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吴伟业为代表的诗文大家，文化名流，在诗文之余，也以戏曲寄托悲愤哀思，抒写难言隐衷，为清初的戏曲舞台染上了浓厚的士林文人色彩。他们的剧作曲词雅致，抒情性强于戏剧性，忽视舞台演出特点，多为案头读物。
具有广泛影响的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群，他们均为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通曲律，了解舞台，编剧紧紧围绕舞台演出的要求与效果，改变了此前以曲词为核心的戏曲观念，把戏剧结构矛盾冲突放到重要位置，增强了戏剧性。明清易代，他们即把目光转向历史政治风云，自觉地加入到清初历史反思的社会思潮中来。
一、李玉与“一人永占”
李玉是明清易代之际“既富才情又娴音律”的“通才”。其戏曲创作打破了晚明一片“燕子”、“春灯”的颓靡习气，开创了清新自然、简朴生动的艺术风格。在他的倡导下，一批作家跟随他的创作道路，形成独树一帜的戏剧流派，直接影响了稍后出现的“南洪北孔”。
李玉精于曲学，修订编定了《北词广正谱》18卷。一笠庵传奇32本（33、34、40），今存18种。
早年成名作《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个传奇剧本，被后人各取剧名首字，合称为“一人永占”。
入清后又作《千钟禄》、《清忠谱》。
以作剧为谋生手段的李玉的社会地位不高，却常怀忧国忧民之思；文化修养不低，却深知剧场的实际需要。在他所著的40部作品里，题材广泛，但多取材于时事或近代史事。《千钟禄》表现的是明代最上层的一场争夺战，搬演了一则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化装成和尚逃亡的故事。剧中那些忠臣义士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来掩护这个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的皇帝。而这个天子处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之中，第一次目睹并感受着黎民苍生所承受的苦难。于是，愚忠观念，政治忧患，悲怨情怀在艺术上组合成一种苍茫雄浑的格调，而这也是李玉剧作的基本格调。
二、《清忠谱》剧情介绍
剧情背景：吴伟业《清忠谱·序》云：“先朝有国二百八十余年，其间被寺人祸者凡三：王振、刘瑾专恣于前，魏忠贤擅窃于后，驯致流毒天下，而国家遂亡。”
先是，辽东经略熊廷弼镇守山海关，魏忠贤借口杀熊，并传首九边示众。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人士上疏弹劾，年底东林骨干遭罢黜。天启五年，魏编造熊廷弼侵吞军费17万两假案，诬指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分得赃银，矫旨逮六人下狱，用酷刑致死狱中。时称“六君子”。天启六年，魏阉据阮大铖等所供材料，开列“东林党人榜”，上列309人，欲一网打尽。在苏州，阉党李实、毛一鹭等捏造案情，诬指东林党高攀龙、周顺昌等分赃十万余两，逮捕七人下狱，高攀龙投水死，余六人死狱中。时称“七君子”。
天启六年三月十五日，厂卫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引起冲天公愤，万余市民聚集雨中，“民随而号泣请救者万人”。以颜佩韦（商人之子）、周文元（轿夫）、杨念如（鬻衣者）、马杰（有力人）、沈扬（牙侩）五人为首哗变暴动，打死缇骑二人，为东林党申冤，毛一鹭躲到厕所才得幸免。事后阉党捕杀五人，颜佩韦等五人“赴死无改容”，周顺昌在狱中，“五毒备尝，辞色不少屈，卒以不可屈而私毙之”。“公长嗣曰茂兰，缇骑之挟公入都也，兰愿徒步从。公反复喻之，因痛哭而止。及逆贤败，刺身血书疏，伏阙鸣父冤”。及至天启死，崇祯即位，颁布“逆案”定阉党之罪，为先后惨死诸臣昭雪，周顺昌最称“清忠”，赐谥“忠介”。时魏已畏罪自杀。苏州市民感五人之义，即毁魏忠贤生祠，就地建五人墓为永久纪念。
《清忠谱》继承和发扬了《鸣凤记》文艺直接干预政治现实斗争的传统，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苏州市民反魏阉的激烈斗争。形象鲜明，冲突尖锐，场面阔大，气氛悲壮。
周顺昌是剧本中心人物，官至吏部侍郎，两袖清风，既“清”且“忠”，赢得市民敬重。他的被捕，就成了苏州市民暴动的导火索。从本质上说，苏州市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是市民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反封建压迫的前线。剧本破天荒再现了这支新的政治力量如火如荼的斗争，突出刻画了颜佩韦这个粗豪刚直虎虎有生气的市民领袖形象，既有市民群象，又有极富个性的下层市民英雄形象，从而使此剧在戏曲史上获得了不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