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章节，如左宗棠对甘肃水利的建设、甘肃生态环境的治理、对开发甘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内容，是作者近年辛勤研究的结晶，对当今西部大开发及甘肃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本书不是为左宗棠立传，对其一生进行评价，而是重点研究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贡献，因而在写作中，军事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涉猎，但侧重于经济社会活动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是其事功的重要方面，但左宗棠在甘肃办的事情很多，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开发活动。由于本书是在整合各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较多地注意了各专题内部的逻辑联系与时空次序，总体上没有以时间递进为纲目进行写作，所以本书更像是一个专题研究文集，每章分开来可以单独成文。有些问题，比如左宗棠在甘肃兴修水利、栽种护路树、推行桑蚕业、推广植棉等，因有多重功效，在研究时，不同章节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涉及，看似重复，实则不然，这正说明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许多项目具有综合效益。左宗棠的某些治理与开发政策，其活动重心虽在甘肃，但有时也推及新疆。研究时，虽主要着眼于甘肃，但也不能不提及新疆，因为不如此，就无法了解该项政策的全貌或看出在两地的差异，从而更好地看清左宗棠对甘肃的治理是否产生效果。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运用
1．研究思路与方法
就研究思路而言，本课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系统研究论述了左宗棠自1869年到甘肃至1880年离开西北止的十二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所从事活动的思想与政策、经验与教训、政绩与影响等，剪影式反映洋务运动中前期甘肃的社会历史风貌、经济文化状况与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截面与片段，深层揭示左宗棠开发甘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描绘其开发甘肃的宝贵成就，探索其开发西北的轨迹与规律。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主要采用是传统的史料论证的方法，即尽量搜集历史文献与档案史料等较可靠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考证，以探求历史的真相。有的地方采用历史地理学甚至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日益明显，学术创新需要借助多种思维视角与研究方法。具体到本课题，由于研究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还要适时适当地吸收其他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史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来加强本课题的研究。
2．资料的运用
在基础资料的运用上，《左宗棠全集》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资料。研究中，采用了刘泱泱先生主编的目前收录文稿最全的《左宗棠全集》（共十五册）
岳麓书社，1996年。其他基础资料有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三、四）
神州国光社，1952年，张灏主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下）
科学出版社，1957年。，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
三联书店，1957年。，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马长寿
著《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袁林著《西北灾荒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清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
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奕讠斤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清史稿·列传》
中华书局，1977年。，《曾国藩全集》（共三十册）
岳麓书社，1995年。，朱孔彰著《中兴将帅传》
岳麓书社，1983年。，《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
岳麓书社，1983年。，王定安著《湘军记》
岳麓书社，1983年。，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
中华书局，1981年。，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九十六册第二一、二二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等等。在基础资料上要超越前人，显然是有难度的。以《左宗棠全集》为例，尽管最新版的全集收录了许多散遗的奏稿、书信、批札（其中不少就是秦翰才辑录的）等，但要超过像秦翰才这样的前代学者，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秦翰才不仅使用已出版的萃文堂本《左文襄公全集》，而且他自己还广泛收集与搜求散佚于各处的左宗棠的各类手迹，在当时就已占有了较为丰富的左氏遗稿。因此要想在左宗棠有关西北活动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资料的使用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地方史资料上寻求突破。广泛地搜罗秦翰才尚未使用过的各类方志，在这点上，应该感谢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他们编辑的《西北文献丛书》
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当中，收录了大量的同光以来编纂的各级各类方志，还有诸多平时稀见的相关文献。另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中，也有一些可供使用的方志，如光绪《泾州乡土志》，光绪《陇西县志》，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光绪《肃州新志稿》，光绪《合水县志》等。另外，也要注意搜罗散见于地方上的一些重要资料，比如由经历过当时历史事件的惠登甲著的《庆防记略》
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内部刊印。，对研究当时陇东的社会历史，就很有价值。
第二，在档案资料上寻突破。直接与左宗棠治理甘肃有关的档案资料很少见，但可以找到许多间接的档案资料，比如，在甘肃档案馆可以查阅民国时期甘肃各级政府保护“左公柳”的相关档案资料。
第三，广泛收集近人的游陇行记、日记、考察报告、新闻通讯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和2004年印行的“西北行记丛萃”系列丛书，已出两辑，其中诸如冯焌光著《西行日记》，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记》，阔普通武著《湟中行记》，袁大化著《抚新纪程》，林鹏侠著《西北行》，陈赓雅著《西北视察记》，高良佐著《西北随轺记》等书，可供参考。
第四，参考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的有关研究左宗棠的论著，从中既可以搜求珍贵的资料，又可以收集研究信息，汲取研究经验，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从整体上提升本课题的研究层次。
一、左宗棠来甘之前的活动简介
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1867年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曾在兰州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新式企业，该书主要研究了左宗棠在1869～1880年期间甘肃的经济政策、文化建设、社会措施、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甘肃的社会历史状况。
左宗棠在晚清“中兴名臣”中是颇具特色的一位，就其一生的成就与功业而言，可谓大器晚成。然而一个人的事业，与其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个人的性情及阅历关系非常大。这如同搞建筑一样，没有坚实的基础、完备的材料及精心的施工，难以期望有坚固大厦的矗立。如果把左宗棠的一生以1860年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则其前期正是为他后期建立功勋奠定基础的时期。下面从时代与士林风气、师友渊源、学问和阅历等几个方面，谈一谈左宗棠前期的主要活动。
（一）左宗棠的师友、学识和经历
左宗棠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他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这表现为“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造反与士大夫的经世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值得注意的是伴此时代之新特点，士林风气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清治至道光而报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
钱基博、李肖：《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6页。
1．时代风气
中国传统的士人，从来都是把读书做学问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士人、读书人而言，最佳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从来就是读书人的传统精神，即“君子为学，明道经世”。但秦汉以来，由于封建统治大一统的需要，迫于政治的高压，读书做学问与经世致用的联系被割裂了，结果“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
转引自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第26页。所以，历代盛衰循环之际，士人中每每出现返本求源的经世思想。
在“康乾盛世”时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采取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政策。读书人为“文字狱”所苦，投向故纸堆，不敢面对现实，士林风气一片死寂。当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统治者被长期蕴积的矛盾所纠缠，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了。面对统治者无所措手的严重形势，那些极为关心国家命运和“世情民瘼”的有识之士，开始发出不满现实而要求变革的呼声，进而演进成一股经世思潮，并成为当时的士林风气。自此，士林出现了学术与政治，即做学问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的新动向。他们逐步摆脱宋学空谈性理和汉学繁琐考据的学风，走上了讽议时政的道路，力求联系实际，以期解决实际问题。英国军舰的炮声，打掉了天朝的威仪；《南京条约》的签订，扫尽了“上国”的灵光，也惊醒了时人，更多的读书人开始把读书做学问与关注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推动了经世思潮的发展。
2．湖湘文化
就历史和地理环境而言，湖南历史上一直是个经济文化落后之地。即使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它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不发达省份，地位无足轻重。王闿运说它“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1页。语虽简略，但情形却属实。湖南在地理上“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造成了它“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不过同时也造就了其地“民性多流于倔强”，而能够“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的特点。
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一个是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对后来培育和形成湖南独特的学术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造成湖南学术风气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首先是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无论是心学、实学的变迁，还是清代汉学的兴起，都对湖南士林影响甚微。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
罗汝怀：《绿漪草棠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转引自朱东安著《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湖南士人习理学者多，习汉学者少。再者，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探讨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湖南士林这一学术传统，适逢清学道光的转折，由是遂开一代风气。
3．师友渊源
就在左宗棠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当时几位极力讲求有用之学的有识之士，这些师友对他一生的学问事业影响很大。
首先是贺熙龄（字蔗农，湖南长沙人）、贺长龄（字耦耕）兄弟二人。左宗棠二十岁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贺熙龄“以侍御家居，主讲席”。贺乃“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很是赏识。左宗棠在给友人信中称：“稍长，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8页。后来左宗棠更有“十年从学”之语，可见贺熙龄对他的影响之大。
当时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正丁忧在籍，一经引见，居然推认左宗棠为“国士”，两人交往频繁。左宗棠常向贺长龄借书，阅毕则互相交流心得，考订得失。他在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书，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齗齗，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
《左宗棠年谱》，第8页。而贺长龄正是经世致用之学主要文献《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
其次，对左宗棠有较大影响的是林则徐和陶澍。林、陶是当时很有政声的封疆大吏，读书为官者多目之为楷模。他们敢于正视现实，对清王朝的衰退之势有清醒认识，对种种弊端深为不满，极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企图通过对政治及农政、河工、漕运、盐政、币制诸务的整顿与变革来挽救已呈衰相的清王朝。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做山长时，以联语得到当时路过此地的两江总督陶澍的召见，“一见目为奇才，纵古论今，为留一宿”
《左宗棠年谱》，第15页。此后交往较多。林则徐当时因在广东抗英禁烟而遭贬，在士人中影响颇大。左宗棠虽只在林则徐由云南引疾还闽途中在长沙见过一面，但对他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事态度则由衷钦佩。近人秦翰才在其所著《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评说陶与林二人对左宗棠的影响时道：“文襄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说很模仿这两人。他在平定陕甘后，变更建置，控制形势，便是则徐在云南处理回事的善后办法；在新疆开渠和教民司蚕缫丝，也便是追踪则徐在伊犁的往事；在两江积极举办河工，发动导淮入海，推行改引为票的盐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规模。”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8页。这正是对这一渊源的生动描述。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对魏源也尤为心仪，目之为既袭承湖南经世学风，又极力倡导并发扬此风而开“清学之变”的第一人。他对魏源感于海警，以激励后人振作精神，效法祖先而著的《圣武记》深为赞叹：“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方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