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事英国政府立刻向日本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且展开外交交涉。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亲自前往医院看望许阁森，并代表日本政府向许阁森和英国政府道歉。然而谈到大使被袭原因时，他狡辩称许阁森专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日本飞行员在无法辨识的情况下，才误打了这辆车。国内外各大报社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社会各界也对这件事的内幕猜测不断。
英国大使遇袭的消息把蒋介石吓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确定日军飞机袭击英国大使专车的原因，并不是日方外交文件中说的“无法辨清”所导致的误伤，而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只不过他们袭击的目标并不是英国大使，而是本应与许阁森同行的自己。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与南京毗邻的上海战事吃紧。为鼓舞嫡系部队的士气，进一步树立抗日领袖的形象，蒋介石决定前往上海前线进行视察。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一致反对。因为随着战事一再扩大，具有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空军早已牢牢掌握了宁沪之间的铁路、公路及长江航道的制空权。这个时候，哪里能够保证蒋介石可以平安抵达上海前线，身为政府元首，怎么能做如此冒险的事情？
8月25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再次提出要去前线视察。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认为有一个人可让蒋介石平安到达上海，这个人就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白崇禧知道，许阁森此时刚好要从南京赶往上海，去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假如蒋介石秘密搭乘英国大使的车去上海，安全一定可以得到保障。因为现在的英国持中立态度，而许阁森大使的车子插有英国国旗，有明显的英国标志，日军必定不敢轻举妄动。
白崇禧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诸位的一致同意。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战争局势下，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案。随后他让白崇禧通知许阁森，并要求对方对此事严加保密。
但蒋介石在会议结束后又反悔了，理由是：堂堂一国元首在自己的国家出行，居然要靠外国人的车辆来保护自己，此事如果传扬出去，确实有些脸上无光。想到这些，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跟以往一样坐自己的车出行。不过，蒋介石留了一个心眼，他更改了出发时间，将原计划中白天的行程改在了晚上。
就这样，蒋介石顺利地到达了上海。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意外的临时决定，居然避开了那场惊天大刺杀。他更加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要炸死自己，宁可冒得罪英国的风险。
在蒋介石暗自庆幸的同时，也认识到日本人的可怕。他确定这是日军事先筹备好的计划，但却找不到可疑之处。这时，一件发生在20多天前的事情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续占领了平津以及华北地区，兵临长江以南的上海和南京。在看到日军的最新动向后，蒋介石采取行动，密令海军马上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然后在吴淞口到江阴要塞之间的水面上布下3条水雷防线，迫使停泊在江阴上游至汉口的日军的70余艘战舰、3 0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装甲部队、炮兵部队缴械投降。
然而就在海军接到密令并准备按令执行时，日军战舰迅速从封锁区开往黄浦江水域，对上海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一举扭转了战局。国民党当局立刻意识到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已经泄密，于是在内部要员中展开了深入调查。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考虑后，蒋介石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并非巧合，日军已经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报和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蒋介石就此断定，自己的身旁潜伏着日本特务。为了挖出这个祸根，蒋介石命令戴笠和徐恩曾对这两件事加以彻查。
1937年9月初，蒋介石指示南京中央军校照常举办“总理纪念周”，要求中央军校、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中央党政军各部长官都必须参加，并打算亲自前往会场做重要讲话。
会议当天，南京城内的军警宪特实行全面戒严。正当大家翘首等待蒋介石莅临现场之时，两名可疑男子趁机混入了军校，在卫兵的盘查下，旋即乘车逃出会场。这两名男子会不会是日本特务？他们为何要潜入军校？是不是要对蒋介石再次痛下杀手？
江阴要塞计划泄密、英国大使车辆遇袭和中央军校大会出现神秘身影，大案接二连三发生，蒋介石由此断定日本特务已渗透到国民政府高层，他们每次拿到的都是第一手情报，并且能够通过严密的检查进入会场。
不管是涉及军事战略的最高机密，还是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的决定，都无一遗漏地落在日本人的手中。蒋介石愈加惶恐不安起来。为此他在联合破案的会议上大发雷霆，要求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
谷正伦接到命令后，深感压力巨大：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潜伏的日本间谍从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中挖出来，谈何容易。经过再三思索，他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那就是从与日本方面来往密切的中国人身上查起。最后，他从一份出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人员名单上，找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的名字。经调查发现，黄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交往频繁，但是在江阴要塞计划泄密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黄浚便很少再同须磨见面。
此时，南京中央军校案件也取得了进展，当天活动中两名可疑者正是乘坐黄浚的汽车潜入会场的。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黄浚，谷正伦立刻将这些线索报告给了蒋介石。
黄浚，字哲维，号秋岳，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世家。1916年，黄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结识了一些日本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回国后，他得到汪精卫的信任，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的职务，这层身份为他接触国民党高层核心机密创造了机会。
黄浚走向卖国的道路，还与一个日本女人有关，她就是有着“帝国之花”之称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1909年在中国上海出生，其父是日本“黑龙会”重要成员，常年在中国活动的著名间谍南造次太郎。1922年，自幼在中国读书的南造云子被送回日本，在神户的一所特工学校接受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培训。1926年，17岁的南造云子被派往中国大连，就此踏上了间谍之路。
1929年，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潜入汤山温泉招待所从事服务员的工作。这个招待所距南京约30公里，是一处极佳的休闲之地，很多国民党军政大员常来这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南造云子来此，正是为了打探国民党的军事机密。
黄浚就是在这里被南造云子发展为日本间谍的。这个经常到汤山温泉招待所消遣的好色之徒，第一次见面就被南造云子迷住了。双方各有所取，很快便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
黄浚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扩大他的间谍网络，先是发展了他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黄晟，后来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和海军部等机构的成员纷纷拉下水。如此一来，国民政府很多重大的军事机密都被日特机关窃取。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造云子从黄浚处获知蒋介石围歼长江日舰的军事部署后，没有按照程序向上级特务机关报告，而是直接报告给了日本东京总部。就这样，日舰快速驶离了封锁区域。
8月25日，黄浚把蒋介石次日乘许阁森专车前往上海的消息透露给南造云子，日方得此消息后，企图炸死蒋介石。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临时更改行程，刺杀阴谋因此未能得逞。
但是，日军刺杀蒋介石的活动很快再次展开。日本人通过黄浚探知，蒋介石即将参加南京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特地安排了两名特工前去刺杀。为了顺利进入会场，他们乘坐黄浚的车辆，却把黄浚暴露了出来。
南京特警二队通过缜密调查，确认了黄浚勾结日谍南造云子和泄露中国军队军事机密的行为。蒋介石对此事大为光火，他无法相信得到自己重用的黄浚，竟然是潜伏在身边的日本特务。他也进一步断定国民政府的要员里面，被日军策反的绝不止黄浚一人。
为了把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日本特务一网打尽，富有侦察经验的军统侦察员李荣芳与助手钟高玉开始全面控制黄浚的住宅。李钟二人接到命令后，日夜监视黄浚公馆好多天，却没有发现黄浚有任何反常举动。
细心的侦察人员开始跟踪黄浚的汽车司机，不久就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司机每次外出，都会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兜上几圈，然后去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而同一时间，日本领事馆的河本明夫也会出现在这里。
根据这些反常的线索，侦察人员随即控制了这家咖啡馆，期待着可以有所收获。三天后，在黄浚的司机与日特再次碰面之时，他被潜伏在咖啡馆里的特工人员当场抓获。在黄浚司机的包里，搜出了大量的军事资料，其中包括国民党精锐陆军师调防上海、苏州和杭州一带的重要军事情报，以及一张南京下关要塞的地形图。而这些资料上均有黄浚的笔迹，这也是黄浚勾结日特、泄露国家机密的确凿证据。9月中旬，军统展开抓捕行动，将南造云子、黄氏父子等全部缉拿归案。
在审讯中，南造云子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承认自己利用黄氏父子等人开展特务活动，并密谋刺杀蒋介石。黄氏父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卖国行为。至此，蒋介石多次遭遇刺杀和国民党内部机密一次次泄露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
半个月后，蒋介石下达了对黄氏父子执行死刑的命令，却对南造云子网开一面，判其无期徒刑，关进老虎桥中央监狱。黄浚的背叛给国民党当局敲响了警钟，为避免第二个黄浚出现，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高级要员的核查和监控。
不久，南造云子神秘失踪。原来，利欲熏心的狱卒在南造云子的色诱和金钱收买下，协助她逃出了监狱。
戴笠听说南造云子越狱的消息后，立即下令成立刺杀南造云子的行动小组。行动小组从南京一路追杀到上海，听到风声的南造云子躲进租界，特工们只好无功而返。
直到1942年4月的一个夜晚，单独外出的南造云子被军统特工发现并击毙，这朵“帝国之花”才就此凋谢。
扑朔迷离的刺唐案
唐绍仪的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谜，赞成者认为唐跟日军暧昧不清，并称赞军统惩治汉奸、大义灭亲的举动；反对者则认为唐勾结日军的证据不足，他不过是一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直至今日，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学者们还在为此争论不休。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而中国也认识到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双方之间的战争逐步升级，双方不仅在前线战场上展开较量，还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明争暗斗，这就是谍战战场。
日本方面的计划是策反国民党中有影响力的高层要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而蒋介石不甘心被日军的这些小动作所牵制，命令戴笠对那些跟日本间谍勾结的党内大员通通格杀勿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役”中，中日双方的特工们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1938年夏天，日本头号间谍、“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在上海成立了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又称“竹机关”），主要任务是拉拢国民党要员，建立反蒋亲日的伪政权。竹机关最大的活动是“南唐北吴计划”，“南唐”指的就是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北吴”则是指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日本军方筹划建立的伪政权准备拉拢唐吴二人分别管理政事和军事，利用他们在中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蛊惑中国人放弃抵抗，形成对抗国民政府的势力。此后，土原肥贤二开始频频接触唐绍仪和吴佩孚。
土原肥之所以这么重视唐绍仪，一方面是因为唐绍仪曾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在国民党内资历颇深，政治影响力甚大；另一方面，唐曾参加西南军阀发起的倒蒋运动而被蒋介石记恨于心，始终不得重用。土原肥利用唐绍仪的怀才不遇趁虚而入，多次派出人员联络唐绍仪。1938年9月，土肥原曾经两次登门拜访，敦促唐尽快下决心，以主持伪政府的筹备工作。
在土原肥的一再催促下，唐绍仪派他的女婿岑德广为代表，与日本特务展开谈判。而就是这次谈判，让蒋介石最终下决心对之痛下杀手，向戴笠下达了暗杀令。随后，戴笠的“铁血铲奸队”开始行动。
蒋介石之所以急着要杀唐绍仪，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断寻找与日本和谈的机会。当然，这种高度机密的活动，只有少数国民党高层参与，外界是无从知晓的。唐绍仪作为国民党元老，对此略知一二。
1937年10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希特勒的指示下，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当时蒋介石派出的中方代表便是唐绍仪。如果现在唐绍仪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成立伪中央政权，极有可能会把蒋介石同日本人和谈的证据曝光。这样的话，蒋介石的位置就不再稳固。蒋介石由此认为，于国于己，都应该除去这个隐患。
但是唐绍仪住在法租界里，暗杀人员无法携带武器进入，而且唐家保镖和仆役众多，如果行动时动静太大的话，还会招来法国巡捕。那么，如何刺杀处于层层保护下的唐绍仪呢？
负责这次暗杀行动的是军统上海站副站长、行动大队长赵理君，他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手段毒辣，绰号“追命太岁”。一个偶然的机会，赵理君从唐绍仪的亲戚处探知他有收藏古董的喜好，在这位亲戚的帮助下，他终于有了跟唐正面接触的机会。
在进入唐府之前，赵理君让手下把车停在大门外，不要熄火，以便随时逃走。赵走进客厅，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把桌上的火柴装进衣兜。唐绍仪让仆人给赵理君点烟的时候，发现没火柴，便让仆人去找。这时，客厅里除了军统的人以外，就只剩下唐绍仪一人。
趁唐绍仪仔细检查古董花瓶时，赵理君假装与唐一同鉴别，顺势取出事先准备的一柄锋利的短斧，对准唐的后颈砍了下去。唐绍仪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就当场死掉了。之后，赵理君从容地走出客厅，还煞有介事地回头冲屋里喊：“不送不送，我下次再来。”守候在唐府客厅外的仆人，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这样，赵理君顺利走出唐府，乘车逃走。等到仆人发现唐绍仪被杀时，军统特工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唐绍仪被暗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上海滩甚至全国都一片惊愕。尽管刺杀唐绍仪的行动异常顺利，但蒋介石的处境却并未得到改善。民间舆论和党内人士纷纷提出质疑，一时间朝野内外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唐被日本人暗杀，也有人认为是蒋介石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