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被暗杀的当天，军统安排情报人员打电话到报社，指使报社次日发表唐绍仪被日军暗杀的社论。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发表了致哀唁电：“惊悉少川先生为奸人所害，不幸逝世，殊感震惊，特电慰问，尚祈节哀。”
10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用5 000元，将其生平事迹交付国史馆，撰写出《唐绍仪传》，以表示政府对这位功勋元老的敬重。
国民政府做了这些粉饰太平的工作之后，似乎撇清了刺唐案件与自己的关系，更让案情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不久，参与暗杀活动的几位特工纷纷离奇身亡，直接执行人赵理君也在1942年被蒋介石处死，这更是引起了外界的不断猜测。
唐绍仪的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谜，赞成者认为唐跟日军暧昧不清，并称赞军统惩治汉奸的举动；反对者则认为唐勾结日军的证据不足，他不过是一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直到今天，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学者们还在争论不止。
唐绍仪的小女儿唐宝榕，在一篇文章中为父亲喊冤：当年唐绍仪之所以把家人送至香港，孤身一人留在上海，是因为蒋介石吩咐他留在上海，打探日军要求和谈的条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与日本特务会面。唐宝榕还出示了一个有力证据——孔祥熙亲笔函的复印件。
唐绍仪的其他亲属证明了土肥原贤二与唐绍仪见面之事完全是岑德广在里面捣鬼。岑勾结大汉奸殷汝耕，企图拉唐绍仪下水，遭到唐的当面斥责。事实真相如今仍未水落石出，但唐绍仪被杀后，土原肥贤二的“南唐计划”也随之流产，客观上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持续，这也让内部意见不一的国民党坚定地偏向了主战派。
干净利落的刺陈案
陈箓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出，日伪汉奸政府的大员们终日惶恐不安，生怕这个“中国青年铁血军”哪天找到自己的门上。而对于大多数的上海市民来说，这份新年贺礼真是大快人心。
刺唐案的尘埃尚未落定，又发生了另外一件震动上海滩的大事。
1939年2月18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除夕。已经成为沦陷区的大上海，要比往年冷清许多，看不出一丝喜庆的色彩。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行人三三两两，神色哀戚。
突然，几辆小车飞驰而来，在668弄25号的三层小洋楼门前停下。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们身上穿着同样的驼毛大衣，头上顶着同样的毡帽，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区分。
其中一位神秘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小洋楼，换了一身黑色暗花长袍，得意地捋着下巴的胡须，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陈箓，1913至1928年间，先后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外交部次长和驻法国全权公使等职。其中，他在驻法使节任上任职长达8年，创造了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的最长纪录，并获得了“法国通”的美誉。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以华制华”策略的引诱下，陈箓出任“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
由于陈箓的显赫身份和政治影响力，他的卖国行为影响颇坏。为了避免他的行为影响更多的不坚定分子，军统局下决心要铲除这颗毒瘤，遂将这一任务交到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人称“超级杀手“的刘戈青的手上。
1939年2月中旬，刘戈青从安插在南京汪伪政权中的内线处得知陈箓即将返回上海过年的消息，他立刻在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东昌旅馆召开紧急会议，跟手下人策划刺杀行动的具体方案。
2月18日下午4点，刘戈青收到情报，确定陈箓已经到家，他立刻邀请自己的好友、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的刘海山前来商议。
巡捕房的消息极为灵通，跟陈箓家保镖关系也处得不错，刘戈青想通过这层关系，弄到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刘海山得知刺杀计划后，强烈要求加入这次行动，还把陈箓家的地形和房间情形统统告诉了他。
经过一番考虑，刘戈青和刘海山决定将刺杀时间定在傍晚六七点钟，此时仆役们忙着准备晚餐，出来进去都很频繁，这个时候进行暗杀不会引人注意。他们还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先把门卫解决掉，接着经厨房进入客厅，用绳子或刀杀死陈箓，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开枪，否则惊动了左邻右舍难以脱身。筹划好这些后，刘戈青通知手下，次日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
2月19日18时，天上下起了雨。由于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到陈箓家拜年串门的人非常多。刘戈青带着手下潜入一家酒吧，等待刺杀机会的到来。一个小时后，雨越下越大，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刘戈青一行走到愚园路668弄，兵分两路直扑25号大门。两名特工卸下了值班保镖的武装，扮成警卫站在门口。其余人一拥而上，闯进了厨房。
厨房里正在干活的仆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看到突然闯进几个身披雨衣、手持武器的人，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刘戈青布置几名特工留在厨房，切断陈箓的退路，自己则带着一名手下冲进客厅。
19点15分左右，陈家客厅里灯火辉煌，餐桌上菜肴丰盛。此时陈箓正跟前来拜年的朋友聊天，突然看到两名“门卫”闯了进来，陈正准备开口训斥，没想到对方抬手就是一枪。陈箓愕然之下，慌忙躲到客厅的沙发后面。
这两名“门卫”正是刘戈青和他的手下假扮的。刘本来不打算用枪，看到手下已经开枪，只好大踏步冲到陈箓面前，朝其头部连开数枪。随后，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条，扔在陈的尸体上面，纸条上写着“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除灭奸贼，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落款是“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箓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出，日伪汉奸政府的大员们终日惶惶不安，生怕这个“中国青年铁血军”哪天会找到自己的门上。而对于大多数的上海市民来说，这份新年贺礼真是太好了。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沪上毙一大汉奸，陈逆箓被刺身死”的特大新闻。这次刺杀行动干净利落，成为军统在八年抗战中最为经典的刺杀案之一。事后警察查遍现场也找不到任何线索，而这些刺客早已离开上海，正在赶往香港领赏的路上。
策反“皇协军”
日军之所以大肆宣传李福和，是为了以他的“皇协军”第1军为样板，打造更多的“皇协军”。蒋介石意识到这一点，认为问题相当严峻，于是向戴笠下达制裁李福和的命令。
虽然日军最终取得了淞沪会战的胜利，但他们速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也就此破产。日本大本营万万没有想到，一盘散沙似的“东亚病夫”在外族侵略面前，能够迅速凝聚起来。为了应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在日军“以华制华”策略的大背景下，一支叫做“皇协军”的汉奸部队应运而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占领了大片的中国土地。如何保护这些掠夺来的果实，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前线战事需要兵力，防守沦陷区的城市也需要兵力，随着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日军兵力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为了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标，日军将投降过来的中国军队加以整编，导演了一出“皇协军”的闹剧。顾名思义，“皇协军”就是协助“皇军”的部队，这支部队跟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一样，都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但是就其性质和意义而言，二者又有不同，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于汪伪政权；“皇协军”与“中国政府”无关，直接效忠于日本天皇。
“皇协军”的策划与组织和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本名爱新觉罗·显玗的传奇女子，是位地地道道的满清皇族，她的父亲就是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6岁的时候，被日本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从此有了这个日本名字。在川岛浪速的蓄意培养下，川岛芳子成为一名日本间谍，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等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川岛芳子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她无论何时何地总能色诱中国军人为她卖命。
为早日完成“皇协军”计划，日本特务先后网罗了一批走私毒品的小贩和地痞流氓，后来却发现这些人毫无用处可言，难以完成“皇协军”的“使命”。于是日本特务调转方向，开始从国民党现役将领中寻找可以培养的人物，李福和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川岛芳子的视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接触，川岛芳子认为李福和是“皇协军”军长的首选人物，并对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引诱和招揽。
李福和，河北省丰宁县人，曾担任东北军第5骑兵师师长。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他率部不战而退，以致整个战役的全线溃败和张学良的引咎辞职。此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被无视，渐渐淡出高层视野。但李福和野心勃勃，暗地里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寻找机会试图东山再起。1937年9月，李福和得到第一战区第三游击纵队的番号并被任命为司令。同年底，李部进入林县，奉命担任县城至横水、科泉（安阳县西陲古镇）防务，与日军在水冶防线对峙。他看到日军在中国攻势如潮，便抱定“中国必亡”的悲观情绪，决心投降日本，卖国求荣。
1938年，在川岛芳子的穿针引线下，李福和同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会面，并达成一系列私下交易。李正式投降日本，被任命为“皇协军”第1军军长。他也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公开投敌的国民党军队现役高级军官。
为了避免李福和出尔反尔、左右摇摆，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把他送到日本接受奴化思想培训，一方面向他灌输“大和魂”和“武士道”等精神，企图把他训练成为一个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模板；另一方面，日本各大报刊全力宣传，将其视为“反共联日”的楷模，吹捧他为“亚洲的反共英雄”和“东方的佛朗哥”。李福和自从找到了日本这座靠山后，便更加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日本人之所以大肆宣传李福和，是为了以他的“皇协军”第1军为样板，打造出更多的死忠“皇协军”。蒋介石意识到这一点，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于是向戴笠下达制裁李福和的命令。
戴笠接到命令后，把制裁“皇协军”的任务马上交给了安阳情报组和安插在新5军内的特务人员，要求他们协力合作扼杀第1军。安阳情报组立刻展开行动，仔细调查了“皇协军”高层领导成员，并发现几名不甘忍受日本奴役的将领， 其中包括“皇协军”副军长徐靖远和第1师师长黄宇宙。徐黄二人帮助军统在这支部队的各个重要部门均安插了特工，并答应弃暗投明，归顺政府。经过3个月的准备，他们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机会。
1938年8月6日，李福和在向日军索取不少先进装备后，从北平返回彰德驻地。李对此次“国际活动”十分满意，趾高气扬地带着日军华北派遣军高级参谋长等数十人，前往彰德校阅点验。事先得知消息的徐靖远和黄宇宙等人，计划在点验时发起刺杀行动。
次日晨，李福和同日军特派员乘车抵达彰德西曲沟村，看到所部官兵前来迎接，于是下车步行阅兵。黄宇宙策马在前领路，并示意号兵齐吹三番迎接号。待号兵吹至第二番时，黄宇宙举起左手，发出刺杀行动开始的暗号。潜伏在迎接队伍中的军统特工们，按计划一起涌上前来，当场击毙了李福和及其随从，并消灭了日军军官16人，俘虏32人，随后发出“起义反正”的全国通电。事后，经军委会批准，参与反正的官兵全部得到嘉奖。 毛泽东也对这次起义做出高度评价：“黄宇宙一个人顶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消灭这么多日伪高级将领。”
军统成功策反了“皇协军”第1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维护了抗战统一阵线。日军利用中国人组织效忠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一幻想最终破灭了。
策反周佛海
根据眼线密报，王安之发现周佛海虽然在官场上权势极大，却长期为一个困扰而苦恼：周想把远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担心重庆方面察觉后提前动手。
1943年3 月中旬，有一个人找到军统局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位于重庆枣子岚娅的“漱庐”，自称是奉命潜入南京汪伪政府的特工程克祥，说有公事向军统负责人汇报。军统方面特地核实了程克祥的身份，他果然是南京失守前潜伏下来的军统情报员，并且一度在汪伪政府出任要职。1941年，他被76号伪特工总部发现真实身份并遭逮捕，就此和军统失去联系。程突然在这个时候现身，难免让人生疑。军统驻在重庆的上海实验区区长王安之跟他会面之后，终于解开了这个疑惑：原来，程克祥是受周佛海的委派前来重庆的。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先是投降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后又叛蒋投日，出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税警总团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2年2月，王安之收到策反周佛海的命令后，就在周身边安插下眼线。根据眼线密报，王安之发现周佛海虽然在官场上权势极大，却长期为一个困扰而苦恼，那就是，周想把远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担心重庆方面察觉后提前动手。
收到王安之的汇报后，戴笠迅速派人前往湘潭和沅陵等地，先后找到周的母亲和岳父，将他们送到贵州息烽的军统看守所关押起来。随后，戴笠命人以周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下劝降信，经周母同意后，派人送到周佛海手中。这封信里还特别交代周佛海，收到信的3天内将回信送往指定地点。但是过了许久，周佛海方面都没有任何回应，这使得军统方面大为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