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贾谊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王吉上疏说：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匡衡上疏说：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东汉以后，这种责难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酷吏则受到种种限制。首先，在升迁方面，酷吏往往因其形象不佳而失去官职。如：汉代酷吏严延年、阳球均是。其次，酷吏的罪刑擅断，日益受到法律的制约。日趋完善的封建法制，对酷吏的独断专行也是一种制约。再次，在“天人合一”的灾异谴告说影响之下，历代统治者往往因发生灾异而大赦天下。这对酷吏的肆情妄为也是一种制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上述种种制约因素不断扩大，造成使酷吏艰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
据《史记》、《汉书》之《酷吏列传》记载，西汉的酷吏有14人：
郅都，河东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人。景帝时任济南太守，后迁中尉，以执法严峻而被贵戚、列侯称为“苍鹰”。后任雁门太守，因得罪窦太后，被杀。
宁成，南阳穰县（今河南邓县）人。景帝时，任济南都尉，郅都死后迁中尉，效法郅都，执法严峻，为宗室、豪强所畏惧；武帝时，任内史，因罪入狱，后逃脱；后又被起用为关都尉。在济南时，时人评价“其治如狼牧羊”；而任关都尉仅一年多，出入关者竟说：“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周阳由，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人。景帝时，任郡守；武帝时，以执法“最为暴酷骄恣”而闻名。后任河东都尉时因争权被告罪，处以弃市。
赵禹，藻（音台，今陕西扶风县东南）人。景帝时，任丞相史，廉洁公平，用法深刻；武帝时，“以刀笔吏积劳”，后迁为御史、太中大夫。曾与张汤一起编定律令。
张汤，杜（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自幼便喜欢诉讼，随其父学习法律。初任长安吏，武帝时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曾与赵禹编定律令。其断狱，对诸侯、贵族、豪强、富商大贾用法严峻深刻，开“腹诽”治罪之先河，曾主持审理陈皇后“巫蛊狱”及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等重大案件，株连甚多。但对平民犯罪，处刑尚宽。后遭陷害，自杀。
义纵，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人。武帝时，任长陵、长安令，执法严峻，不避权贵。后迁为河内都尉，族灭其豪强穰氏之属。为定襄太守时，将郡狱中重罪、轻罪囚犯二百余人及私自入狱探视的犯人亲属等二百余人，以策划越狱的罪名上报朝廷，全部处死刑；后为右内史，因阻挠“告缗令”（奖励告发逃避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的法令），被处以弃市。
王温舒，阳陵（今陕西成阳市东北）人。武帝时，任御史、广平都尉、河内太守、中尉、少府、右内史等职。善督盗贼，杀伤甚多，尤其打击豪强酷烈。后因隐匿其属吏，并有人告其受赃枉法，被处以族刑，自杀。
尹齐，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人。武帝时，任御史，关内都尉、中尉，善督盗贼，执法不避贵戚，名声甚于宁成。
杨仆，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人。景帝时，任御史，善督盗贼。后迁主爵都尉，拜楼船将军，封将梁侯。率军出征朝鲜，因兵败有罪，免为庶人。后病死。
减宣，河东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人。武帝时，任御史及中丞，治主父偃及淮南王谋反案，用法严酷，果断决疑，杀者甚众。后为左内史、右扶风。因大逆罪，当处族刑，自杀。
杜周，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武帝时，任御史、中丞、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善于审理，用法深刻至骨，以皇帝意旨为狱，专门负责审理诏狱。以“暴酷”而甚于王温舒等酷吏。“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
田广明，字子公，郑（今陕西华县）人。武帝时，河南都尉、淮阳太守，因破公孙勇、胡倩谋反案立功，徵人为大鸿胪；宣帝时，因罪自杀。
田延年，字子宾，其祖上为战国齐国田氏，汉初迁至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时，任河东太守，因打击豪强得力而选人大司农。昭帝病危时，茂陵富商焦氏、贾氏用数千万钱购买丧葬用品囤积牟取暴利。宣帝即位后，大司农田延年奏请处理此事。因此受损失的富商大为怨恨，出钱刺探田延年的违法行为，并上告田延年主守藏赃，犯有“不道”罪。朝廷下诏审理此案，田延年闻讯自杀。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人。自幼随父学习法律。宣帝时，任涿郡太守，以严刑酷罚镇压豪强东高氏、西高氏；后任河南郡守，对豪强施以酷罚，诛杀甚多，被称为“屠伯”。后因诽谤朝廷罪被处以死刑。
《后汉书·酷吏列传》所记载东汉的酷吏有7人：董宣、樊哗、李章、周绔、黄昌、阳球、王吉。
《魏书·酷吏列传》记载北魏酷吏有9人：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
《北齐书·酷吏列传》记载北齐的酷吏有4人：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
《隋书·酷吏列传》记载隋的酷吏有8人：厍狄士文、田式、燕荣、赵仲卿、崔弘度、崔弘升、元弘嗣、王文同。
《旧唐书》、《新唐书》之《酷吏列传》记载唐的酷吏有24人：来俊臣、周兴、傅游艺、丘神勃、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来子殉、王弘义、郭（弘）霸、吉顼、姚绍之、周利贞、王旭、吉温、王钧、严安之、卢铉附、罗希、崔器、毛若虚、敬羽、裴升、毕曜附。
《金史·酷吏列传》记载金的酷吏有2人：高闾山、蒲察合住。
五 法家精神与严于吏治
官吏是履行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一个国家的吏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统治效能。因此，先秦法家一直比较重视对官吏的治理。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突出。与民众相比，官吏对君主地位的影响更直接、更具威胁性。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成为摆在法家面前的首要问题。申不害开始探索君臣关系，并提出了“术治”说。到韩非那里，发展成“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著名论断，并将“法”、“势”、“术”结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治吏方法。
韩非将君臣关系列于首要地位，主张“法”是君主“制臣”的有效工具，而“治吏”、“禁奸”则是“法“的主要内容。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一日百战”的对立关系，同时君主也离不开臣的辅助而共同统治民众。君主对民众的统治必须通过官吏来进行，因而官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君主的利益，“治吏”比“治民”也就显得更迫切、更重要。由此，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著名论断，强调“法”的作用是“治吏”。
法家严于吏治的精神，自秦开始一直贯穿于历代封建立法之中。秦统治者以法治吏，通过治吏而治民。秦律从封建官僚体制建立始，就十分重视吏治，要求官吏首先必须懂法，并以之作为划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秦律大都是针对官吏制定的。如：有“不胜任”、“不廉”、“纵囚”、“不直”、“失刑”等具体的罪名，还有“犯令”、“废令”罪名。秦律中有大量的针对官吏的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其中大多没有具体罪名，而是以“犯令”、“废令”罪统称；违犯禁止性规范的以“犯令”罪论处，违犯命令性规范的以“废令”罪论处。此外，还规定了专门适用于官吏的刑罚原则：
一是责任惩罚制原则。即在同一官府任职的官吏，各自承担其所主管方面的罪责。惩罚的根基是官吏所负的责任，无责任不惩罚。这一原则的根据是秦实行的官吏责任制、官吏考核制，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级、各部门官吏的职权、职责固定下来，要求官吏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并定期检查，予以奖惩。
二是“追诉时效”原则。即官吏免职或调任后，如对其在职时所犯的罪或对其下属犯罪负有责任，则该官不能因免职或调任而逃脱刑事制裁。简言之，对官吏犯罪的追诉期限不受其在职（犯罪时所居之职）与否限制，只要活着，就追究其刑事责任。
秦汉以后的律典继承并发展了秦律严于吏治的立法精神，设专篇规定官吏职司。如：西晋时，《晋律》有《违制》篇，北齐沿用；隋《开皇律》则改为《职制》篇，唐、宋律沿用。《职制》律的内容是有关官吏超编，贡举非其人，玩忽职守，泄漏机密，奏事犯讳，制书有误，指斥乘舆，贪赃枉法，等等。明朝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六部直属皇帝统领，以适应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需要。为此，《大明律》一改唐律的体例，仿《元典章》以六部官制编目：《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工律》。其中，《吏律》2卷，分为“职制”15条、“公式”18条，这为清朝律典所承用。另一方面，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中包括“治吏”、“治民”，首要的是“治吏”。“治吏”不仅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好地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而且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治民”。为此，朱元璋亲自指导编定了《大诰》，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强调重典治吏：一是《大诰》所列举的各种案件中，80％以上是惩治官吏的；以《大诰续编》为例，共87条，属于打击官吏贪污和豪强作恶的案件就占了约70条。二是朱元璋所作的《训导》，绝大多数也是针对官吏而发的。三是以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的原则，惩治官吏犯罪。
先秦法家严于吏治的精神还被后世的封建改革家所继承、发展，最典型者就是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任贤使能，加强吏治。这是王安石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变法实践的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依靠两种办法：一是“大明法度”，即废除旧法、弊法，创立新法、善法；二是“众建贤才”，即汰除守旧、平庸之吏，起用进取有为之士。前者固然是变法改革的当务之急，但只有善法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还必须有好的执法官吏贯彻执行善法。因此，官吏能否守法、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所以，王安石极力主张运用法制手段选拔、任用官吏。
（1）“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
王安石认为，当时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不重视真才实学，二是任官“不久于其任”。针对前者，他反对以短时间的考试取人，也反对不问能力只看资历，更反对变相的世袭制；主张以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官吏。针对后者，主张任官“久于其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专业技能，做好本职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用“考绩之法”对官吏进行考核，胜任者留，有功者升，不胜任者辞退。
（2）设“明法科”，培养执法官吏
王安石认为，当时审判质量差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无“明法科”。因此，建议恢复“明法科”，以律令、《刑统》大义和断案作为考试的内容，考试合格者才能充任司法官吏；凡已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被录取者，必须再参加律令、大义和断案考试，合格者才委派官职；经“明法科”考试合格者，其名次在及第进士之上，以示褒奖。这一措施冲击了传统的旧观念。因为“昔试刑者，世皆指为俗吏”，“旧明法最为下科”，汉代“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从历史上来看，如此重视法律教育，并与官吏选拔任免制度合为一体，仅王安石一例。
整饬吏治，不仅是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推行改革的有力措施之一，而且也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执法与坏法的关键在于官吏。长期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脸民膏以媚权门”。这不仅造成了大批冗官，加重了财政开支，而且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因此，主张严格官吏考核之法，严明黜陟，全面考察官吏的功过是非，使赏功罚过名副其实。为此，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实行“考成法”，规定：各级官吏必须贯彻执行诏令，并定期向内阁报告执行的情况；考课分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在选拔人才上，要求不务虚名，不拘资格，全面审核，以政绩为标准。
六 法家精神与律学传统
春秋末期，法家先驱邓析首创“刑名之学”，其内容就是后来《商君书·定分》所说的“法令之所谓”。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申不害、韩非，皆好“刑名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将名学理论运用于法律实践及法学研究，从而为中国古代法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后来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实践出发，注重法律的操作性，即围绕如何定罪量刑等刑法问题进行探讨，注重法律概念、名词的精确解释及命题的逻辑论证，进而形成中国古代律学的传统——法律注释学。这种法律注释学的学风，在战国时期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古代法学的形成，但在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之下，这种学术活动已经毫无民间的自由色彩，而一概由官方垄断。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就是秦官方刑名之学集大成的代表作。《法律答问》共有简210支，内容187条，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作出明确解释。精练、准确的文字表现了其价值。从其内容范围来看，所解释的是秦律的主体部分，即刑法。
一般认为，律学研究兴起于汉代。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律家考》所列汉代律家有：萧何、叔孙通、张苍、董仲舒、贾谊、吴公、张叔、晁错、张恢、宋孟、刘带、张汤、赵禹、杜周、杜延年、公孙弘、韩安国、田生、于公、于定国、路温舒、郑宾、郑昌、郑弘、黄霸、严延年、孔光、陈汤、丙吉、薛宣、尹翁归、何比干、弘恭、石显、王禁、淮阳宪王钦、赵敬肃王彭祖、广陵思王敬、王霸、梁统、梁松、郭弘、郭躬、郭睚、郭镇、郭祯、郭僖、郭曼、郭贺、陈咸、陈宠、陈忠、王涣、吴雄、吴诉、吴恭、张禹、侯霸、陈球、钟皓、阳球、樊晔、周绔、周树、徐徵、应劭、黄昌、董昆、卢孟、荀季卿、叔孙宣、郭令聊、马融、郑玄、张皓。这些律学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儒者，提倡以儒家经义作为研究律学和审理案件的理论依据。这些儒者解律实际上是将儒家学说注入律文，其中不少是牵强附会。另一类律学家多出身文吏。他们解释法律则侧重阐明条文本义，探讨法律名词、术语的含义。这类律学，滥觞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已经非常盛行。这两类律学从西汉始就逐渐合流。东汉末期，私家注释法律的风气盛极一时。许多儒学大师采用研究儒家经典的章句学方法，即对《经传》分章析句以解释义理的训诂方法来注释法律，着重阐述法律条文的本义和立法本旨。因而，注家蜂起，其说各异，各自形成门户。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其中著名者有叔孙宣、马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每“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干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干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但汉代的律学著作大都佚失，今能稽考的仅仅是西汉武帝时杜周、杜延年父子所注的“大杜律”、“小杜律”；另外，当时诸家《律说》，今见于《史记》和《汉书》注所引者尚存8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