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早期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
出生于三晋大地与三晋文化环境中的赵树理首先不得不浸染的是三晋气息，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度过，始终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潜移默化，以至于形成他固执的难以更改的乡土习性。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使赵树理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冲击，这种在某些层面上对新文化的体认与三晋文化底蕴的亲和，孕育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赵树理文学现象。本节就赵树理早期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作一梳理。
近代中国社会的破败，阎锡山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加重了山西农民本来贫困的生活，赵家早被贫困所困扰、挤压、驱使。为了能找一个可以混饭吃的出路，不必再为失业发愁，在父亲再次借贷下，1925年夏，赵树理去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其目标不过是想谋一个微不足道的能够坐稳的小学教员的饭碗。但在新的环境中，新的生活群体中，赵树理这种自认是天经地义的价值判断受到了冲击，而是逐渐转向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确认。在这冲击中，王春对赵树理起了主导作用，他较早接受了《饮冰室文集》、《独秀文存》等类著作中激进的革命理念。赵树理曾多次与王春展开辩论，但每次都输，输了才接近他，于是便慢慢地奉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开始读王春给他推荐的《呐喊》、《女神》、《沉沦》、《赵子曰》、《小说月报》、《新青年》、《饮冰室文集》、《独秀文存》等。
在这种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强势话语影响下，在这个主要由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式学校里，年轻的赵树理跟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学生一样，很快就成了刚诞生不久的新知识话语的俘虏或虔诚信徒。新的主义与思想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赵树理回忆说“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虽然解放了些，但旧的体系才垮，新的体系尚未形成，主观上虽然抱着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其指导行动者有三个比较固定的概念：（1）教育救国（陶行知信徒）；（2）共产主义革命；（3）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
并且觉得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由此可见，赵树理不再想继续完成父辈所赋予的谋求一个饭碗的生存目标，此前的三晋乡村文化并未在年轻赵树理的文化心态上构成恒稳不变的色调，他也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文化选择能力和在异质冲撞下面对自我的反省能力。新文化的影响，“赛先生”的认识，使赵树理产生了强烈而模糊的冲动，准备在王春这样同学的影响与指导下尝试选择新的人生理念与新的生活道路。他于是在1926年冬先加入国民党，不久（1927年4月）又转而加入共产党。在1926年驱赶校长姚中用的学生运动中，他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真正的领袖人物之一。
长治师范学校的新文化的接收与自我角色的实践外化，像大多数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一样，使赵树理由农民的个体角色不自觉地向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变，这也是他对这种角色的文化属性自我体味确认的过程。
从赵树理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到任的第一天》看，欧化的文字句法，细腻的心理刻画，清丽的风景描写，流露出一位出身乡土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留恋与羡慕，在想“把自己打入农民的生活里”的遐思中，赵树理已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在了农民这一阶层之外。1935年发表诗歌《耳畔》，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诗中虽然用了第二人称，但所指明显是作者自己。赵树理虽然极想与“锄地挑粪的角色”“同锄同挑”，但“他们”的称谓，已完全把自己划出了农民阶层。
如果说中国传统“知识拥有者”的价值实现主要是在“学而优则仕”，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做“帝王师”的话，五四时期的社会变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所依附的政治“体制”中疏离了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三分天下，即庙堂意识的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知识分子、民间意识的知识分子。就思想方面，五四新文化也是多层多面，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而非“民主”、“科学”、民族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等可概括其思想的全面。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急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作为从农民角色刚刚转变过来的赵树理，面对纷繁复杂的五四新文化，阅历年轻的他对其的接受还来不及仔细地理性思考，当他用这种未经整理的思想体系观察眼前的世界时，并不能深刻地理解当前的社会现状，因此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化的接受仍是纷杂的。
这种纷杂显现在赵树理1936年之前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金字》暴露镇长对村人巧立名目的剥夺，《糊涂县长》讽刺中庸主义的失败，揭示民主选举的虚假，《忧心的日子》中展示农民的绝望，《过差》揭露官差对百姓的强取豪夺。这些创作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的冲突，写法上倾向于现实主义，视角与立场皆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一致。而《山西第四师范同学合影题诗》是在淡淡的忧愁中对前途无法把握的浅唱，《给一个学生的题词》是自己经历人生甘苦的曲折显露，《到任的第一天》展示出对学生时代和农村生活安逸的向往和作者身处庸俗社会的忧郁，《耳畔》是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反省。
这四篇作品都是赵树理内心世界的自我表现，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又与早期“创造社”的艺术风格相近。
在评论方面，《我也谈谈创作》中，赵树理赞同“由理论的骨骼出发去把握现实”，“用时代的必要来看某一作品”，“现实的存在，是什么就是什么，它的本质上绝对不含有两样的真理”。
可见，赵树理身上所具有的三晋文化“求实”的根底，并未从他身上彻底拔掉，而是潜意识中影响着他的价值选择。同时赵树理离开学校后的生存困境——近十年的“草萍生涯”，使他不得不将眼光投向现实世界，相对少有五四青年式的，如鲁迅、郁达夫等人思想上的深刻苦闷，所以赵树理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唯实论”开始的。正如此，赵树理《神经质的文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味道，批评当时文坛提出的争论问题远离中国社会现状，在《欧化与大众语》中，强调对大众说话的态度，强调“实地参加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出大众的作品的”。他的大众化是要把五四小资产阶级的大众化拓展到社会最底层——农民的大众化，因此他感觉到的就是五四新文化大众化与现实民众接收水平之间的悬殊差距。
《文化与小伙子》展示出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化启蒙的思考，他看到的现实是知识拥有者与下层劳动的隔离，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亲自参加下层民众的社会实践。《雅的末运》更是呼吁作者“牺牲一点清福来应付一下时代的俗务。俗务中需要的是‘热’——第一个刺激来了都给它一个适当的反应，感觉灵敏的要负传达刺激之责，使自己感到刺激，别人也能感到”。
然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在面对五四新文化的纷杂中，赵树理逐渐承载的是一种强烈的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意识，是五四的社会启蒙意识，他的“知识分子性”不是自觉走向对个体的精神探索，而是走向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的责任承载，不是强调“人的解放”，而是强调社会实践的启蒙价值。
事实上，五四先驱带着一种至高无上的超越情怀批判辛亥革命一族时，他们获得了时代的认可，而五四高潮之后，众多先驱不约而同地向外转，以更激进的社会革命方式否定着先前激进的个人主义。陈独秀在“五四”初期极力提倡个人主义的时候，他发表的文字也时时隐含一些群体意识，他虽在1917年与胡适达成一个口头协议“二十年不谈政治”，尽管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振振有词地大谈个人自由、平等，但急功近利的心理使他恨不能立马实践他的政治意识，他的新文学倡导向新政治靠近。他“从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着重培养有主动意识之‘人’，希望觉悟者能在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后，迅速担负起‘直接行动’的历史重任，以无畏的‘牺牲的精神’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其兴奋点倾向了社会运动，他的文学革命以个性启蒙作为开端，而以社会革命作了结束。
“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胡适在《不朽》中言：“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把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可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毒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鲁迅经由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呐喊，经由中国大革命前后的彷徨，“由此引起鲁迅早期‘立人’思想中企图通过思想的启蒙力量来根本改变现实的唯心主义理论框架的轰毁，而把目光转向对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的探寻，终于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实践中看到了改造中国的现实希望，得出了‘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历史结论”。后期的鲁迅甚至说出了与思想启蒙大师身份极不相称的话语：
“青年又何必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适合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防轰走了。”
1927年底以“局外人”自居的鲁迅，自认唤醒民众，“救救孩子”，向旧社会进攻，全是自己的空想，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
1930年初，鲁迅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终也踩进了社会斗争的漩涡。五四先驱尚且如此外转，走向社会实践，受五四思想及现实社会思潮影响的赵树理自是也转向了这种尚“实”的社会革命，这种追求成了他安身立命的价值标准，因此说赵树理的小说以求实的姿态展现农村社会的生活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的。
当然，赵树理的这种“尚实”的社会实践革命观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驱姚事件后赵树理被通缉，1928年4月开始逃亡生活，艰难地流浪大山深沟里，后来得知自己学校除名，就此结束学生时代。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赵树理感到了迷茫、疲倦。他决定回家重入那“小”字辈的队伍。9月，这个身心憔悴的流浪者、“倒霉鬼”的回家，等待他的不是父母的安慰，妻子的温存，儿子绕膝的乐趣，而是更多不幸。父亲的恼怒，村人的取笑、白眼，女儿的夭折，妻子的去世，一连串的变放，搞得赵树理焦头烂额，疲惫不堪。迫于生计，1929年初，他报考了县城西关模范小学的教师岗位，然后4月份被捕到“山西省自新院”。在自新院写了《悔》和《白马的故事》，在这两篇作品中，流露出赵树理当时的情感心态。《悔》的内容描绘了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小学生冒雪回家时面对家人的悔恨心理，与赵树理在“四师”被开除时的处境非常相似，《白马的故事》中讲一匹白马在电闪雷鸣中受惊在山洪惊雷中盲目狂奔乱窜，最后精疲力竭地找最爱它的张四哥，“它对他立正，两耳尖向前立指着，粗胖而柔软的嘴唇‘哺哺……’的振动，两颗大而晶莹的眼珠并向正中，表出无限的亲爱——好象失路的孤儿，中途遇到了母亲。”这种感情我想应正是赵树理对自己处境的感受。
1930年夏，赵树理获释后回长治母校，在与同学合影的照片上的题词：
“萍草一样的飘浮，或许是我们的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时再会。
朋友们啊，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去找。”更是透着不知去向的伤感。更重要的是出院后党组织曾两次派人找他谈话，劝他回到党内来，他都拒绝了。1933年，赵树理创作《有个人》，主人公是个农村中上过小学的农民宋秉颖，起先父辈家境还好，到自己这代时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由于有点文化，又善良，被选为闾长收税，既耽误自家务农，又常要借债。小说写出了宋秉颖在重税和村长等权势者诱迫下的破产。而赵树理当时处境正是如此，赵树理的叔叔也陷进了这种高利贷的逼迫而破产，赵树理都有不得不卖掉妹妹的惨境。1962年2月，赵树理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是被债务挤过十几年的，经我手写给债主的借约（有自己的，也有代人写的），在当时，每年平均总有百余张。其中滋味，有非今日青年所能理会者”。小说中写道宋秉颖后来被迫出逃去河南的情节，也应与赵树理1931年被迫去河南当学徒的情景相似，赵树理在当时同样要经历抛家离子的痛苦。1934年后去太原，又误遭日本特务的追踪使赵树理精神紧张错乱，后跳水自杀，又被救起在太原教育学院休养，没有正当职业，卖文为生，后又于1935年去西北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1936年又一次被国民党逮捕。从这些情况看，现实中的生存问题一直压迫者他，使他不得不把目光一直盯向实际生存。1936年夏，赵树理好不容易在上党乡村师范学校落了脚，这个地方是牺盟会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在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中，赵树理的政治热情也很快得到恢复并迅速升温。抗战爆发后，乡村师范停办，赵树理加入牺盟会，并担任了一个区的特派员，稍后又重新加入脱离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革命职业生涯。应该说是民间文化的滋育、五四新文化的召唤、社会现实政治的逼迫、革命热情的激荡，几股力量的作用，一步步将赵树理磨炼成了一位“尚实”社会实践革命观念的革命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