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资金缺乏、思想闭塞落后。左宗棠给甘肃引进机器设备前曾说过：“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19世纪70年代，东南地区有一批手中积聚着大量货币财富，想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要在那里实行这种官带商办经营企业的政策，是不太困难的。可是甘肃却不同，长期以来就“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能够集到巨额资金的富户不多；且这些人僻处内地，对于试办企业的新鲜事物还少见寡闻，满脑子的陈旧思想，在没有见其利而得其惠之前，断不会冒倾家荡产之险去经营新兴的机器工业。甘肃也没有一批与外国人长期打交道而发了财，眼界又比较开阔的买办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辈。为数可怜的旧商人还“未闻陇上行商战胜于上海、京都之说，况澳、美、英、法之远在外洋，其足迹更梦想不到
也”《陇右纪实录》（卷八），《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下），第78~79页。，
根本没有那种胆识和才智来接办从外洋引进的机器工业。因此，左宗棠官带商办的主张也就无法实现，而《申报》所说：“设能将此局（注：兰州织呢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当然只能是仅做议论而已！
（3）对开发中的民族利益问题，重视不够。
左宗棠在对甘肃开发之初，对回族进行强制迁徙，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回族社区和当地经济的落后。战后，回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叛产”被剥夺，生活毫无保障，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左宗棠每平复一地，都要对当地回族进行强行迁徙。在镇压了金积堡回族起义军后，将2万多名陕西老弱回族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处，并将侨寓的甘肃回族3千余人解赴平凉安置；在镇压了河州回族起义军后，将陕西回族3万多人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等荒偏地区；在攻破西宁后，将“西宁陕西老弱妇女壮丁合计两万有奇，悉数迁移平凉、清水、秦安诸处”；肃州城破，将屠杀所剩的起义军家属全部外迁。河西出现了“自是甘、凉、安（安西）、肃一带无回族聚处”的现象。
强迫迁徙给甘肃回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传统回族经济几乎被扼杀，严重妨碍了回族自身的社会发展。此外，还实行严格的政治管制，限制回族的人身自由。左宗棠对回族迁徙的原则是：“回民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分起安置，痪其群，孤其势。”《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282页。每安插一起，先令查造户口清册，编审户口，发给门牌，每一居住区设官严加管制；一旦安插后，不得“私迁”、“合居”或私返原籍，严禁回族有往来各地的自由；去附近城市探亲、购物者，须得百家长允准和领取“号签”，去省内远府州县，须得地方官允准并领取“路票”，违者严办；在迁徙地实行联甲制度，设置十家长、百家长，不准阿匐管理回族事务；不准在近城地方进行商品贸易；他处外来亲友到家，必须报知百家长方准招留，违者察究。
强迫到迁徙地之后，封闭的地理环境，物产的极度贫乏，再加上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都决定了经商活动的非可能性。强制的迁徙使西北回族社区逐渐分散，规模缩小，回族的商业贸易遭到破坏，经商的回民被迫迁徙至贫困山区，成为垦荒的农夫。例如，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肃州、陇西等地，经过战乱和迁徙后，这里再也找不到回族商人了。这就造成了这些地区经济结构上的单一化，使西北回民长期局限在贫困的小农经济之中，这也是近代这些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
（4）开发甘肃的政策缺乏连续性。
在封建社会的人治环境下，政策的变动往往取决于重要人物的去留。所以，许多有眼光的政治家都非常注重汲引和培养人才，以继承和光大自己的事业。左宗棠离开西北以后，人去政怠，人亡政息，许多重要的开发计划都没有坚持到底，造成了很大的缺憾。并不是左宗棠不注重人才，相反，他为开发和建设西北，发现、引用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还一一加以重用。但大概因为左宗棠是“中兴名臣”，眼界、资望威重一时，又深得朝廷倚重，所以，有关西北地方的兴革大计，均可凭自己的见解才识，一一决断，其后继者却未必有这样的威望与气魄。他们不仅不能开拓创新，就连维持左宗棠的开发规模也难以做到。关于这一点，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有一段精到的议论：左宗棠在西北“只完全恢复了这一个地区的主权，却没有完全改善了这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所以文襄公一去，地方弊政很容易恢复了原状。财政在甘肃，根本因为经济力量所限，本是不易积极开源，所以文襄公离位的次年，（后继者）竟不惜破坏文襄公禁烟的成规，公然征收烟厘。至于文襄公的物质建设，人力多靠楚湘各军，财力都就军费挹注，甚或由他自己捐廉；而这种军费，又是特准开单报销，不按则例。后来的人没有这种机会，或不会运用这种机会，又不像他慷慨，只好听他们停废。虽是有些建设，文襄公曾顾及日后的维持，曾规定办法，例如关外沿路官店，对于来往客商，准许酌收费用；又如有几个机关，指拨公地取租，但怕仍难持久。至如甘肃织呢局，没有流动资本，更是无从经营。不过吃亏还在人才缺乏；如有人才，就应有办法。……清政府在文襄公去后，所用西北大员，像陕甘总督一席，从杨昌浚（护理），而谭钟麟，而杨昌浚，而陶模，而魏光焘，新疆督办和巡抚一席，从刘锦棠，而魏光焘（护理），而陶模，而饶应祺，无不和文襄公有深切的渊源。便是其下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也几无一不是文襄公所识拔。这一个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年左右。照理他们该能扩展文襄公的设施，或至少该能保持文襄公的规模。然而事实则不尽然，或因他们的人格，不够转移风气；或因他们的气魄，不够支持困难；或因他们的眼光，不够担当大事；或因他们的资望，不够笼罩一切，以致文襄公的志业，没法继续或完成。”甚至出现了对左宗棠“苦心经营的制造局和织呢局，后人随意裁并”的事；更出现像“文襄公禁烟，杨昌浚来开征烟厘；文襄公办到甘肃乡试分闱，陶模来又议并入陕西”的可叹可悲之事。所以，“从这来看，创业之人，固属重要；继事之人，尤为重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2~226页。左宗棠在西北的事业难以为继，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人才的问题了，而是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晚清，已气息奄奄，毫无生气，丧失了全部的更新与创新能力，凭借这个制度，已无法完成开发西北、挽救中国的使命了。而这已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左右的事情了。
（三）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是中国近代建设大西北的首次尝试。尽管他的很多设施并没有贯彻到底，甚至人亡政息，甘肃与西北贫困依旧，但是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左宗棠“白头戍边”，誓死保卫西北，全力开发西北的献身精神与历史功勋，深深激励着后人，为后起者提供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与智慧启迪。正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所指出：“亏得文襄公坚忍奋斗，才算给吾们保全了这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同时也是保固了西北毗连各省区。且新疆自用文襄公主张而建省，由军府制度进而为郡县制度，从前属国性或殖民地性的西域，永为吾国本土的一部分。……在吾中华民族筹边史上，实占着空前的一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1页。
秦翰才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经营西北所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文襄公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钱，又以甘肃和陕西为经营新疆的基地。他明了国际的危机，他懂得内在的乱因。所以他于以武力收回这个地区以后，更加以苦心的经营。他筑路，筑城，改兵制，制造新兵器，一方面巩固国防；他开辟河渠，提倡种棉织布，育蚕缫丝，以机器织呢，一方面开发资源；他设书院，设义学，刊发书籍，一方面又发扬文化。现在西北形势的重要性，没有变更。我们要建设西北，要保卫西北，那末，巩固国防、开发资源和发扬文化，都得同时并进。没有国防，就不能维护资源；没有资源，就不易树立国防；没有文化，也就无从齐一民众的心志，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准，共同负起这一个巩固国防和开发资源的使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4页。这充分说明，开发与建设西北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必须同时并举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发展西部地区教育是改变西部落后面貌的关键
当年左宗棠在甘肃，就痛感优秀人才的缺乏，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员的政治品行低，造成吏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广大百姓的文化素质低，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很难推广，甚至有一些灾民领到救济款后不去买粮食而去买烟土。而贫穷落后的经济条件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不仅留不住优秀人才，甚至造成一般百姓的大量流亡，这就更加加剧了西北的贫穷落后。“这样，这个地方没有优秀分子，正气消沉，人才不出，或许可以继续腐败，永远衰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5页。因此，为了振兴西北，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