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大多数湘军将士都是农民出身，而南方农民素有在宅前屋后栽桑种柳的习惯。湘军一直把这个习惯保持到了西北，在其所到之处遍栽榆柳、广种蔬菜。左宗棠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湘军将士具备这种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加强军队管理方面的考虑。即以种菜为例，左宗棠“倡导这件事，不光是满足他的兴趣，归纳他的言论，还有各种旨趣：一使勇夫没有空闲的时候，免得因为无事可做，以致为非作恶；二使勇夫从这种劳作，锻炼身体；三使勇夫有些额外收入，补助生计；四使勇夫饭菜可以就地取给，省得在外边购运”《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种树护路、种树绿化的出发点当然比这更为实用，也更有意义。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左宗棠部属魏光焘在平凉时，“行经所属各县，见乡间穴处蜂房，气象荒凉，无修竹茂林之盛，询及父老，对以‘山高土冷，不宜种树’。魏光焘说：‘古者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通衢之旁植杨柳，以表道其所，由来久矣。今时值春融，正当种树之候，凡尔士民，择其地所宜树木，无论桑柘榆柳，以及桃李枣杏，实繁易成者，于池畔河旁并道左地角悉行栽植，或五尺一株，或一丈一株，不使地有空闲。较之田亩所种，不纳税租，不烦耕耨，不忧水旱，因地之力而坐收厚利，所以佐五谷之不足，供梁栋之用，资爨薪之需，制器物，荫行路，此天地间自然之利也。如谓西北土冷，种树恐非所宜，是则平日不读书之故也。……平凉毗连陕境，气候和暖，官道旁又有泾水以资灌溉，父老及时栽种，毋使有闲旷之地可也。’久之，民无以应。盖平凉十万户人民，惨经兵劫，逃亡于外，自左宗棠奉命西来，人民始稍稍还乡井。当是时，栖身无地，糊口无资，焉有余力种树。光焘知其情，亦不强迫。至是奉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乃饬所部兵士栽种官树以为士民劝”《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第7~8页。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各地官员起而响应，这使其对西北的治理给人一种把边疆当自己的家来建设的感觉。尤其是当左宗棠把植树造林的朴素思想推广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政府行为之后，对西北的开发从此多了一种思路，而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广种榆柳成了左宗棠治理西北生态环境的标志性行动。
3．处理好农、牧关系，合理开发和利用荒地资源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373页。左宗棠经营西北期间，为了解决军食，安抚流民，曾大力推行开荒屯田。但他并没有因为近期的需要盲目开垦，而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左宗棠指出：“经理之始，即当为异日设想，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庶将来可耕可收，丁户滋生日蕃，亦不患无可安插，正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1页。有一次，有人向左宗棠请示要在罗布淖尔一带的牧区开荒屯田，他立即坚决制止，说：“罗布淖尔古称泑泽，伏流南出，即黄河上源，环数百里，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西北之利，畜牧为大……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所称开垦一节，姑从缓议。”《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3页。左宗棠不求近利，坚持“可渔可牧”之地，不必概行耕垦，寓含着合理开发和利用荒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朴素思想。
4．引种经济生态作物，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
左宗棠开发西北，特别善于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引种草棉和推广植桑，就是最好的例证。
西北关、陇一带地少而贫瘠，但长期以来有栽种罂粟的陋习。栽种罂粟和吸食鸦片不仅是西北贫困之因，也是西北民风由强悍而颓靡的致衰致乱之源，更是西北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病根之一。因此，要治理西北生态环境，也必须从此下手。但长期习染而成的恶习，不是一夜之间一道禁令可以改变的，必须要有周密的安排和宏远的计划。左宗棠对此作了缜密的考虑和安排，提出了一整套禁罂粟种草棉的发展计划。左氏说：“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先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种罂粟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也。弟之劝种草棉，以其一年之计，胜于罂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扞格不行。高明必能鉴及。”《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45页。这段话完整地反映了左宗棠禁种罂粟的措施及策略。简单地说就是三个字：禁、导、倡。禁，即禁止种植罂粟；倡，即倡导种植草棉以代替罂粟；导，即于一禁一倡之间的疏导、劝勉、说服，亦即一种“夺其利”与“与其利”的因势利导工作，这可从根本上堵塞毒源而移易风气。其中，禁罂粟鸦片、净化社会环境的措施是培植健康生态链条的基础，而倡种草棉、培植健康的生态链条则是净化社会环境的保证，两者不可偏废。左宗棠是晚清继林则徐以来另一位厉行禁烟的政治家。左宗棠严禁罂粟、倡植草棉的做法，具有综合治理、一举多得的功效。
推广植桑也是如此。左宗棠初到甘肃时，看到这里“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衣不蔽体”《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64页。，痛感西北桑利未兴，便决心以“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倡导植桑。左宗棠首先论证了在西北推广种桑的可行性。他说，西北少桑，重要原因不是“风土之不宜”，而是地方官吏都“无以久远之计存于胸臆者，因循相沿，遂至此极”《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9页。因此要求宜桑地区的官民克服懒惰思想，发展桑蚕业。并用《诗经·豳风》中的例子来说明当时西北就有桑，以释众疑《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左宗棠认真查阅了前人种桑的一些资料，发现檞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等五种树叶可喂山蚕，便把这五种树的形状、特征都进行详尽的描绘，公布出来，叫甘肃各地人民在自己境内找寻，如见到这种树，便可实行饲养。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推行植桑，实际上做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
（三）治理的措施
左宗棠在西北的开发与建设活动，实际是其善后措施的一部分。左宗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口号，但他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统筹西北全局，实施开发大计，其建设措施中包含了许多可以称之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举措，不容忽视。
1．植树造林，改造环境
指挥军民栽种行道树和护路树是左宗棠绿化甘肃的主要政绩，也是治理西北环境的第一步。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左宗棠主持修筑了一条从潼关开始，由东往西，横贯陕、甘两省直达新疆哈密、乌鲁木齐长达三四千里的官道。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和供给夏时行旅阴蔽，他命令西征将士在路的两旁植树一行两行，甚至四五行。树木长成以后，在荒凉的西北大地上，就犹如出现了一条绿色苍龙，它蜿蜒盘旋于广袤的西北荒漠之上，奋力抵抗着风沙一次次的侵袭。左宗棠不但让西征各军植树，还鼓励地方官民大力协助种树，甚至把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在他们之中广泛宣传。
西北植树，困难很多，尤其是西北干旱少雨，种下的树必须经常浇水才能成活。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天，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页。据平凉现存《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文中记载，树木栽种以后，要“守护之，灌溉之，补栽之”，“不知几费经营”，足见种树之不易引自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119~120页。因此，在西北选种什么树种，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左宗棠依据西北各省的自然条件，主张多种杨、柳、榆三种树。杨树、榆树性耐寒，耐旱，生长快，适应性强，且能耐恶劣的土壤，是作防护林的好树种；柳树耐湿，根深，易成活，中性土壤，适合于作护堤林。左宗棠的主张无疑很有见地。他还提出：河西寒冷，宜多种杨树，陇南陇东较为温和，宜多种柳树刘大有：《漫话“左公柳”》，《湖南日报》1982年3月31日。这些观点对于西北植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左宗棠还严禁官吏、士兵、百姓毁坏林木。他在西北期间更定的《楚军营制》中规定：“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凡）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教戒。”又“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既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文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营官亦宜随时告戒；不徒马夫有过也”。《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规定之周密，处罚之严厉，无不反映了左宗棠重视护林的态度和决心。
2．开渠凿井，改造农业环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西北的干旱地区，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根本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左宗棠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曾一再强调：“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515页。并对兴修水利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何开发水利？左宗棠的措施，一是利用河流、水泉，开渠灌溉；二是在原区和缺水地方凿井引水；三是在戈壁沙洲引冰雪融化而成的内陆河水或挖掘坎儿井灌溉。陇东泾河流域川地多，水量比较充足，但却白白流走。他“常览形势”，反复考察，认为“自平凉西北数十里到泾州，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顷”，计划“于上源着手，为关陇创此永利”《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1877年，甘肃东部旱情严重，左宗棠通令“甘肃各州县除滨河及高原各地方，向有河流泉水足资灌润外，惟现办赈之庆阳、宁州、正宁等处川地较多，尤宜凿井”《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并将开井办法，刻印成册，转发各州县。为了办好此事，左宗棠还提出有灾地方可以以工代赈，把赈粮优先发给凿井的农户，并在赈粮之外，发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使凿井农户“尤沾实惠”。他要求地方官竭尽心力，把兴办水利当做“极难极大题目”来做，不能“搁笔而交白卷”《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7页。并准备在甘肃试办机器掘井、开河。为此，特地写信给上海的胡光墉，要他购置掘井、开河的机器，延请洋人来甘指导。1880年，即用机器治理泾河。随着左宗棠大营向西推进，他在关中、平凉、宁夏、河州、西宁、河西、新疆，都留下了兴修水利的业绩。
研究表明，风沙有“三怕”：怕草、怕树、怕水。“植治”和“水治”都是防治风沙的有效措施。左宗棠在西北兴修的水利工程，虽然是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但在整治风沙，改善生态环境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有水灌溉，许多荒漠被重新改造成良田，许多地方又重新生长起树木。而且，兴修水利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避免因不合理开荒而造成的土地进一步沙化和盐碱化。
3．推广“区种法”，提倡精耕细作
左宗棠认为，发展水利必须同精耕细作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治田少而得谷多”。为了提高耕作技术，他大力推行“区种法”。其做法是将地亩划片作成小畦，谷物种在一行行沟内；灌水时由渠内引入沟中，好处是“捷便省水”。他说：“开井、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从何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但言开井不言区种，仍是无益。”《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7页。左宗棠曾将这种方法传授给将士，让他们传播于民间。为使“区种法”广泛施行，1877年前后，由藩署刊印告示颁发全省，每告示附有刻印成法一本。光绪三年大旱，他把“区种”和“凿井”作为两个救荒之策，要求各地大力兴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区种”的耕作方法，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水资源，抵抗干旱，又实行轮耕，节省了地力，避免了因对土壤掠夺性经营而导致的土地不断退化的恶果。
西北的农业基本上是建立在灌溉基础之上的。由于长期使用落后的大水漫灌和重灌轻排，土壤次生盐渍化相当严重。很多土地因此寸草不生，逐渐退化为荒漠。因此盐碱地的改良，对于发展农业，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甘肃省有一种改良盐碱地的方法，即用沙（井沙、河沙、浇沙、沟沙）铺在盐碱地上，用来解消碱性，同时保持土层湿润，增高地底温度《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5页。左宗棠沿用这种传统方法，对部分盐渍地进行了改良。魏宝珪撰写的《甘肃之碱地铺沙》对此曾经有过记载和评述：“清同治时，回乱蔓延黄河一带，又遭天灾，人亡地荒，满目疮痍。左公宗棠平定西北，乃安抚流亡，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沙，改良土地。由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沙耕种，化不毛之地成为良田。民国相革，沙地衰老，且又天灾人祸，政繁赋重，贫农逃迁死亡，人口大为减少。至今皋、景交界，百里无人烟。当地农民憧憬当年左公之丰功，常有殷丘故墟之叹。”《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5页。由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左宗棠在改良盐碱地上，确实付出了不少力气，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4．严禁烧荒，保护植被
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安定（今甘肃定西）早寒，草枯木凋，村农纵火，山谷皆红。左宗棠见之，问知县，以烧荒对。”左宗棠认为明代鞑靼经常犯边，明军出塞纵火，使鞑靼无水草可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已承平，安能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遂自安定大营贴出告示，严禁烧荒，并通令陇东南暨宁夏所属一体遵行《甘宁青史略》，卷23，第22页。放火烧荒，是古代刀耕火种畬田的陋习，通过焚烧草木植被，秧及飞虫鸟兽，无非获得一些草木灰作肥料而已，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水土的流失。烧荒尤对干旱少雨的甘肃中部地区为害最烈。严禁烧荒，对甘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植被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5．重视城镇建设，改善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