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克利夫学院上一年级时，我把作文收集在一起便有了《少女时代》。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会写一篇。起初，我只是简单地整理并没有出版的计划。突然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来访，告诉我说：“本社社长希望将你的传记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我们杂志上，请多提供帮助。”
开始我以功课忙为由婉言拒绝，但他却说：“你不是在作文课上已经写了很多吗？”这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些事情连编辑都知道。
“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他带有几分得意地笑着说。之后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修改下就可以变成杂志所需要的稿子了，很容易。
于是，我便答应了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字。
其实，在当时3000美元足以诱惑我。但是我忘记了，那份稿子事实上只完成了一半，至于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困扰我都没有考虑。
在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了，在沾沾自喜中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越往后越麻烦。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况且我不是专业的作家，又不懂得如何加工现有的资料变成杂志社需要的文字，甚至对于稿子的截稿日期重要性也毫无概念。在当时，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行人。
当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6 页与第7 页的关系还没有交代清楚，请立刻回电予以解释”等等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幸运的是，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他房东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拥有骑士精神，待人和蔼可亲。如果有事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我就这样结识了梅西先生。他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在当时，我对这一切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的印象，从交往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蕾诺亚所说的，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非常热心。
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看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对我来说，当时他既是我的好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一位智多星，总能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使招。如果我现在写的这部分文字水准不如当年，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我没有得到梅西先生的帮助。
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没有盲文书可读和时间不敷分配的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课外作业都是由莎莉文老师通过手语的方式一字一句告诉我的，因此我常常要学习到半夜，而别人早已入睡了。维杜老师和洛奇老师也会在我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的老师直到上课也没教过我怎么学习，所以跟不上进度对于我来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好现在，红十字会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指1928年）。而在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也没有4本，因此对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是无价之宝。我用自己的双手埋头于这些书中，并且搜集很多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各种考试。每当在这些阅读盲文书籍的时候，我一想到“不用别人帮忙也可以自己学习。”就觉得很快乐。
在学习时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轻松地地阅读和理解它们。这也可能和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在进大学前接触过许多优美的文章，它们总是融知识性与想象为一体。所以对这些课程都非常有趣，我的成绩也一直良好。现在想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
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对我来说很多教授的讲课就像留声机一样，我也只是在机械性地听而已。其实，布里吉斯院长是我们的邻居，可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拜访过他。艾里华特博士曾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但一直无缘见面。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有时会来请我喝茶，他们对我都很亲切，即使在校外遇到了也是如此。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我无法与班上的同学玩在一起。但是大家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有时候，班上同学一起到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也都常常围在我身边，一起开开玩笑。竞选时，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我的功课方面不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样可以像其他同学们的生活那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狗狗们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特别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怎么好看，但很会撒娇，常常一副驯服、乖巧的样子。我伸手去摸它时，它会高兴地摇尾巴，小声欢叫。
“汤玛斯伯爵，你是否喜欢海伦？海伦，你是否喜欢这只小狗？”
“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就把这只狗送给你吧，作为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汤玛斯直在我身边绕圈子，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
汤玛斯伯爵才稍微安静下来后，我就说：“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很高傲，我不喜欢。”这时
“你们认为费兹这个名字怎样？”
听后，汤玛斯伯爵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好像完全同意。于是这只狗就被我带回了康桥的家。
我们当时住在库利兹街14号。这栋房子很幽静，据说它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到处长满了葱郁的树木。尽管房子的正门对着马路，但屋子很深，在里面基本上听不到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
主人在屋后花园中种了各种花草，有三彩紫罗兰、康乃馨、天竺葵等等。所以，屋子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早上，我们总是在那些意大利少女采花时欢声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置身于意大利田园村落的意味。
在库利兹街居住的日子里，我们认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并且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最后我们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菲利浦·史密斯先生。他的太太叫蕾诺亚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在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让莎莉文老师休息，由她来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为此我们都很感谢她。
约翰·梅西先生在当时也是成员之一，还曾一度成为我生活上以及精神上的最大支柱。后来他与莎莉文老师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身上散发出的年轻的活力与朝气常常可以使他一口气走十来里的泥泞的乡村小路，而且还没有一丝累的感觉。有时，还能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将近40里，直到玩的尽兴才回去。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无论做什么都会感到很快乐，玩什么都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神奇美妙，温暖的秋阳照在树梢上、成群接队的候鸟南飞、松鼠正忙碌的为雨季的到来做准备工作——搬运胡桃、熟透的苹果正从树上落下、粉红的小花装饰着河边青青的草地和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在寒冷的冬夜里，有蓬的马车被我们租着四处溜达，或者用雪橇去山上滑雪，或者疯狂地在野外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品尝着有着生活的味道的香浓咖啡，或者吃上一顿美味的夜宵，这种生活真是快乐似神仙啊！
在漫长的冬夜里，有时我们也会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好几天，喝着可乐、吃着爆米侃侃而谈、讨论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很多问题。无论聊什么，我们总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开始懂得独立思考的一群年轻人，被强烈的正义感包围着，邪恶的势力、阴暗的一面被他们敌视着，在爱好和平和热爱人类这一问题上，大家保持着完全的一致。但是，讨论多半是毫不起作用的，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纯粹的构想乌托邦是没有意义的。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那些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打斗呢。
灿烂的青春光辉，让人不敢直视，最叫人羡慕的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
还记得那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 月的风是那么的强劲有力，我的帽子都被它无情的掀掉了。还有一次，好像是4 月份吧！我们还是徒步旅游，途中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 月，大伙儿约好到野外采草莓，草莓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
唉！还没有老到要靠回忆来支撑生活，可为什么总是一个劲地回忆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呢？
愉悦的日子总会过的很快，4年的大学生活一转眼就过完了，我终于要迎接属于我自己的毕业典礼了。还记得，当时的报纸报导了我与莎莉文老师参加毕业典礼，其中有一家报纸是这样写的：“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尽管在场的每位毕业生都将会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家宾们的目光却集聚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的、成绩优异的，但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莎莉文这个不辞辛苦的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雷鸣般的掌声在全场响起。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所有的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一致的赞誉。”
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莎莉文老师非常开心，当然，这也完全要归功于她。
除了这两点是事实以外，出现在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胡说八道。当天的来宾并没有记者所虚构的那么多，事实上，只有五六位朋友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感到最遗憾的就是，母亲因病不能出席。其中校长也只是像往常一样做了演讲，并没有特别的赞誉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并没有特别的和我沟通。此外，到我去领毕业证书时，也没有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那样有“雷鸣般的掌声”。总而言之，这只是一个像以前一样的普通的毕业典礼。
而且一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打抱不平，一边脱下学士服一边气愤地说：“这样实在是太草率了！怎么说也应该给莎莉文老师颁学位才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