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写给省长的信
“噫吁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一首《蜀道难》，传唱数千年。
蜀道者，甘陕入川必经之道也，自古至今“畏途”之名不去。陇南，是甘川通道的必由之路，“行路难”从这里就已开始传唱。
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的陇南，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尽管“终年树常绿，四季花不败”，但林立的高山、纵横的沟壑，使得交通极为不便，信息十分闭塞。当地盛产木耳、茶叶、香菇和天麻等农副产品，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只能“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全区共有九个县，就有六个属于国家扶贫县，两个属于财政补贴县。
大山阻断了人们张望的视线，深沟吞没了人们致富的念想。行路难，信息难，像两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地缠住了人们，勒的他们透不过气、喊不出声、迈不开步。难啊——
上好的天麻堆在院里任凭风吹雨打，上好的香菇烂到泥里只能叹息连连，活蹦乱跳的娃子满山沟乱窜却进不了学堂……康县豆坪乡农民田玉顺心里有说不出的痛。
为什么呀，难道祖辈都是这个命？
凭什么呀，难道山货只能留给山？
靠什么呀，才能走出这层层大山？
粗通文墨的他，努力地从几张被揉得皱巴巴的旧报纸巾寻找着转机。突然他的眼前一亮：电话——连报纸上都留着电话号码哩，咱农民要能像报纸上那样，也有个电话，岂不是一一他决定斗胆给省长写封信。
西部大开发、甘肃大发展，几个响亮的大字，无疑给我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令我们山区农民首先想到的是，经济要发展，电信要先行。当前就我省康县的电信状况而言，虽然公路沿线发展了部分电话，但我们认为尚不具备普遍性。根据康县的人口分布来讲，农村密集的人口均分布于公路沿线5华里以外的地方，恰恰是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迫切需要电话。没有电话，人们就像失去了耳朵，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就无从谈起。我们认为发展和延伸农村电话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它不仅是农村脱贫致富的桥梁，也是关系着西部大开发、甘肃大发展根本大计的具体举措。一旦电话开通，我们陇南百万人民大众，将无不感激省政府又为我们办了一件实实在在深得人心的大事。到那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组成劳务大军，可以在自家门口打电话，了解外面的需求信息，奔新疆、跨山西，通过打工的形式，调整三大产业结构，从外面得到丰厚的回报。
这一天，是2000年11月21日。
时任省长的宋照肃收到这封信后，感慨万端。他没想到，一位普通农民对通信能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他即刻做出了批示。
信被转到了甘肃电信。看着这封信，甘肃电信想到的更多、更远：
康县太石乡雍坝村，村党支部一班人将电信调研人员团团围住，村支书拍着胸脯对渊研人员说：“只要我们通了电话，电话送来的信息就会变成钱流进我们的口袋。”这个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亩，生计主要依靠祖辈流传下来的土法铸造山地犁铧，但信息沟通的不便，直接影响到山地犁铧的销路，八十户村民中有二十户要求装电话。
宕昌县盛产柳条，农民并不知道柳条能干什么，大量柳条只能白白烂掉。自从通了电话，农民们通过电话信息了解到，原来柳条还是编织工艺品的好原料，编成的工艺品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信息灵了，不值钱的柳条也变成了可以编出钱的“金条”。宕昌还出产当归等中药材，也因为缺乏电话联系，丧失了市场信息，使药农在价格上吃尽了亏。通了电话以后，他们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还通过电话和台湾、香港的中药材商做起了生意。宕昌县委领导到下面调研，农民们往往第一个提出、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装电话。
金昌电信双湾镇农话放装现场，一位农民激动地说：“没有电话就像傻子，今年我种的大辣椒丰收，发愁卖不出去，一些客商趁机刁难，说大城市人吃大辣椒只吃四个棱的，我听了愁得吃不下饭，后来到镇上打电话才知道这是客商找借口压价，经与外地客商联系，那些大辣椒一个不剩卖了出去，今年说啥都要装电话。”
庄浪县何马村，村民王有来拉着机线员就往家里走，边走边说：“人家装上电话的就是脑子灵，啥事都想在咱前，我如果再不装电话，不但没有信息，更谈不上做生意了。”听说电信局测量线路，村民王顺山放下抢割的小麦，拿着镰刀就往回赶，一定要让电话线从他家门口过……
电话，成了农民和农村脱贫致富的“千里眼”、“顺风耳”。
电话，给了农村和农民极大的信心。
农话，在甘肃电信骤然升温。但这种升温同时也有点“烫手”。
田玉顺投书省长要求装电话的信转到陇南电信分公司后，分公司总经理贺晓红挠着头，说：“你看你看，这事搞的，这事不好办嘛。”他了解豆坪乡，这个乡距光缆主干线较远，投资过大，实在是不划算的买卖。思来想去，还是贷款130万元，在海拔1800多米的山上安装6信道无线接入设备，用无线接入方式为这几个乡解决通信问题。但没想到的是，当电话送到村里时，1 500元的电话成本费没人愿意出，最后只好给田玉顺租赁使用。无线接入开通以来只发展30名用户，户均投入4．3万元，而户均每月产生话费不过40余元，回收成本需要100年。
100年，一个世纪，多么遥远。
有人做过统计，全省每户农话投资达5000元左右，而农话平均每部每月话费40多元，要10年时间才能收回投资，这还不包括维护费和人员工资。像定西，每部农话平均建设成本达5400元，而每月单机收入仅25．52元，需要17年8个月才能收回投人。甘南藏族自治州电信分公司2000年投资2880万元用于农话建设，平均每线投入6294元。而全州每月每户农话收入不足30元，按设备实装率100％计算，20年后才能收回投资。
投人与产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甘肃电信左右为难。
面对亟待脱贫致富的父老乡亲们期盼的目光，甘肃电信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和巨大的责任。干还是不干？理智与情感和道义交织着，煎熬着甘肃电信人。顶着压力，他们负重前行。
政府官员评价说，电信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来，多数运营商都只在城市和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开展竞争，西部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成为了通信的“盲肠”。还是中国电信靠得住，关键时刻没忘了作为国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努力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在国家有关普遍服务政策机制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以无私无畏、默默奉献的老黄牛精神，为贫困山乡送去希望和福音。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文林在甘肃电信调研
“普遍服务”（Univetsal service）一词最早见之于美国AT&T总裁西尔多·维勒索1907年的年度报告。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0ECD）在“普遍服务和电信资费改革”报告中，对“普遍服务”作了如下定义：“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这就是说，要对任何人都提供无地域、质量、资费歧视且能承担得起的电信业务。
在电信行业未分拆时期，普遍服务的承担者自然是唯一的电信业务提供者——中国电信。资金来源主要通过内部交又补贴的办法来解决。分拆后，中国电信依然承担了普遍服务的义务。2001年前，为了承担普遍服务的义务，中国电信每年要从1 1个盈利省的收入中拿出一大部分来弥补其余20个省的亏损。但是，竞争的出现以及电信资费结构和标准的不断调整，便使得原先的普遍服务方式不再适用。
作为企业，效益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贫困山区的农村通信建设上，如果投资过大，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发展过度，这将不但不能为企业创造效益，反而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使企业难以有效运转。对于电信企业来讲，还是要注意投资收益与回报问题，不能只重发展，不求回报。
多方求告，多方说服，甘肃电信试图既能为落后地区装通电话，又不因此背上自身无法解决的沉重负担。在一份电信公司提交省计委的关于行政村“村村通电话”建设的汇报材料中，是这样说的：“农话发展存在以下主要困难：农话投资巨大，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村电话后续运营成本高，预计早2010年以前，农话经营将带给甘肃电信每年1 1400万元的亏损；企业负债率高，建设资金匮乏……”
一份来自省通信管理局的渊查统计显示，目前，我省农村电话的普及率仅为7．14部／人，全省17751个行政村中，已通电话的行政村11568个，占行政村总数的65．2％，未通电话的行政村仍有6000多个，大部分处于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自然条件差、人口密度低，居住极为分散的边远落后地区。
2004年1 0月份，甘肃被信息产业部确定为第二批试点，作为甘肃省“村通”工程的主要建设者，甘肃电信于2005年1月8日正式启动了的“村通”工程项目，一年内将解决50％到60％未通村的通电话问题。
随之，一系列好消息纷至沓来。
在2005年1月12日召开的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负责人说，信息产业部正配合有关部门启动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基金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已经初步制订。
信息产业部正在积极与地方政府部门、其他部委和相关机构加强沟通合作，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政策支持，进一步营造“村通”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
甘肃省通信管理局也把“村通”工程作为自己的重点工作部署。局K乔绪富表示，要积极与地方政府联系，争取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切实解决电信企业的闲难，为推动农村通信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杨志明副省长对“村通”工程表态：“各级政府要帮助甘肃电信解决实现‘村通’工程中的困难，这不仅是对电信企业的一种扶持，也是对落后边远地区人民致富奔小康的一种态度，也是对全社会早日实现最广大范同内信息化的一种责任。”
甘肃电信紧缩的眉头渐渐地开始舒展。
山乡群众热望的双眸一天天开始向远方延伸……
一根连通世界的线
12月的肃南，寒风刺骨。
往南出县城，沿着一条并不平坦的乡间土路，在崇山间不断穿行爬坡，行程70多公里后，便到了杨哥乡——一个深居祁连山腹地的贫穷牧区。
这儿，天蓝得出奇。山顶白雪皑皑，山腰树木葱葱，山脚牛羊成群，不远处的牧民家里正冒着袅袅炊烟。
这里的海拔有3000多米，祁连山的最高峰就在这里。山的那边，是青海。
杨哥乡虽说是个乡，其实只有两个村庄。乡政府就是几间破破烂烂的平房。一部红色的电话放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这是全乡唯一的一部电话。附近牧民有什么事都来打电话，但付费的少，乡上只好请求电信部门将其改成了201电话。
杨哥乡交通不好，到县上办事要骑马整整一天，若遇上泥石流，道路被冲断，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虽说县上现在有了班车，但一个星期也就两三趟，牧民出行仍不太方便。现在有电话方便多了，县上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了。要是以前，得找人带话，有时要好几天，常耽误事。
通往杨哥乡的通信线路75公里长，架设在海拔3000～4200米的崇山峻岭间，由于地势险要，道路崎岖难行，往返一次需要六七个小时，这里气候反复无常，且严重缺氧。春季冰土融化流动，夏季洪水泛滥，电线杆常常被冲得东倒西歪，每次查线都可能有事故发生。立杆架线，工作量大，员工体力消耗严重，常有人晕倒在地。工作一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是常事。
这些，当地农牧民群众都看在眼里。电信人员施工的时候，他们自发组织，送来了香喷喷的奶茶，表达自己的心意。一位60多岁的裕固老人感激地说：“多亏了你们，要不这深山老林什么年月才能通上电话啊！”
全省第一次农话大发展高潮源于1997年，为响应省政府的“村村通”工程，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甘肃电信在张掖召开全省农话发展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全省吹响了农话发展的号角。
1998年，全省第二次农村电话发展会议又一次在张掖召开。
到新世纪的第一年——2000年，全省农话用户数已接近50万户，比上年增长135％，全省电话村总数达到1112个，乡镇通光缆水平达到81％。
就在这一年，甘肃省政府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3年实现村村通电话。各地政府摩拳擦掌，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农村电话增长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