宗棠督陕甘时，令防营所植，俗称‘左公柳’，颇有纪念意味。树粗一抱多，高二三丈，每株相间三四步，夹道成行。夏日枝叶交荫，征客受益不浅也！”《西北视察记》，第281页。还专门就“大佛寺与左公柳”详加记载：“陕甘驿道，两旁所植‘左公柳’，当其繁荣时期，东自潼关，西至嘉峪关，长凡三四千里，皆高枝蔽日，浓荫覆道。征客途行，仰荷荫庇，无不盛称左氏遗泽。盖提倡种树已不易，种树成林更不易，成林而有历史价值，国防交通意义，尤属难能可贵。惜柳线所经各县，官厅不知保护，坐令莠民任意摧残，或借医病为名，剥皮寻虫；或称风雨所折，窃伐作薪，以致断断续续，不复繁盛如昔。尤其昨今两日所过驿道，往往长行数十里，尚无一株，荒凉满目，诚有负前人多矣！”自长武至乾县途中触景生情，有此感唱。接着笔锋一转，指出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之重要与紧迫：“西北面积虽广，但多荒山旷野，一任荒废，利弃于地，既感生产缺乏，复酿水、旱各灾。倘能以之培植森林，则可立致富源。且西北气候，系大陆性而兼沙漠性，朔风一起，尘沙蔽天，沙漠有南迁之势，诚非无稽之谈。若不积极造林，前途殊堪危险！……至于植林间接效用，调和气候，涵养水源，防弭旱、涝，御蔽风沙，增进风景，裨益卫生，更不胜述。法相阿尔脱尔勃尝谓：‘亡法国者，非敌国外患，乃在山林之荒废。’此言无异为我西北下针砭。今后广植新树，保护旧林，迅宜双管齐下，不容再缓矣。”《西北视察记》，第289~290页。其议论颇有见地。
1935年印行的《重修隆德县志》，对“左公柳”作了这样的记载：“由隆德城东行经十里铺……入静宁界，合计东西全长九十里，此系官道，坦途两边齐栽白杨绿柳，春夏青青，左公遗爱也。车磷马啸，络绎不绝。”（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二“交通”。虽仅寥寥数语，却颇耐玩味。
同年，赴西北游历考察的张扬明，在其所著《到西北来》中写道，清水至天水途中，“路旁有很多古柳，名左公柳，为左文襄公开发新疆时所植。闻说这种柳树，一直到天水、定西、皋兰一带，绵亘数千里，共约60万株；因左公当时来到此地，看见地形复杂，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植柳作为标识”。
高良佐在其1936年出版的《西北随轺记》中，这样写道：“自窑店以西，已入甘境，驿树夹道，迎风而舞，盖悉为左宗棠所植者也，号曰左公柳。按左相当年所植柳树，实起陕之潼关以达新疆哈密，然自潼关至西安道中，零落殆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页。书中有泾川“左公柳”的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