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重复着上班下班的节奏，坐下来时的放空会让我感到无助，我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人，美凤不行，运湘不行，能荣不行，父母也不行，人还是个独立的个体，强大这个词在成长中变得异常沉重，我的年纪不允许我谈将来，而现在不允许安逸，迷茫却成了常态，是传说中的亚健康吗？我看也就是这么回事。
实验室的模样我还是记不太清，一张黑色的大桌子，每每有人来检查都会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空荡荡的一片宛如心里的某个角落，微信上又传来许多招聘信息，新来的实验室主管开会时说了一句让人记忆犹新的话，“我从来不看朋友圈，因为一旦看了就觉得别人与自己的差距好像隔了一个世界，而别人的世界总是丰富多彩的，自己很容易会因此迷失。”休息室里的一个客服拿饭来叮时随便聊了起来，谈及运湘与两个同事28号辞职的事，说是三个人一起来的也要一起走，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坚持这么久，做完就刚好一年。我可能不用去翻看朋友圈便已迷失了方向，我想像不到一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若像运湘他们坚持一年，后面呢，继续拿着两千无的工资过活吗？怕是不现实的，可不坚持那这些天也是在浪费青春吗？走与不走恐怕没有一个很好的衡量点，美凤与春铃与我一般大，下班也常结伴而行，她们虽也抱怨两句但从无要离开的意思，我很怕自己的心，摇摆不定又骇人。
她，从第一天我便认得她，而一个月后我才真正留意到她。她和我一样个子小小，我可以从人群中一眼找到她，因为她的身材与众不同，我站在她身旁总觉亲切，某天下班，我因忘了带水瓶原路返回公司，碰见刚下班的她，主动打了声招呼，随后我们在地铁口相遇，她主动叫了我的名字。让我一下留意到她，后来的后来我得知她叫小李，她的身材没有给她带来一丝阴暗，反而在她身上多了几分阳光，这是我在实验室一个月以来见过的最亲切与阳光的人了，我惊讶的同时不自觉地被她吸引，她的头发卷卷的，手指短而粗，样子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但她的嘴角是上扬的，她总会对你笑，她的法令纹因为常笑的关系一点都不呆板，月儿似的弧度又使她平易近人了许多，我大概成不了这样的人，总能给予人笑容与阳光。
也许我身上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忧郁，父母似乎也被我影响了，他们的争吵越发激烈，我与弟弟在两种不同的争吵声中生存，装作若无其事，而心里却被某种刺耳的铁丝搅动着，当触及到临界线我想我会变得疯狂。拉回到现实，我面前依旧是一张黑色的桌子，桌子上有一台万分之一的分析天平，有刺鼻的油墨，有玻璃碰撞的响声，这是我二十二岁的人生，我自己选的人生。不过这人生不是我的全部，有的时候，时间正如老人所说是个好东西。屏靖不像是我刚认识的屏靖，她的眼睛不再是无光，她会对我笑。运湘也不是我刚认识的运湘，他除了耐心以外，他还有他的朋友，还有他爱的足球赛。剑龙不像是我刚认识的剑龙，他不知不觉中淡出了我的舞台，偶尔会突然出现客串一两个短暂角色。时间像个过滤器，许多的人与事都变得不像从前的模样，我把时间定义是含有某种主观意识的，其实其中唯一在说这些事的人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我便成了给予定义的人。
“师兄”这个词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消失，可这消失比我想像中的要快上一万倍，我戴着棉手套站在烘箱前，有些迟疑，那温度虽只调到80度可那热浪仍叫人不敢靠前，后脚跟明显感到异样，回过头来，看见运湘在身后，我竟说了句，“你要用吗？”语气平和，他回了一句，“你先吧。”我没有想过我会用“你”来称呼运湘，以前，我总爱叫我面前这个男生“师兄”，也好像只叫他，“师兄”。也许我变得冷漠了，以至于我的话被封存起来。
我想变得善意些。看见剑龙拿了试管来，便多问了句，“剑龙，那烘箱我昨天调了80度了，你看看试管有没有水。”“没有啊。”起初剑龙拿起两支试管在白炽灯下看了看，并无异样，可仅仅只是两秒钟他便说，“哇，下面全都是水。”我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跟在他身后，一起走到烘箱前，“把我那个拿出来吧，把温度调回125度，我的油墨还未烘干就从烘箱里拿出来了，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是担心那试管若是急用的可怎么办。剑龙与我一同回到称量室，把试管没干的事诉了春铃，他们是一个组的，理应告知一声，可分健明冷不丁地插了一句，“实验在进行是不能立刻调温度的，我停下了手头工作，“我已经把油墨拿出来了。”我急切地插了一句，“做好了吗？”我摇了摇头，“当然是实验优先，为什么要先拿出来。”剑龙叹了一声气，扬长而去，我也跟了过去，“你也太善良了吧，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善良的。”我突然觉得善良这个词安在我身上成了一种刺耳且让人刺痛的锤子，一声一声地敲击着我，善良与傻的区别于我便得到了很好的注解，我完美地演绎了傻的全过程。
下班后，我背着善良这个词回家，它像一个******一样挥之不去，走进地铁，像往常一样随着人群在一号线与五号线间穿梭，地铁开门时，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和一个男人推着婴儿车与我一同进这列车，我被挤到了一个男生的咯吱窝下，很是尴尬，但我总习惯性的装作若无其事，当列车再次打开，我小心说了声“请借一借”，从两个男人的缝隙中穿过，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门口准备响警铃，门外的人还未等我出去便又涌了进来，一位穿着工作服的地铁人员大声说了一句，“是不是出来的啊，让一让，让一让。”这我才从人群一跃而出，我头也不回地住前增，我的泪水莫明夺眶而出，我觉得自己很弱小，如果有一个男生站在我身边保护我就好，这个突然的想法很快被我自己否定，不行不行，因为我不愿意让喜欢我的人看见我的弱小，这样我会更伤心，于是那泪水浸湿睫毛，我会一只手摸着额头，极力掩饰与抑制。距离回家学有十分钟的路程，十分钟，足以让伤心平复，弱小的成长其中一点是开始不诉说自己莫名的伤心。回到家，父母的争吵与我莫名的伤心也已告一段落了，但母亲的脚仍未消肿，好像预示着某种事情仍未消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