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通令征集国民对祀孔典礼之意见国务院通令各省民政长：“前奉大总统发下王式通请定祀典说帖一件，又徐绍桢请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以孔子呈文一件。当经函交内务、教育两部核议。兹准该部复称，祀天配孔关系重大，请通电各省，征集国民多数意见，提交院议。庶可博采群言，折衷一是，明订条文，以垂永久等因，到院应将原案发交该民政长迅即查照筹议呈复可也。”
袁世凯令惩治鼓吹帝制者湖北商民裘平治等人曾上呈袁世凯说，总统尊严不若君主，国会即将成立，万一选举不慎，就会导致全国大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建议袁世凯暂改君主立宪政体而缓图共和。袁世凯就此事发布命令，重申坚持共和原则。命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使，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之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败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兴盲及此，忧愤填膺，所有同呈列名之裘平治等，著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倡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
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宋教仁字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882年生。12岁丧父，家境贫寒。1899年入漳江书院学习，1903年春考入武昌普通学堂。1904年2月15日他和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同年夏，参加了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任文书职。华兴会成立时决定于当年11月16日西太后生日在长沙举行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11月5日，他从常德到长沙筹款，知革命谋泄事败，便只身逃离长沙。12月13日宋教仁从上海到达日本东京。起初上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大学。他到日本后不久，即和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改为《民报》），于1905年创刊。第二期因刊登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出版后，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罪名，予以干涉，全部没收。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并担任《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1907年4月，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和白逾桓、日人末永节到东北安东运动“马贼”，谋占奉天，与南方响应，“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并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后因招兵失败，白逾桓被捕，宋教仁复返日本。他自东北回日本后的两年多来，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并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他也精通舆地学，所写的《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证明延吉为我国领土，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作了有力的揭露。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将注意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革命的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然运动不易；中策为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边地起义为下策。大家表示赞成采用中策。不久，他们又召集11省区同盟分会会长会议，宋教仁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这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在于右任所创办的《民立报》任主编。他在《民立报》上写过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抨击清朝反动统治的政论文章。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再次失败，使革命党人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意念愈加坚定。在谭人凤、宋教仁的活动下，同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到各省代表33人，宣读了谭人凤与宋教仁草拟的宣言和章程。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等中委担任。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同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唐绍仪辞职，宋教仁也一同退出了内阁。
在向西方学习中，宋教仁醉心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他是政党内阁和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他不顾一些党人的反对，积极活动，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几个小党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1912年底~1913年初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宋便以政党内阁组织者自居。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猛烈抨击袁政府，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引起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仇恨。还在宋教仁离京南下前，袁世凯就预感将对他不利，曾企图用50万元加以拉拢，但遭到宋的拒绝。随后，他便指令亲信爪牙，密切监视宋的一举一动，加紧进行暗杀宋教仁的活动。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等人陪同，自《民立报》社赴沪宁车站，准备北上。22时40分，他们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当即被送往附近铁路医院。由于伤及要害，抢救无效，于22日晨4时40分逝世，享年仅31岁。临死前，他在遗嘱中还期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仍对袁抱有幻想。
3月21日黄兴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参议院，告以宋教仁在沪遇刺及延医剖治经过。末称：“现神思昏炫，状甚危险。据医者云：若不炎热，方有希望。当此人心摇惑之际，而有如此凶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殊深浩叹。当场凶手窜逸，未及捕获。”当黄兴电到总统府时，袁世凯正与章士钊在一起吃饭。饭罢，两人谈论宋教仁事，袁世凯对章士钊说，黄、宋两人在黄兴寓所议事时，两人争做总理，大起冲突，刺宋一事很可能是黄兴所为。章士钊愤怒而去。
袁世凯电令江苏地方当局缉拿刺宋凶手袁世凯电报说：“南京程都督、应民政长、上海陈交涉使、县知事、沪宁铁路钟总办：接宋钝初君电称，即日乘沪宁夜车赴京。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右腰上部入腹下部等处。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敢行暗杀。该管巡警所司何事。人心险恶，法纪何存。瞻往前途，何胜忧愤，仰该都督，民政长，交涉使，县知事暨铁路总办，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一面由该交涉使、县知事，亲莅医院慰问宋君。切劝静心调治，以期速愈，”
3月22日黄兴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的凶手黄兴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参议院，告以宋教仁“痛于今晨4时47分绝命”。黄兴、陈其美联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卜罗斯和上海闸北警察局，请协缉刺宋凶手。致卜罗斯函云：“此案发生虽在内地，难保该凶手不藏匿租界，应请执事严饬得力探捕，加意侦缉。如能拿获正凶，澈清全案，准备赏银1万元，以为酬劳。”致闸北警察局函云：“当时凶手在逃，已向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先生申明赏银一万元，如能拿获，澈清全案，即刻给银，决不食官。兹犯案之地，系贵局管辖。请为一体协拿，得正凶领赏。”租界巡捕房和闸北警察局为此立即发出悬赏缉拿凶手布告。
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该杂志为月刊，由陈逊宜、麦鼎华合编，上海广智书局印行。本年共出8期。1917年潘其璇续编第9、第10两期合刊一册，共9册。内容分政论、教说、瀛谈、艺林、诗文等栏。康有为在《不忍杂志序》中提出了10个“不能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康有为亲自为该刊撰写文章，攻击辛亥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坚持君主立宪。《大同书》的一部分及《孔子改制考》、《孟子微》等著作也在该刊连载。1914年上海书局出版《不忍杂志汇编》初集。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后，命令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3月23日刺宋凶手被缉拿归案由于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捕房提供重要线索，本日即将要犯应夔丞缉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并于应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使案情很快有了重大突破，谋杀宋教仁之凶犯乃全部暴露。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时为内务部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目，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得充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等职，但不久就被孙中山撤职。回到上海后，他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于长江沿岸一带鼓吹所谓“二次革命”，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共进会名义，批给五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夔丞投靠袁世凯，成了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武土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系一毫无政治头脑、唯知金钱的亡命徒，流窜上海不久，即被应夔丞诱骗收买，拉入共进会。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宋教仁殡仪由医院扶灵柩暂殡于湖南会馆，伍廷芳等数千人送殡，党员1500人执绋，沿途10余里，道旁观者男女老幼，万头攒动。黄兴、陈其美在会馆前迎候，行礼者络绎不绝。
3月24日袁世凯任命胡万泰为安徽陆军第一师师长，黎天才为江南留鄂陆军第一师师长。
3月25日孙中山返抵上海当晚与黄兴等党内领导人商讨对策。计划由参议院预期集会，提出弹劾袁世凯案。
上海会审公堂对宋案初步审讯，主使犯应夔丞狡赖，凶犯武士英供认不讳。
江苏都督程德全应黄兴电邀由南京抵上海，督率各员亲自办理宋案。”日，江苏民政长应德闳也到上海会同程德全办理宋案。
3月26日袁世凯任命张謇督办导淮事宜。
3月27日在缴获的应夔丞刺宋通信中，有一封信后附有一《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言书》，该书除宋教仁外，还把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列为暗杀对象，为此，国务院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密查防范。
中国政府同意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中国政府于1912年12月23日，对英国8月17日照会逐条作了答复，拒绝了英国企图订立新约的要求，这使英国十分不满意，因为拒订新约，意味着认为旧约有效，从而也就确认英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英国政府在对中国答复的答复中，无理认为中国答复无法讨论，英国只能以1912年8月27日所备节略为根据，进行谈判。朱尔典公然威胁外交总长陆征祥：“不订约恐怕办不到”。此时，正值“善后大借款”前夕，为了不得罪英国人，北京政府终于1913年3月27日通知朱尔典，称中国准备按照8月17日照会中所列条件与英国会商。经过一年多的抵制、拖延、犹豫，北京政府最终还是只有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双方经过近半年的谈判，终于在10月召开西姆拉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3月28日袁世凯批复临时稽勋局局长呈，已故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照改订暂行赏恤章程甲等例，优给恤金并令饬国史馆立传文并批文陈述一生事迹。并令该局查明宋教仁有子几人，将其派遣游学，俾资造就。
达赖自1912年底胁迫驻藏办事长官钟颖撤离拉萨市，移驻靖西后，复以兵力逼钟离藏。是日钟被迫再移往中印边境之那当，旋至印度噶伦堡，复遭当地政府驱逐，5月15日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6月1日，钟接国务院转达袁世凯令，着其“回国听候查办”。6月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陆兴棋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钟颖遂于6月6日将印信交陆兴祺，旋即离印回国。
3月29日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举盛宣怀为总理。
袁世凯索要宋案证据刺宋要犯应夔丞、武士英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本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这时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袁政府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公布了宋案证据，使人们看到了袁世凯的真面目。
3月30日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开追悼宋教仁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吴景濂、张继、林述庆、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孙毓筠等均与会。吴景濂宣布开会主旨，指出宋教仁之死，非独国民党死一理事，实中华民国死一伟人；宋为政见而死，“吾辈当继先生未尽之志，庶先生虽死犹生”。李肇甫陈说宋之历史。赵秉钧派代表警察总监王治馨出席大会。王治馨在会上说：“赵、宋因政党内阁问题，颇有密切关系。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惟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鄙人为警长，已搜出证据多端，另抄一本，皆洪、应秘密通信，可交吴莲伯，以供党员参考。并通电拿洪，以期水落石出。云云。”王作为袁、赵手下的特务头目，向各界进一步证明了袁、赵确曾与闻杀宋重案。为此袁世凯十分恼怒，但一时大敌当前，未动声色。至1914年9月，赵秉钧被毒毙后，袁以王治馨坐赃500元为罪名，下令逮捕，并于同年10月23日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