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而对贺长龄主持下由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一“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对经世学风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也是认真研读，勤加批注，深受其影响。
另一位对左宗棠后期成就功业关系甚重的人物是他的好友，也是中兴名臣的胡林翼。二人同庚，两家父亲又是好友，交往甚密。诚如胡林翼所言：“林翼之先人与先生之先人交最厚，林翼与先生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
《左宗棠年谱》，第22页。这是一方面。另外，后来太平军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荐左宗棠入张亮基幕，互相前后援引提挈，为湘军稳固后方，供应补给，共同对付太平军，使之尽展才能与抱负。后左宗棠涉“樊燮案”，多赖胡林翼从中斡旋，多方运动营救，才免遭不测。而左宗棠的受赏识与得重用，也正因为胡林翼联合曾国藩竭力举荐。左宗棠得以由举人擢为疆吏，胡林翼的鼎力推举之功不可没。
此外，还有郭嵩焘、郭昆焘兄弟。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历官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史、署广东巡抚，后出任驻英、法公使。其弟昆焘，字仲毅，号意诚，举人，长期居湖南抚幕，后由国子监助教晋内阁中书。郭氏兄弟与左宗棠同是湘阴人（郭家住城关西门），彼此从小相识，时相过从。太平军入湖南，他们共同避居湘东青山，可谓患难与共。稍后，郭氏兄弟又共同努力，敦劝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先后入居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郭昆焘一直是与左宗棠协力共事的幕友。而身居北京、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则在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处于危难之际，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后来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出现裂缝，“凶终隙末”。这些，都是后话了。
4．学问与志趣
社会思潮由于时代的需要而喷涌，加以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成了激荡一时的士林风尚。左宗棠生逢其时，又处在倡导这一风尚的中心之地湖南，追随当时极力推求经世之学的人为师友，所以其学问便深受经世思潮的浸染。
左宗棠在少年时期，随其祖父、父亲读书，走的是追求科名之途，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偏好“有用”之书。十八岁那年，有一次从书铺购得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后来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这是他读有用之书的开始。虽然“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
《左宗棠年谱》，第7页。，以后积累成他学问的一个主要部分，即地理之学。第二次参加会试失败后，居住岳丈周家，“肇事方舆家言”
《左宗棠年谱》，第12页。，研究地理，绘制全国各省地图。第三次会试再罢，对他求功名的信心打击颇大，开始表示出对功名之途的失望与淡漠，转而更加倾注极大兴趣于地理之学。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各省通志，按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数十册。在从事舆地图说过程中，除绘成各代地图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军事的关系，逐一考订说明。后来在陶家教书时，又利用陶家藏书，考订他自绘地图之误。鸦片战争发生后，他“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
《左宗棠年谱》，第20页。由于他一直关注并悉心研究地理之学，于中国地理非常熟悉，以后军事上屡建功业，实在有赖于此。
1839年第三次会试落榜后，开始留意农事，并“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9页。因受贺长龄的影响与启发，对“区田”问题颇为注意，作成《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
《左宗棠年谱》，第16页。，亲自在柳庄试验他的区田方法。对于种桑、养蚕、种茶、种竹诸艺，亦实地实践。还悉心遍阅历代讲农事诸书，分门别类抄录，计划编写一部《补存阁农书》，“以诏农圃”
《左宗棠年谱》，第23页。在农学上的理论与实践，可说是左宗棠讲求经世之学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学问在他后期规复陕甘及新疆的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体现。历史表明，左宗棠40岁前所习的这些“有用之学”，在他往后30余年的历史活动中，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两度幕湘
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形势，驱使有识之士于有用之学中探求挽救之法。他们既恨当权者无所措手，又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既然时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必将为经世之才提供用武之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为左宗棠等人安邦卫道的渴求提供了机遇，自四十一岁至四十八岁间的八年幕府生涯，便是他经邦济世学问的大见习阶段。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1852年10月至1853年2月）和幕鄂（1853年3月至1853年10月），都是在巡抚张亮基幕中度过的。时间总计整整一年，这是他初展身手的一年。一年来的活动，既是他早期所获学识的初步的和部分的运用，也为他以后有所作为积累了经验，增长了信心。所以，1853年夏击退由河南南下湖北的太平军之后，他在给陶桄的信中颇为得意和自负地说：“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然其实亦只与平昔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指太平军）何遂猖狂至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90页。同时，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的作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因而不久又有被礼聘。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时间近六年之久（1854年4月至1860年1月）。由于他所表现的才能和施展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巡抚骆秉章的信任和倚重。后来他在答郭嵩焘的信中写道：“骆文忠（骆秉章谥号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79页。在当年的家书中，他说得更明白：入幕后，“中丞（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宗棠是位恃才傲物、敢于任事的人，“遇事有不可者，必力陈之”，但骆“不以为忤”。对于左及其同僚们的敢于任事，有些妒忌心重的人曾造谣挑拨，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骆则明白予以辩护驳斥，认为他们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
《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第38页。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顾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左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二，《骆文忠公遗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这当然不无渲染之处，但骆对左的倚任之专和左的权势之盛却是事实。所以，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
见《湘军志三种》第8、51页。《湘军志》作者王定安则总括地说：“骆秉章专听左宗棠，吏事、军事，咨而后行。宗棠毅然任劳怨，谤议颇起，然未尝稍自卸。秉章自度才智不逮，信之弥坚。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7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
由于左宗棠卓越的学识才能，又由于骆秉章的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加上任职时间较长，左宗棠在第二次幕湘期间，确实施展了一番作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曾经概括地说：左宗棠在此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他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这个概括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也就是左宗棠自己所说的“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而在经济、政治方面，我们还可以补充两句话：“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总之，实践考验了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丰富了他的政治实践经验，历史给他提供了契机，他有备而来，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历史也承认了它所需要的人物。诚如有人所评说的那样：“八年的幕府生活，是左宗棠生平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左宗棠早期的四十年，是他生长壮大，积累学识，接触社会，因而成为往后事业发展的准备阶段；那么，幕府时期的八年，则是他生平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端，是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转折阶段。”
刘泱泱：《左宗棠在幕府时期》，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编《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内部印行，第66页。的确，左宗棠正是以区区一幕客，以他的实力获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左宗棠年谱》，第70页。的声望，并成为一名封疆大吏的。从此开始了他的创建功业之路。
（二）来甘之前的主要军事与政治活动
如果说，左宗棠在幕府时期，还是“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385页。的话；那么，此后六年，他则是驰骋疆场，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起义虽然继续有些局部的胜利，但总的来说处于衰败阶段；左宗棠的地位则迅速上升，先是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继而巡抚浙江，最后总督闽浙，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左宗棠在这一阶段所做的事有两项：一是襄办江南军务与进军江西皖南；二是攻陷杭州与镇压福建太平军余部。左宗棠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已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后期，由于两军长期拉踞厮杀，特别是由于官军的蹂躏，所至赣、皖、浙、闽、粤各地，早已成为“糜烂”之局。但左宗棠比一般昏庸顽劣的官僚们高明和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反抗是由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所造成的。因而他师行所到之处，较为注意纪律；在战时和战后都十分重视赈济抚恤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大力整饬吏治、革除弊政，提倡和奖励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浙江和福建的时间较长，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较为突出。由于本书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这些方面只略微提及，不再做详细介绍。
（三）左宗棠的主要洋务活动
左宗棠参与洋务运动20余年之久，颇多建树。虽然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在洋务运动中起过创始人和奠基者的作用，也不如李鸿章那样全面完整地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但他在近代化建设的某些方面，如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织业）、水利、文化教育和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左宗棠在来甘肃以前和离开甘肃以后都从事过洋务活动，且本书将重点介绍左宗棠在甘肃举办的洋务事业，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下面就左宗棠一生参与洋务活动的主要阶段、内容及突出特点，略作评介。
1．左宗棠兴办洋务事业的内容与阶段划分
左宗棠一生所从事的洋务事业与他政治职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在每个时期所举办的洋务活动的内容，也具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明显特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担任闽浙总督时期（1863—1867），主要活动有创建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左氏从事洋务活动，推动中国近代化是从造船开始的，而造船思想起源于鸦片战争。1840年，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造炮船火船”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16页。这个问题。1864年，他在杭州把试制的蒸汽轮船放在西湖中试航；又和法人日意格与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乃在1866年6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方案的酝酿与筹划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