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重要性在于这里是帝国的首都、国王的官邸及其宫廷所在地，并且大型交易也在这里进行，这就不奇怪罗斯柴尔德家族要在这片奥地利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分支。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奥地利国事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也纳他们通常来往于社会的最高阶层，不仅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很多都在政府中身担要职。犹太人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大的决策权和主导权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因为这个国家和朝廷的财务总是处于十分尴尬和困惑的境地，他们对犹太人的金钱是那么热切地急需。除了这个特权阶层的财富外，还有必不可少的就是乐于助人的犹太人持续不断地帮助，借入和借出已是议事之列了。即使是在费迪南德二世统治期间，犹太人也与皇室往来密切，虽然那时他们必须要缴纳民税，被迫戴尖帽子、在左臂上缝一块黄色碎布，好在基督教徒中能被立刻辨认出来。他们甚至不允许住在自己心仪的地方，而是从基督徒中分离出来，强迫定居在城市一个特定的叫利奥博德斯沃斯塔特的（Leopoldsvorstadt）地方。尽管如此，犹太人却被逐渐接受，因为对于宫廷来说，他们虽然不是不可缺少的，但绝对是很能派上用场的。他们同样享有相当多的特权，并受政府的直接保护。他们懂得如何从正邪两道积聚财富，正如法兰克福《公关》（Relationen）杂志在1667年写到的那样：“赫谢尔·梅耶（Hirschel Mayer）被指证在23年的时间内一直欺瞒国王总数不少于220万的荷兰盾，和他一同的还有他的同族兄弟们。”他在维也纳被判终身流放，并处以7万荷兰盾的罚款。1670年，犹太人和维也纳的学生们发生了一场冲突，之后演变成暴动和聚众闹事，这使得犹太人被驱逐并被迫离开尤登斯塔特（Judenstadt），也就是今天的利奥博德斯沃斯塔特，而他们的犹太教会堂也被改为了天主教堂。但是不久之后，议会主席冯·辛森多夫（Von Sinzendorf）准许他们搬回原来的家园。所有朝廷的金融业务都交给“宫廷代理人”（Court-Factor）赛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处理，而这个特权也给他带来了来自整个商界的仇恨。嫉妒的情绪在1700年发泄了出来，1706年又一次，引起了猛烈的骚动，在这两次里，赛缪尔的家被袭击洗劫，现金和值钱的物品被盗，信件和账本被撕成碎片。这个富有的犹太人和他的家人现在都遇到麻烦了。尽管他的银行在两次暴动期间运作困难、逼近破产，但他和宫廷的利益关系仍和往常一样。但是，到了1706年，由于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中与意大利签订合同、提供军需，他的事业又开始复苏了。
1783年，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做了一件令基督徒世界震惊的事，他册封了第一个犹太人拜仁，就是银行家约瑟夫·迈克尔·阿斯汀（Joseph Michael Arnstein），他的妻子范妮·伊特姿（Fanny Itzig）来自柏林，是国王跟前的红人。在维也纳议会期间，货币市场的最高统治家族阿斯汀和伊斯克勒斯（Eskeles）在所有当时举行的欢宴和庆祝会上大出风头。两位金融家的妻子都是来自柏林，是弗雷德里克大帝在位期间著名的犹太银行大亨伊特姿的女儿。不仅是过去，包括在议会散会后，奥地利政府都和这两家银行有着商务往来，同时还有其他几家银行。
然而，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维也纳建立了家族贸易之后，联合那些已在法兰克福和伦敦的家族银行，迅速利用自己巨额的财富和盛大的招待会让其他的竞争者都黯然失色。拜仁·所罗门·罗斯柴尔德（Baron Salomon von Rothschild）不断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和利用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新的机构，使奥地利金融货币市场王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奥地利帝国由许多同盟和各个王国和省份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和国家的同盟体之一。在尊贵的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君主的统治下，奥地利帝国的重要地位和权势在各方不断扩大；它的税收和税款连年增长；它的财政前景一片大好。它的大多贷款都是通过法兰克福著名的博斯曼兄弟银行获得的，这些多是由荷兰银行家霍普（Hope）和格尔（Goll）处理安排。奥地利的债券很受公众拥护，大体上来说卖得很好。只有当奥地利的政治天气乌云密布时，或是由于疲乏的财政政策而导致外国银行家族都纷纷撤资时，维也纳的弗莱斯和Co.（Fries & Co.），阿斯汀和伊斯克勒斯（Arnstein & Eskeles），格姆勒和Co.（Geymuller & Co.）以及斯坦纳和Co.（Steiner & Co.）银行才出来援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奥地利对抗拿破仑时，位于奥地利的那四大银行的代理和政府签订一系列贷款合约，但是达成的协议却远不如之前令人满意。随着奥地利帝国在长久地对抗野心勃勃的法国时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帝国的信用额度也大幅下降，于是以上所述的四大银行联盟同意减低1809年利率为5%贷款的40%，为保障自己的利益，损失的部分由奥地利领土作为抵押。由于在参加各种政府的贷款合作中已积聚了百万的财富，加上在奥格斯堡（Augsburg）签订的数额巨大、利润丰厚的商务条约，斯坦纳和Co.银行已经相当心满意足了，随后从联盟银行中撤资。作为联盟的首领，一个谨慎精明的商人，斯坦纳没预料到在他死后数年里，他给继承人遗留的几百万不是不知去向，就是被挥霍一空。
斯坦纳和Co.银行走后，他们在银行联盟里留下的空缺现在被罗斯柴尔德银行所替代，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带来的政府贷款新计划。这个计划所采纳的是博彩策略，一时间在公众中迅速风靡。因为年度计划构成了这项创新的主体框架，贷款债券很快就被认购一空。结果是这个计划下的贷款被不断地更新。看到了利润必涨无疑，证券投机不断发展，订约人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拿破仑政权颠覆之后，罗斯柴尔德根据原则一反常态，反对他们迄今一直所做的方式。他们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与原来所做的来个180°大转弯，也就是，原先想方设法地要政府债券贬值，而现在却努力抬高它们的市值。价格逐渐稳步上升，所以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利率为5%的以40%损失发行的债券，现在已从106点涨到了109点。两次价格的差异对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实现他们的运作目标而言一点也不是损失。而对于与政府贷款相合作的弗莱斯和Co.银行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作为公司总裁的独生子，弗莱斯伯爵集成了大约600万或800万的荷兰盾，并且每年他的商业账单中都会有十万的进账，然而在1824年他却被迫离开宫廷和维也纳，飞往巴黎，并于不久之后在那去世。由于这个不幸的大灾难，现在联盟银行只剩下了格姆勒、阿斯汀和伊斯克勒斯，以及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后不久，他们同意维也纳的百万富翁、银行家拜仁·西蒙·乔治·西纳（Baron Simon George Sina）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四大银行继续和政府进行着经常的、数目庞大的贷款合作，否则政府就要被迫向民众要钱。格姆勒两兄弟，也是银行的创始人，现在已经退休并靠他们赚取的财富尽享天年。在他们推出之后，银行唯一的领导人是他们的侄子法尔科纳（Falkner），法尔科纳随后继承了格姆勒姓氏，是两兄弟一手带大的并认养为儿子。他拥有一百万泰勒的资产，然而却很快耗尽了，之后于一夜之间远走高飞，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要去的目的地的线索。1843年2月12日，在银行受挫19个月后，发出并公布了逮捕逃亡者的逮捕状，罪名是盗用公款。有同样命运的还有斯坦纳的继承人，思奇科（Schickh）兄弟，被通告、逮捕并送上法庭。一时之间，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危机重重，根基也岌岌可危。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固若金汤，并从他们成功的商业订单中赚取了额外的权势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