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的阴霾
在柏林的马恩广场附近，有一座数百平方米的单层建筑，宽敞的大厅里，仅有一尊由两人组成的深褐色铜像，名字叫《母亲与儿子》。一位年迈母亲坐在石礅上，怀里躺着在战争中牺牲的儿子。母亲的右手托腮，像是擦拭滚落下来的泪水；左手托着儿子的右手，表露出“老年丧子”的无限悲切和哀痛，表露出对战争的憎恨与无奈。雕像在告诉人们，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光给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使德国人民深受其害。饱尝过战争苦难的人，最懂得什么是残酷无情，恐怖毁灭，最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这座雕像的用意只有一个：渴望和平。表达了经历两次浩劫的人类渴望一个和平美好的新时代从此开始美好愿望。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时，刚刚经历的旷古浩劫的人们，期待着这次大战的结束能够为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为世界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政府纷纷顺应人民的强烈和平要求，采取措施保障战后的和平，因此，战后初期，同盟各国的关系总体是友好和睦的。经历了一百多年动荡不安的中国人，更是希望抗战的胜利能够为中国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维护国内和平，共同建设强大国家。
然而，现实的世界往往不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所能左右的，在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取得胜利的喜悦之中，国际间的明争暗斗已经为这胜利的喜悦抹上一丝阴影。中国在取得艰苦抗战的胜利后，人民的和平期待也因为蒋介石想处心积虑的消灭共产党的用心暗布阴霾。
早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前，美苏就已经预料到战后双方的对立。斯大林在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就说：“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
无论英美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都是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都与对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在自己军队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当地扶持有利于自己的政权，并为了扶持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政权而加紧夺取地盘。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使东欧诸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目标步步取得成功，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种实力决定地盘的坚定信念，他明确表示：“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1944年2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对其强烈的反苏态度深为不满。而英美坚决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力图使之成为战后波兰的合法政府，在英美支持下，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因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布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英美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发动华沙起义，并要求苏联予以支持，为苏联拒绝。为此，英美和苏联之间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
在英美和苏联围绕波兰问题激烈争执的前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1943年底和1944年初相继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联红军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后，积极扶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引起了英美等国的不安，他们主张保持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双方围绕这些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再次展开了激烈交锋。最后，就这些国家政权建立问题，根据苏联已经取得优势是现实，邱吉尔万般无奈的主动提议：在这些国家中，英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战后苏联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据此，双方于1944年10月9日商定：罗马尼亚苏联占90%；希腊，英美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苏联占75%；英美占25%。这就是所谓的“百分比协定”。英苏两国就这样为罗马尼亚、希腊等国人民决定了他们未来政府的命运，大国拿小国的利益做交易，就好像老太婆买菜一样讨价还价，最后确实不能一次交易，还来个百分比协定。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也是当时两大盟国之间矛盾斗争和妥协的产物。
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未平息，苏联和英美之间又因为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和伊朗石油租让权问题发生激烈争执。
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后，1945年9月11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再次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尤其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日、25日两度提出要求，坚决要求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有名无实的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加入顾问委员会在“顾”得上的时候去“问”一下。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
英美和苏联围绕战后利益划分产生的一系列对立和冲突，双方的国务家都明白这种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双方都已经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在日后决裂以后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大战胜利甫至，冷战的阴影已经若隐若现，双方的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就在国际局势阴云密布的时候，中国因为抗战而暂时达成的内部团结局面也开始布满重重阴霾。还在国共双方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就多次发动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多次进攻，制造了“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内部摩擦。蒋介石还借助伪军甚至是日军剿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都在西南、西北等大后方，为了阻止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投降，蒋介石不惜借助伪军和日军维持沦陷区“治安”，不允许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投降。为此，共产党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地进攻。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海运和空运，将处在大后方的军队投入各个沦陷区，加紧抢夺胜利果实，期间，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多次摩擦。
经历100多年动荡和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此时比谁都期望和平，在全国人民高涨的和平呼声压力下，1945年8月14日，即在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延安方面发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邀毛泽东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随后，他又在8月20日、23日接二连三地发电相邀，“和平诚意”一时显得“情真意切，急不可耐”。蒋介石满以为毛泽东没有胆量去重庆，从而可以在战后国内舆论中获得先声，暂时掌握了战后国共斗争的主动权。蒋介石在一边“盛情”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的时候，一边又密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出动一万七千余人，在尚未缴械投降的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的配合下，进攻八路军占领的山西长治地区，试图在军事上给共产党方面一点颜色看。因长治古称上党，这次战役称上党战役。为了把抗战胜利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仗打好，蒋介石每天与阎锡山通电话。可是，事与愿违。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军队奋起自卫，一连攻克长子、壶关、屯留、潞城四座县城，接着围攻长治。阎锡山急调25000人增援。刘邓部队一边继续围攻长治，一边将主力预伏在屯留与亭之间，于10月2日在预伏圈歼敌大部，并将参战日军打得落花流水。12日凌晨又将逃窜敌军聚歼于将军岭和桃川地区。长治一役，国民党第二战区损失35000多人，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和十名师级军官成了俘虏。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洞若观火。毛泽东料定国内和平呼声高涨，人民需要和平，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和周恩来、王若飞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临行前，毛泽东于8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六项紧急措施，受到全国人民的欢呼和全世界舆论的赞赏，变被动为主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第二天上午，国共双方会谈开始。会谈中，蒋介石发表“中国没有内战”的论断。毛泽东驳斥说这是欺人之谈，指出抗战八年，内战一直没有中断，要说没有内战，那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和平建国的具体方案，并由周恩来做了详尽的阐述，要求国民党方面逐条给以答复，凡属一致同意的事项，即记录在案，未获一致的事项，继续商谈。而蒋介石事先并无和谈诚意，对共产党提出的十一项《谈判要点》拒不接受，还拒绝中共关于解决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整编的方案，致使会谈陷于僵局。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代表和群众，在一次向文艺界人士演讲时，有人提问：“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能否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巧妙回答，“蒋先生蒋介石的蒋，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有人继续追问：“那毛……”不等那人说完，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代表极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毛泽东的绝妙解释，当场获得热烈鼓掌。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于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毛泽东从重庆飞返延安。《双十协定》的签署并没有消除笼罩在中国上空的内战阴霾，暂时的和平下面是内战的涔涔暗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