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即使你对《周易》中所有的卦象都了然于胸，对所有的卦辞和爻辞都倒背如流，也无法掌握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在《周易》中，卦象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结构图，卦辞和爻辞更不是说明书。否则，《周易》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而实际上，六十四卦的卦象根本不具体指什么，它们总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因此，古人占卜的时候，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其中的吉凶。
由此看来，《周易》中记载的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正因如此，《周易》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不论一个人怎么钻研它，都会觉得意犹未尽。
比如，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中的这个“易”字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知道，在《古汉语辞典》里，“易”有“变化”和“容易”双重意思。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于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中，《周易》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里面的奥秘永远都无法全部穷尽。它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智慧的魅力，艺术的魔力。《史记》中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可谓痴迷。即使这么用功，孔子还认为自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仰天浩叹地说：“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怀瑾先生也说，读《易经》最好不要夜里读。因为夜间一读《易经》，一夜不能睡觉，越研究越没完，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同时又会发现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道理，研究下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一个春天过了都不知道的情景。为什么时间过去了都不知道？痴迷而已。
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左传》中记载了齐人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关于“和”与“同”的对话：
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
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与你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谐啊！”景公说：“和谐与相同有差别吗？”
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就能够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东西，臣下可以进言认为不可行；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东西，臣下也可以献其辞认为可行。这样，由于君臣上下的互动，幕僚之间的取长补短，国家的政治运行就产生了一个‘阴’和‘阳’之间互生互动、充满生机活力的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宫廷内勾心斗角的事就会减少，勾心斗角的事情减少了，人心的教化工作就容易做了。教化工作做得好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心就少了。
“《诗·商颂·烈祖》中说：‘调和好的羹汤，五味齐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迅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一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不应当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上面这段话对后来的孔子影响很大，据说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受到了晏婴这段话的启发而产生的。在这里，晏婴设喻立论，是说要容纳不同的意见以促成多样性的对立统一，在对话交流中“去其否”“成其可”，从而推动政治环境的改善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诚如冯友兰评价的：“晏婴的这种思想，对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关系有相当的认识。”
中国哲学中这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在全球化、世界化的今天，越来越显示出智慧的魅力。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有一颗包容差异性和矛盾性的胸怀，而且乐于正视这种矛盾性和差异性，并为我所用。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这是一种排斥了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是一种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结果是，君子对自己“独立性”的坚守，在客观效果上反而达成了和谐；而“小人”，总是毫无原则地摹仿别人、附和别人，反而引起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不和谐。
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经济已经长期陷入困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乘机崛起，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元首，投一个人的票”，德国民众几乎同声响应，把纳粹党魁希特勒捧上了德国政治舞台的最高位置。希特勒这个战争魔王，实施侵略扩张，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害了世界也祸害了德国人民。这就是一味求“同”而导致的暴政。
再比如，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十、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是儒家的所提倡的辩证法原则。更确切一点说，“中庸”是儒家的方法论。当代的冯友兰先生就儒家将“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看做自己终生恪守的座右铭。可见，冯先生深得儒家要旨和精髓。前一句正是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抱负，后者则是儒家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中庸”作为辩证法，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的发挥。我们前面提及，《周易》中主要讲的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多重的。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彼此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但对儒家而言，在对《周易》进行发挥和理解的时候，则是特别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从而形成了“中庸”的思想。
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意思就是说，射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我们所熟知的蒋介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儒家对“中庸”非常重视。《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深谙儒家“中庸之道”的君子。
据说，当年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但他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的而喜，也不因别人拍马过火而恼。不过，曾国藩的一个下属却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这个下属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地讽刺了一番。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曾国藩的一番话让下属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汗淋漓！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唐朝的大将军郭子仪的。
据说有一次，郭子仪的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横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便冲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点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一面承认的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可谓一箭双雕。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认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也不会牢固到哪去。
上面这两个故事简直就是“中庸之道”的典型案例。对曾国藩而言，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又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国藩采用的是一种低调的冷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地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臣！
郭子仪的故事则说明：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要有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相反，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认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退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势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十一、反者道之动
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辩证法在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平衡，那么，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辩证法则是重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前者，我们可以概括为“中庸”，后者则是“反者道之动”。前者，出于是对“道”的体认而升华的一种境界；后者则是对“道”的运行规律加以利用的阴谋和诡计。正因如此，儒家的“中庸”多用于修身，而道家的“反者道之动”，则多用于战场和官场的尔虞我诈。
所谓“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正是大道流行的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的这种相互转化关系，也就是“得道”了。这估计也正是老子强调要装“弱”、装“柔”的原因。你没有看到吗？那些冒头的、冒尖的，也是最先完蛋的；只有那些守弱势的，那些与世无争的，反而是最安全的。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的。总而言之，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只有不争，别人才不可能争过你，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关于老子，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据说，当老子的老师病危的时候，老子去看望。他对老师说：“先生病的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遗训要告诉我呢？”老师说：“你不问我，我也要告诉你呢！他日即便成才为官，经过故乡时也要下车，过桥时也要小步向前，记住了吗？”老子说知道，这是尊重故土和敬重父老乡亲。老师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老师又张大嘴巴向学生示意，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在。“我的牙齿在吗？”老子说不在。老师缓缓说道：“你知道吗，舌头还在，因为它柔弱，牙齿不在，那是因为它坚硬。天底下的事都是这个道理。”
估计这件事对老子的影响非常深远。正因如此，翻开《道德经》，我们不仅看到了“上善若水”“贵柔守雌”这样的论调，而且还会发现“无欲则刚”“柔弱胜刚强”这样的字眼。“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耶。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老子之所以对水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水看似柔弱，实际上却是无坚不摧。所以说，弱不是真弱，而是以弱胜强；柔也不是真柔，而是以柔克刚；后也不是真的甘于落后，而是试图后来者居上。
由此不难看出，在老子这里，所谓的“居后”“守弱”“贵柔”，仅仅是一种迂回着前进的阴谋和手段，而不是真得安于柔顺和后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思是说，人活的时候总是柔弱的，死后则是僵尸一个。充满生机的草木柔得可以随风摇曳，死后却是难逃枯槁。原来，坚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那些总是向前冲的二百五，耍的仅仅是匹夫之勇，没有一个不丧命的。相反，那些躲在后面的，不逞英雄，不显山不露水的，反而活命了。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看来，他的这些策略和阴谋是不能给人看的，只能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否则，被人识破了，也就不管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