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4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周永康指出，禁毒工作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的紧迫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禁毒领导机构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全面加大禁毒斗争的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彻底扫除吸贩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说，经过各地禁毒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禁毒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禁毒执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成效显著。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禁毒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禁毒斗争形势需要的问题。面对禁毒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主动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努力使禁毒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拿出禁毒工作的新举措。周永康最后说，国家禁毒委员会肩负着统一领导全国禁毒工作、开展禁毒国际合作的重任，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本部门禁毒工作职责，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断开创禁毒事业新局面。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代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汇报了2002年全国禁毒工作主要情况、当前的毒品形势和2003年工作建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禁毒问题上的坚决态度，表达了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这就是：中国拒绝毒品，屈辱历史不能重演。拒绝毒品，就是拒绝毒品对人民身心健康的摧残；拒绝毒品，就是拒绝吸毒、贩毒派生的暴力、凶杀、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拒绝毒品，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完善新形势下禁毒工作的战略方针——路线保障
新形势下，我国禁毒工作的战略方针是：“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
（一）四禁并举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的毒品问题都是外源性的，是被迫输入的，中国始终在国际毒品问题上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因此，过境贩毒问题是中国反毒斗争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执法机关一直把打击过境贩运放在第一位。
随着假道中国贩毒活动的增加，过境贩毒带来了毒品的消费，引发了吸毒的蔓延。一开始吸毒问题主要发生在少数边境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边境地区吸毒人数增加，内地有过境贩毒的地方也逐渐出现了吸毒问题。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为百万余人，吸毒者以青少年居多。吸毒诱发犯罪的情况屡见不鲜，危害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尚。由于吸扎毒品还导致艾滋病毒的传播，至1995年全国发现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已达1400多人。客观现实表明吸毒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当代中国已从“无毒国”演变成了毒品过境国和毒品消费国。
由于国内出现了毒品消费问题，也刺激了零星罂粟种植。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现我国一些地区非法种植罂粟，进入90年代，非法种植罂粟增多，出现了大面积种植罂粟的严重问题。近年来一再发现少数不法分子在一些偏僻山区和林区非法种植罂粟的情况，于是，禁止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992年以来，国家禁毒委员会和林业部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和西北的莲花山等原始森林地区组织了航测查毒、铲毒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随着贩运、吸食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问题的出现，国内毒品消费市场日渐扩大，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毒品消费市场出现了新的趋势，使用冰毒、“摇头丸”成为一种时尚，其需求量大增。我国是麻黄素的主要产地，西部地区的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天生麻黄素产量非常大，而麻黄素又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因此，非法生产麻黄素事件不断出现。甘肃张掖中药提炼厂和古浪制药厂是国家指定麻黄素生产厂家，但近年麻黄素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十分严重。古浪制药厂1994年～1999年底，共生产麻黄素17．5吨，现已查明有17吨流入非法渠道。1998年7月和9月，甘肃省公安机关分别在通渭县、甘谷县查获两个非法生产麻黄素的加工厂，缴获麻黄素524公斤、麻黄粉2000公斤。同时我国还是化工大国，又毗邻“金三角”毒源地，因此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制贩冰毒犯罪活动十分猖獗。我国制贩冰毒犯罪活动过去仅限于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已经扩展到内地。制造冰毒的技术发展为不仅能从麻黄素中提取，而且也可以采用化学方法合成。境内加工制造毒品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突出动向是，港、台毒品贩卖人把黑手伸到内地，境外贩毒集团出钱、出技术，利用内地产麻黄素原料，设立地下加工点在内地制造、生产冰毒，再走私出境。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由种植毒品原植物进而加工鸦片和粗制海洛因的情况，内蒙古、甘肃、河南、河北、山西等不少内地省份都发现在制作鸦片基础上加工海洛因。有的自制海洛因已达到超过50％的纯度，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动向，充分反映出当前我国毒品犯罪进一步升级的严重情况。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毒品问题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使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毒品问题的贩、吸、种、制是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因此，“四禁”工作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只有“四禁并举”才能切断贩运、吸食、种植和制作四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只抓禁贩，忽视禁种、禁吸、禁制，必然带来毒品的种植、制作和吸食者的恶性增加，贩毒案件也必然增加；只抓禁种、禁吸和禁制，忽视禁贩，毒品贩卖容易，毒品需求就不可能遏制，而吸毒群体和毒品市场的形成又刺激了非法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因此，忽视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搞好禁毒工作，禁毒工作必须要做到禁贩、禁种、禁吸、禁制“四禁”一起抓，互相促进，整体作战。因此，1999年8月，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的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将禁毒工作方针由原来的“三禁（禁吸、禁贩、禁种）并举”调整为“四禁（禁吸、禁贩、禁种、禁制）并举”。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毒品犯罪采取的严格禁止、严厉打击的态度。这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形势，根据斗争实际的需要，采取的一项战略对策。当然，“四禁并举”并不是说就没有重点，实践中仍然要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有所侧重。
（二）堵源截流
“堵源截流”是中国禁贩的高度概括，是针对中国贩毒问题特点采取的有效措施。“源”指毒源即“金三角”、“金新月”等毒源地；“堵”就是堵住境外毒源地的毒品，不让其进入；“流”指过境；“截”就是将经过我境的毒流截断。目的是打得毒品不敢进来，过来的堵得住，不让毒品向国内其他地区泛滥，不让毒品过境危害国际社会。为此，我国西南、西北边境的云南、广西、新疆针对过境贩毒犯罪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边境一线的堵截查控，实践中形成了有效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把住边境一线，将毒品最大限度堵在境外。第二道防线是防止那些越过第一道线进入我境的毒品内流，扼守要道卡口。如云南省是通过严守“三江”——怒江、澜沧江、元江，严控“三路”——昆畹、昆洛、昆文主干公路这些必经之路、关键地段，防止毒品内流。第三道防线是通过强化通往邻省的交通要道口、公路、铁路、海路、车站、码头、机场的检查，控制通往外省区的出口。与边境贩毒犯罪相关的其他省区也都积极采取措施，重点地区海关严密布防，严格查缉，不断提高查获率，铁路公安机关加强重点路、段和站、车的控制，注意抓获贩毒犯罪分子。对零星贩毒也给予了重视，各地通过“打零包”，挖贩毒线索，遏制毒品消费市场。广东、福建、上海等东南沿海严密把住出口，公安机关积极开展侦察。
2000年9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西南边境地区“堵源截流”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加强西南地区“堵源截流”工作的总体思路：调整防线布局，完善查缉网络，加大工作力度，提高缉毒实效。会议提出要建立起涉及西南地区和有关省区的禁毒三条防线：地处“金三角”毒品渗透前沿的云南省为第一条防线，毗邻云南的广西、贵州、四川为第二条防线，位于毒品过境或内流通道的广东、福建、重庆、甘肃、宁夏、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市区为第三条防线。这种防线布局的调整，使“堵源截流”的面进一步扩大。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毗邻我国新疆境外的“金新月”毒源地和90年代前期独联体五国所处的中亚地区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对我国构成新的威胁，自1985年起新疆公安机关就与边防、海关积极配合，把切断“金新月”和独联体国家毒品的渗透渠道当做工作重点，严厉打击境外贩毒。
（三）严格执法
“严格执法”是指在法律范围内开展禁毒工作。这是中国政府在毒品问题上的一贯原则。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立法机关根据公约的精神，针对国内面临的毒品问题的严重情况，于1990年12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禁毒法规，为依法禁毒，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依法禁种毒品和禁吸、戒毒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该决定全面体现了禁种、禁贩、禁吸和禁制的方针，突出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为打击重点。《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对于有一般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人，可由公安部门予以拘留或罚款；吸食、注射毒品成瘾者，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复吸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在教养中强制戒除，把他们教育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达到法定数量的；对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对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分子；对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分子，依法重判。《关于禁毒的决定》强调，对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贩毒、制毒的，对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未成年人吸毒的，要从重处罚。这部法规的中心思想是对毒品违法犯罪实施严厉的打击。中国政府和执法机关认为对毒品犯罪实施严刑峻法，对于消除毒品的危害是极端重要的，对毒品犯罪规定了死刑是为了不让国家、民族、国际社会受害，必须对害人者施以严厉制裁。对吸毒者则体现了挽救教育的思想，依法强制戒毒是为了提供好的戒毒氛围和环境，有利于解决吸毒者的生理依赖、心理依赖。1997年，在《关于禁毒的决定》及其他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做了大量的修改。修改后的《刑法》在毒品犯罪问题上仍然坚持了禁种、禁贩、禁吸和禁制的方针，体现了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中国司法机关正在按照新的《刑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对于有毒品违法行为者依法予以制裁，及时、准确地打击毒品犯罪。此外，1995年1月，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还签署发布了《强制戒毒办法》，一些重点省、市、自治区也相继通过地方立法或政府发布行政法规，制定了关于禁毒的实施办法和具体规定。
（四）标本兼治
“标本兼治”就是在强调打击遏制毒品犯罪措施的同时，更多地重视和强调向广大群众开展广泛、深入的预防宣传教育，这是中国政府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社会治安问题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治理中国的毒品问题也同解决其他治安问题一样，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执法、司法等专门机关强化职能作用的同时，依靠政府中的各个部门和各人民团体，依靠群众性自治组织，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教育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打击犯罪，改造罪犯，挽救失足者，并积极地消除产生犯罪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提高全民族的反毒意识，自觉抵制毒品的侵害。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根除毒品来源，控制吸毒恶习的蔓延，是我国禁毒工作中的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战略任务。
总之，在我国的禁毒战略方针中，“四禁并举”表明的是中国政府对毒品问题采取的严格禁止、严厉打击的态度；“堵源截流”是针对中国毒品问题的特点提出的切实措施；“严格执法”是强调法律的作用，要求在禁吸、禁贩、禁种、禁制和“堵源截流”工作中严格依法办事；“标本兼治”，即是在采取包括“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等治标措施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禁毒工作的方针是从中国禁毒工作的实际出发制定的，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既考虑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又充分考虑了禁毒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立足长远斗争的要求，高度务实。这一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我国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上的客观要求，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体现，既考虑了同国际社会对付毒品问题的通行做法相接轨，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四禁并举”的方针是国际禁毒事业中的一个创造，她既是维护中国人民不受毒品侵害的政策保障，也是使国际社会少受毒品危害的良策。
三、加大禁毒宣传与教育力度——思想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