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随着左翼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扬弃，文艺大众化一次次成了文艺讨论的焦点。鲁迅号召“应该有为大众着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绝大多数左翼作家把“大众化”理解为“化大众”，因此文坛缺少真正站在广大民众立场上的、为广大民众所喜欢和接受的文艺作品。1934年8月赵树理在《山西党讯》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强调“实地参加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出大众的作品的”。此后鲁迅《门外文谈》中言：“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这段高瞻远瞩的结论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性文学革命中的先导作用、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及文学革命大众化的具体途径——“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大约就在这时，赵树理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明确宣称自己价值立场在大众，且真正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说话的知识者。此后一直到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是为鲁迅倡导的这种大众化所做的不懈努力。
赵树理所坚持的“为农民”的大众化文学应该说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延续，也是“人的文学”的一种具体化，是知识分子由一种站在知识分子价值立场上的言说向一种站在农民价值立场上言说的转变。农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阶层，除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在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文学的。五四以降的文学提出了向大众转变的方向，特别是左翼文学，但这种转变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仍然是掌握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他们注意到了农民对象，但真正又远离他们，因此虚构出了农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鲁迅在他一系列的小说中曾对乡人的“麻木、愚昧”进行过深刻地发掘，但他同时也对这种历史性预设的批判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和怀疑，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作为一位逃离乡村的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进入乡村世界的黑洞，对乡村沉默的大多数，他自己也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精神守望，“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倘写下层人物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与无产者并无补助”。因此无论是延安整风前左翼文学对民众精神的“启蒙”之化还是延安整风后对民众的“新人”之化，两者仍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历史性预设的“大众化”，而民众，尤其是农民，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他们切身的生活现状的改变，知识分子和民众所关注的仍是背靠背的、两不相干的。赵树理所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使他看到了农民改变现实生存现状的“革命”要求，和农民身上在所难免的封建小农意识和革命纯粹性的缺乏，而赵树理的农村出身，“萍草漂泊”的底层生活，又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农民对物质“实”利的看重和对生存现状改变的渴求，这种冲突使他意识到左翼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知识分子历史预设的，而后者的价值立场是农民现实关涉的。由于这种区别，赵树理作为一位知识者，自觉地站在了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而非单纯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去言说农民的声音，这自是出现了一种与新文学中知识分子言说立场很不相同的新视野———坚守农民“实”利的大众化。
赵树理的这种大众化文艺主张并不为当时多数左翼知识分子赞同，反遇不少冷嘲热讽。1942年1月，太行山有四百多名文化人在清漳河畔的曲园村讨论文艺工作，“会场空气异常紧张”，赵树理舌战群儒，建议文学从左翼作家的“亭子间”走出来，放到劳动人民的炕头上。才华横溢的青年记者高咏提出：“群众虽然是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先进群众是主要的，不能以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赵树理针锋相对地说：“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没有伟大的文艺！”
徐懋庸回忆说，这件事后“文联的同志同我一起漫谈，大家说了很多对赵树理不满的话”。且就是徐懋庸“个人对大众化的理解，特别是对像赵树理这样土生土长、真心诚意搞大众化的作家的认识”，是“不充分，不具体”的，实际上带有一种不支持，甚至轻视的态度，说赵树理在1942年文化人座谈会上发言有些趾高气扬，并对文联干部讽刺得很刻薄。事实是，这种刻薄来自于赵树理不能容忍知识分子身份的同伴们对农民的鄙夷态度——鄙夷农民吃的南瓜汤、臭酸菜，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赵树理把这种鄙夷态度称为“平凡的残忍”，指出“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
这些言论，显示出了左翼知识分子历史预设的价值立场和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的隔膜，也显示出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坚守的农民的价值立场的时刻警觉，他不轻看农民，他要成为鲁迅所说的“大众中的一个人”。赵树理亦不轻看自己，在这些“亭子间”的文化人之前，他决心走自己的路，“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写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看，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后来，在延承左翼文学大众化传统的作家圈子内，赵树理仍旧不被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有“东西总部胡同”事件，而赵树理对自己坚守的大众化价值立场在发表《金字》前都没有产生过动摇。
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树理这种坚守为农民“实”利的大众化，也跟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界定“大众化”时说“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的确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际意图却是“整风”，是要用所谓的“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来替代当时延安出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思想，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意识”。按此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对毛泽东关于“大众化”的论断加以阐释：初期革命文艺工作者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将“无产阶级意识”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众，为的是改造大众的意识。
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他看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性——赵树理强调的大众化是关涉农民切身“实”利的大众化，但他却以农民与地主二元对立的视角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三篇小说阐释为描写阶级斗争之作，对赵树理小说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界定，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由此可看出，解放区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其主旨是要鼓动大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完成政治任务，核心的立场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从一开始在不为左翼文艺看好的同时，也不为解放区文艺界看好，以至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获得空前轰动效应以及巨大的发行量时，赵树理受到的却是文坛三年的“冷遇”。即使后来赵树理被迅速尊为“方向性作家”，但他与这种“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的分歧仍是很快地显露出来，迎接他的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的批判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还是解放区文学的“为工农兵服务”、“大众化”，其价值立场都是远离现实农民的实际生存状况的，是历史预设的。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去言说农民的声音，坚守农民“实”利，并由此关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革命。以此作为文艺创作的价值立场，赵树理的大众化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样式。
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叙述对象——“问题小说”。从《小二黑结婚》到《金字》发表的前后，赵树理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从表面看，这些问题都是赵树理在“工作”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应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贯彻自身意志时遇到的“问题”。但仔细品味，这些“问题”实际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贯彻自身意志时，触及了农民利益时所发生的“问题”。这种触及，有时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相一致，如《小二黑结婚》、《登记》，有时是侵害了农民的实际利益，如《锻炼锻炼》。赵树理曾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归结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变革中，是否得到真实的利益”，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实际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
因此在经历十来年底层社会的飘荡，在目睹了暴力对民众的肆意蹂躏后，终于落身于解放区时，赵树理“就像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当他发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确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在思想文化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歌颂是由衷的，并且是生动、活泼的，在党的政策与农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赵树理的创作也就取得了一种内在的和谐”。因此赵树理的小说以大团圆的结局来维护“党的立场”，同时对有损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需打积极改进的主义，不许乱踢摊子！”
这些言论体现出赵树理的社会责任意识，当赵树理以这种积极的建构性的主体意识面对现实社会时，反显出一种保守的姿态。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一直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种稳定的政权机构是社会渐进发展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等于说是要再一次地打碎所有的可供利用的社会体制资源，一切都得重新来过。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当赵树理感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的利益一致时，赵树理是坚决维护“党的立场”。从1943年赵树理出版《小二黑结婚》及其一系列杂感短论中可见，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介入”意识，使赵树理主动地向农民解释政府的方针政策，通过对政策的解释来对在下的农民进行启蒙，以此来实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社会性文学革命中的先导作用。但需要区分清楚的是，赵树理这种“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与当时不少干部或作家只对党负责而并不顾及农民“实”利的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赵树理对“党的立场”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大众化的价值立场——对农民现实价值关涉的立场。恰是当党的政策或党的干部的作为违背了农民的利益时，赵树理必然要据理力争，从而显示出他的创作的批判性锋芒，无论是在面对周扬对其“方向”性的有意误读，还是来自“西总部胡同”的责难，以及对《金锁》等问题的检讨。在1959年给陈伯达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中他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此后又有“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惊世骇俗的想法，1962年大连会议中，赵树理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
也是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的大众化，赵树理的叙事方式也与众不同——在五四话语和解放区话语中逸出了民间叙事。“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
赵树理正是出于这种见解，他追求民间的文学传统，追随乡村百姓的审美趣味，创造出质朴平易的文风。在结构上，“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作冗长静止的心理描写，而注意人物的行动；在语言上，从民间口语中挑选普通而又有生命力的语言来传达民间世界的丰富与复杂等。对民间价值立场的坚守，使赵树理企图用民间叙事把民间世界自己展示出来，而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来展示民间世界。“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民间世界的“心声”便只能存在与乡野之民的语言中了，正是在注重三晋语言的自然表达中，在借用民间的思维习惯、风俗习惯对农民的生存境况进行还原时，赵树理的笔下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较真实的民间世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