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立法、执法要以恤民为本，为官者要宽民、爱民，多次上书朝廷，为民请命；并建议朝廷减冗员，节度用，修改旧法。
执法公平，赏罚分明。包拯认为这是执法的最大特点，主张法贵在必行，以法办事，严明不滥。对贪官酷吏必须从重论处，坚决打击。如张可久案。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在任期间，贩私盐一万余斤；案发后，大理寺拟依有关法律规定，即私自贩运国家禁贩物资，以查获的数量定罪。但张可久贩运的私盐已经卖掉，若按此规定论处，势必议罪从轻。因此，包拯主张张可久知法犯法，从重论处。
不避权贵，执法如山。这是包拯最可贵之处。如张尧佐案。仁宗皇帝宠妃的伯父、温成皇后之兄、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尧佐，在任期间搞得国库亏空，财尽民穷；对此，包拯多次上疏弹劾；但仁宗却一味庇护，虽免去张三司使之职，却又任命张四个要职；包拯又连续四次上疏弹劾，并批评了皇帝。最后，张尧佐辞去二职。
选清官，止冤狱。包拯从司法监察、平反冤狱的实践中认识到，冤狱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清廉公正的执法官吏。因此，主张精选廉正、实干者任司法官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官员遵守法律，准确断案；尤其是要选拔好监察官员，纠察百官违法乱纪的行为，平反冤狱，监督法律的执行。同时，包拯身体力行，为制止冤狱，坚持在诉讼上方便百姓，断案时做到深思熟虑，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尽力为民雪冤。
包拯不仅是封建社会司法官吏秉公执法的楷模，而且还守法持正，处处严于律己。《宋史·包拯本传》记载，包拯为官自奉清廉，为事循法办理，不结亲党，拒绝一切贿赂，时人都以其笑比“黄河清”。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清官当属明代的海瑞。海瑞（1514—1587），回族，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小官僚家庭出身，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嘉靖年间举人。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曾任知县、户部主事，因上疏批评皇帝被捕入狱。隆庆三年（1569年），任应天巡抚，因推行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的政治法律措施被革职，居家达十余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新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他生活在明朝从全盛走向衰败、政治最腐败、贪污成风的时代，为官18年，以自奉节俭、力矫旧弊、刚正廉洁、不畏强权、执法如山而著称，明末时家喻户晓，人称“海青天”。
面对官场腐败、贪赃枉法风行，海瑞力主重刑惩贪，任职期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严厉打击贪官。如：惩办敲诈民财的总督胡宪宗之子，依法惩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宰相徐阶之弟徐陟。同时，海瑞认识到执法要有好的官吏，为此制定法规，整饬吏治。
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就制定了《兴革条例》，规定：官吏调转不许迎送，不许设宴送礼；下级参谒上级不许破费，到京城朝觐不许送礼；不许吏书勒索农民，不许馈送巡道官员的吏书银两，等等。还颁布了《禁馈送告示》，规定：官吏受礼者答四十，送礼者笞三十；凡有送薪送菜入县门者，严加治罪；门卫误不搜检而放礼物入县门者，重责枷号。
任应天巡抚时，制定了《督抚条约》，共35款，规定：严禁迎送，禁止修建馆舍，禁止大吃大喝；凡用公家东西送礼者、包庇者、贿赂者，依法治罪；如果官府借权势向民间多派差役或以“人情”优免法定差役者，以贪赃论罪。在执法办案上，反对兴讼诬告，要求重惩诬告者；坚持公正断案，执法公平；在人命案中，主张未查实之前先以无罪对待；重视“博访”和证据，平反了不少冤案。因而民间有《大红袍》等传说。其秉公执法、平反冤狱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
十 法家精神与罪刑法定
1801年，号称近代刑法学鼻袒的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eh，1775～1833）在其《刑法教科书》中初次用拉丁文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主义”这～法律科学术语。它是针对欧洲封建的罪刑擅断主义提出的，其基本精神是：法无明文规定者，无罪，不罚。迄今为止，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1997年，中国的新《刑法》也采用了这一原则。
先秦法家并没有提出“罪刑法定”这一名词、术语，但在先秦法家思想中，已经有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
罪刑法定主义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刑的法定化、实定化，一是条文规定明确化。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先秦法家的罪刑法定思想早在春秋末期法家先驱、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公布法律之时就已经产生了。子产把罪与非罪、罪名和量刑规定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意味着法律从以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随意状态上升为国家的“常法”，臣民都要遵守。这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贵族垄断法律、罪刑擅断的特权，因此遭到守旧派激烈的反对。《左传》昭公六年记载，晋国大夫叔向给子产写信，抨击道：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大意是说：从前，先王不公布法律，临事定刑，根据案情轻重定罪，就是担心百姓知法而争。……法律公布后，民众知道什么是有罪、会处什么刑，就不怕统治者，也就会懂得如何避免刑罚，产生争斗之心，就无法统治了。……民众还会抛弃“礼”（习惯法等）而依法行事，微小之事也会据法争辩。
由此可见，春秋末期随着成文法运动的开始，公布法律已经具有了以“罪刑法定”代替“罪刑擅断”的意义。战国以后，成文法运动蓬勃发展，法家在实践中总结归纳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并将之贯彻于秦律中，影响了秦汉以后的封建法制。
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家的“法治”思想，即《商君书》所谓“缘法而治”、“垂法而治”，就包含有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定罪量刑的精神。
第二，在定罪量刑问题上，法家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商君书·禁使》说：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
即犯罪与刑罚不可分割。
《韩非子·诡使》说：
名刑相当。循绳墨。
即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罪名与刑必须相一致。
第三，为推行“法治”，法家认为，必须使法律成为君主治国、官吏尽职以及判断人们功过是非、行赏施罚的唯一标准，从而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内容。明法，即要求立法明确、万民遵守，主张以成文的形式将法律公布于众，其目的是，使民众知道如何行为是合法的，防止官吏罪刑擅断、以权谋私。任法，即要求远贤智，抛私议，有法必依，执法必信。壹法，即统一立法权，统一法律的内容，以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从法，即要求使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
法家代表人物将“罪刑法定”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贯彻于法律实践之中。这集中体现在秦律中。从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秦刑律规定得非常具体，《法律答问》还对这些律文进行解释和阐述，目的就是要明示罪不同，罚也不同。同时，要求执法官吏必须严格依法定罪量刑，否则就追究刑事责任。如：秦律专为法官设定“失刑”、“不直”、“纵囚”罪。“失刑”罪，就是司法官吏因过失而用刑不当；“不直”罪，就是故意用刑不当，罪应重而故意轻判，应轻而故意重判；“纵囚”罪，就是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并且减轻案情，故意使犯人够不上定罪标准，判其无罪。这显然是法官在执法时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
汉以后的封建法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先秦法家“罪刑法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继承下来。历朝都颁布法律，要求依法定罪量刑。如汉律规定：
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
晋朝的刘颂则主张：
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唐以后的律典还规定，以刑罚保证“罪刑法定”的实施。如《唐律疏议》之《断狱》“断罪引律令格式”条规定：
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