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我省目前面临着国有经济步履维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的“两难”困境。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只占25．1％。因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政策环境下出现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一开始就少有或没有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束缚，且发展时从理念等主客观多方面接受了新的机制与市场经济的洗礼与考验，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从某个角度来说代表了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占有情况。我省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上。
（二）经济要素关联度很低，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
首先表现在工农业方面。工业与农业长期处于两条轨道各自运行，特别是我省以采掘业、原材料粗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与农业关联度极低，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及生活方式差距很大。其次表现在产业链条上。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大中企业，而大中企业多是中央直属的能源、原材料及军工企业，其产业链条主要延伸全国和东部地区，当地中小企业很难被纳入其产业链条，因此中央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和带动能力相对较弱。第三表现在人才方面。一方面部分中央企业聚集了较多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地方企业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中央所属企业与地方企业没有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中，使整体经济发展严重受阻。
（三）工业生产布局不合理，机制转换难度较大
我省工业生产布局计划色彩浓厚，“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我省投资和内迁了许多大中型项目，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布局的工业项目在“山、散、洞”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企业完全着眼于战备和计划经济，远离经济发达的城镇，同当地的经济关联度极低。内迁企业连同人员一起“嵌入”，使本省劳动力转移受到一定影响，加剧了二元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企业历史包袱沉重、机制僵化、适应能力差、竞争实力弱、机制转换难度大的问题显得很突出、很普遍。
（四）存在着资金向东部的隐性效益的大量流失
我省在向东部输出初级产品的过程中，一方面每年有大量价值因较低的价格而转移到东部，另一方面东部高价返回的制成品，又把我省所创造的价值二次带回到东部。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省在此方面的损失足以抵消国家对我省的财政补贴。在这种价格体系和分工布局下，资源开发越多越快，使我省流失的资金数额也就越大。
另外，资本市场上也使得资金通过资本交易更多地在东部地区集聚，沪深两个股票市场每年都从证券交易税中获取巨额收入，其中也有我省做出的贡献。
资本追逐利润、资金向高效益地区流动是资金运行的一般规律。我省多年来形成的产业上的垂直分工特征，导致资金向省外特别是向东部转移很难从根本上抵制与扭转，若人为进行抵制将会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运行的一般规律，因此这一矛盾和问题是我省推进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五）劳动力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
我省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3％，而非农业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47．3％，这说明，农村劳动力有近30％之多滞留在农村当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其根本原因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短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拉力严重不足。这是制约我省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六）城市工业区域发展不协调
从区域分布来看，工业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区域的协调发展，目前甘肃东部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大于中部和西部，从历史来看，甘肃工业受国家整体工业布局的影响，一开始中西部从政策、发展基础、发展环境等方面就好于东部。从14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东部5个城市这一比重全部低于全省城市平均水平。可见，我省城市的工业发展呈现出中、西、东递减的特征，因此加快东部工业发展是区域平衡发展的现实需要。
（七）城市化滞后是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市场扩张能力弱的重要原因
在沿海发达城市，工业内部技术结构的升级通常是通过大城市将传统的或较低技术的生产扩散给中小城镇，从而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并实现一轮又一轮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在我省城镇，经济发展“土”味浓，工厂在农村，职工是农民，小城镇的发展基本上还没有纳入城市现代产业发展的轨道，致使大中城市的产业扩散缺乏空间依托。
（八）企业办社会影响了国有企业规范经营，影响了第三产业正常发展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呈现出较强的弱质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机制，企业不仅对技术服务、人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社会依赖小，而且对商业、饮食、教育、医疗等日常生活服务的社会依赖也很低，第三产业本应是服务于第二产业且相对独立的产业，但国有企业“大而全”发展，长期以来企业办社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变为企业内部的“行政关系”，一方面三产在企业内部很难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第三产业也因此而失去了发展的市场，这是一种不规范的经济行为、政府行为。
综合来看，我省曾经走过的扭曲的工业化道路带来的后果是：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发展呈现出难以改变的弱质性，表现在轻重工业的分工错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错位、资源开发与资金流失的效益错位、中央所属企业与地方企业产业链条的错位、企业办社会行政与经济职能的错位等等，这些矛盾与问题是制约我省工业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也是推进工业强省战略的难点和主攻方向。
四、对甘肃“工业强省”战略的几点建议
（一）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转变观念，既要着眼于国内市场，更要着眼于国际市场。
我省工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受国际环境影响很大，如今年以来尽管各地都加大了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力度，但受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影响，我省工业形势不容乐观，前5个月呈现出“高开低走”增速逐步下滑的态势。这给我们一个警示：甘肃企业受国际市场的牵制很大，需要尽快转变观念，从习惯于看西部、看全国转变到多方聚焦、放眼国际市场的新观念中来，尽快提高参与国际经济以及抗风险的能力。
2．处理好“工业强省”与“全面协调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
需要明确的是：工业强省战略的提出并非弱化其他产业或行业的发展，把全部精力与资金都用在工业发展上，必须强调要在推进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多年来我省特别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单项突进式的城市工业发展战略，已使我们尝尽了苦头，一方面导致城市发展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而使其发展愈来愈缺乏后劲；另一方面因三产发展层次较低导致“有城无市”很难改变，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问题愈来愈突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想尽快缩小与东部的差距，若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舞台上立足，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发展观念，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再次走到老路上去，再次延误发展良机，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从长计议，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综合发展以降低成本、重点明确以避免盲目”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理念。
（二）政策取向
1．切实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以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建议有关部门着眼于轻工业，在引进外资与结构调整方面加以引导，尽快上一些新的轻工业项目。可借外资与社会资本的力量，使重工业在技术进步、技术更新方面有所突破，使轻工业在新上项目的推动下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重大突破，借此来调整和扭转轻重工业不合理的职能分工与不合理的比例关系，在结构调整中逐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尽快解决现阶段“就业难”这一制约甘肃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2．尽快打造出重化工业国内“进口替代产品”。
多年来我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使重化工业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国内重化工业产品大部分依赖进口，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给我省同行业提供了一个“赶超”与“进口替代”的平台。基于此，建议我省抓住重化工业已有的比较优势，将重化工业、能源工业初级产品成品化，选择好发展项目，将品牌做大做强，争取尽快打造出重化工业国内“进口替代产品”。
3．尽快挤入国际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
鉴于我省长期以来产业链条在省外或国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了在国际分工中取得一席之地，建议借鉴已取得成功经验的省市和国家的经验。主要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标杆管理”的办法，与国际同行业先进企业“对标”，找准自身形成差距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强化薄弱环节，提高国际竞争力。
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动态，紧紧把握世界市场经济脉搏，在发展项目和产业选择方面高起点切入，设法挤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同呼吸、共命运，以增强抗风险能力。我国知名企业“格兰仕空调有限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除了稳住国内空调市场之外，还将自身融入国际经济中，成了美国某跨国公司的“加工厂”。这一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国内部分企业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4．建议做大做强“环保工业”。
环保工业目前被作为我国国内的“朝阳产业”，正处于萌芽与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呼声下，我省可借机利用多年来机械工业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发挥技术与人才的优势，及时转产转向环保设备的生产，做大做强环保工业，抢先占领国内市场或提高国内市场占有份额。这样，可以激活我省的支柱产业——机械工业，扩大就业，使得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真正在此体现。环保设备的生产不仅会产生经济效益，还将会为我省环境改造与治理创造条件，将会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
5．逐步扭转企业办社会不规范的经济行为。
企业办社会一方面制约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负担过于沉重，建议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倾向性地扭转这一局面，逐步将多年来在国有企业庇护下成长起来稚嫩的“小社会”推向大社会中，使其逐步得到规范，从而推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甘肃省统计局副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