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城市开始“政治大扫除”，其中一个被扫除对象就是回流的知青。这些已经被注销了户口的知识青年，被当作盲流驱赶。为此，相关人员随时可能出现在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到居民家里“查户口”，以此“追逃”回城的知青，动员好歹也“杀它一个回马枪”。而在此前后，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比做“变相劳改”。
农村虽然天地广阔，知青们的人生却从此走入了窄门，想方设法通过“二招一征（招工、招生和征兵）”逃离农村；一些城里的学生也开始早早辍学以“逃农役”。及至七十年代末大规模返城的闸门打开，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知青史》一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真事：
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然烂掉了五分之四！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1955年，有人在升学考试之前就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者投陆军——流浪。”十年后，中国人高考升学的权利被整体剥夺了。在我写这组稿件时，偶然看到《高考1977》这部充满温情与善良的电影。在这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影里，不仅有“不回城，毋宁死”的试图自杀者，更有时刻等待一线生机、永不绝望的人。意味深长的是，当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初现时，你会发现，在这部电影里突然间所有的坏人都消失了。这一切，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感慨的一样：“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还停留在冬天里……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即便是那位嘴里天天喊着“枪把子”、“印把子”的场长，也变成了送知青及时赶考的力挽狂澜的英雄。这一切真应了“制度扭曲人性”一说。此时，你更能体会，这糟糕的世界，不是人坏，是关系坏。我们着力改造一个社会，首先需要做的是改造关系，改造制度，而非改造人性。
沧海盲流
回想近百年来中国人之“出乡村”与“入乡村”，不无遗憾的是，中国乡村至今仍未真正成为一个诗意栖居的所在，而依旧是一个苦难的象征。无论世居荒野的乡下人，还是误入歧途的城里人，都将“出乡村”当作自己人生的一项重要使命。糟糕的是，那些试图走出乡村的人，也一度被视为盲流加以围堵与遣返。藏在“盲流”一词背后的，是无限酸辛，是返城的知青有家难回，是进城的农民必须回家。同在蓝天下，乡村仿佛是监禁与流放之地。
什么是盲流，究竟是谁制造了盲流？回顾上述历史，我不认为当年那些回城不返乡的知青是盲流，也不认为其后陆续进城的农民是盲流，因为他们回城或者进城的愿望是真实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些为讨生活而四处奔走又被冠之以“盲流”的人，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心明眼亮的人。与此相反，一个人未知真相而动，尽随时代的潮水而随波逐流，才是真正的盲流。这种盲流尤其出现在“计划政治”——严格说是命令而非计划——盛行的年代。当人们不能超越政治做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欲望真实定位自己的远方，在标语的森林里迷失自己、成为盲流自是必然之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的共和国的确是有一番雄心壮志。从那时开始，国家试图包办社会的一切。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种“包办政治”暗合了某种“致命的自负”。当然，在“致命的自负”之外，似乎同样有一种“致命的恐惧”，尽管有些恐惧不啻为政府制造出来的“公共产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斗争与斗争思维还没有完全结束，许多人相信，倘使生产、生活不在国家的视野之内，不由国家控制，国家似乎就处于某种危险之中。正是在此背景下，政府动员“狠斗私字一闪念”，并将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1952年教育部曾经发文，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到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确保政治上的可靠性。而国家包办一切，似乎让百姓体验到了“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难免有“以自由换面包”的印象。毕竟，有些东西，比如私域方面的自由，是国家不能包办的。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此工作进行之前，全国私立中学占全国中学的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而私立小学则占3％。在过去，学校有国立，也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自找门路。社会本可以自我调节。然而在国家体制下，一旦国家因为经济困难或者教育需要压缩整顿时，因为没有民办教育来纾解压力，就会给教育带来无可挽回的冲击与损失。
长于理财的人都知道不应该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理政何尝不是如此？当国家包办一切，实际上也在积聚最大的风险。所以，还是让我们记住约翰?密尔的那句话吧：“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出错”。
当然，上山下乡运动在客观上也使狂热的革命浪潮渐渐退却。它名义上是让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是让他们认清了中国的现实，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平等，正是从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的批判精神让他们有朝一日重新回到城市时，不再那么盲目，而是开始听从内心的声音与眼底的现实。
5.革命的水稻田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吃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晋西北小调换了歌词，变成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最早我是在《读书》杂志上读到这首情歌原唱的。从生活中来，到政治中去，历史的细枝末节，常常有趣到让人唏嘘。你很难想象，一首细腻而凄楚的情曲，在只换了歌词后，听起来竟然像是宗教音乐了。而这，正是那个盛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里的真实故事。
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村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当时，无论是出工，还是收工，甚至在田间休息时，都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学习毛主席语录。最常见的情形是，社员人人手捧红宝书，列成一排，齐诵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为毛主席积肥
当历史终于翻过那苍茫一页，今日回首一切已觉天遥地远。对于那个过集体生活的时代的故事，生于七十年代初的我只有一点浅浅的印象。比如，夏季某夜两三点，村子里锣声狂鸣，犬声骤起，睡意正浓的社员们纷纷赶到水稻田里，去收起昨日刚刚割下的谷穗——只因为狂风大作，山雨欲来。长大以后，我在六十年代的老电影《艳阳天》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场面。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中国村庄的天气预报，竟然是靠乡里的邮递员亲自送来的。
而我亲身经历的集体生活，前文已经简单提到，大概也只有和童年的伙伴们一起，在村里村外拾猪、牛之粪，将它们倒在村口的一个大粪坑里，为社会主义积肥，为毛主席积肥。对毛主席的印象，想来父辈和我都是一样的。毛主席生前很忙，从来没时间赶到小堡村和贫下中农握手，也没有站在一大片稻穗中间，讲解广阔农村大有作为，让村里的孩子们围观。所以，小堡村的老老少少，注定只能在文字与影音之中见识这位最终被官方定性为“功过七三开”的新中国缔造者，这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与“伟大的舵手”。
具体到我这一代乡村少年，所能感受到的毛泽东的影响，文字方面主要来自当年无所不在的政治涂鸦或宣传。如村里俱乐部墙壁上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至于声音方面，尽管我曾见过有人被戴高帽批斗、被吊打，但小队集体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场面我早已全无记忆。在家里，偶尔也会听到母亲不经意间哼起“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这样的声音也是很少的。在我幼年记忆里，听到最多的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它冷不丁就会从母亲的嘴里飘出来。小时候不知所以，以为母亲唱的是地方戏，长大后才知道这里的“表叔”都很有背景，来自样板戏《红灯记》。母亲在未出嫁时，曾经在她所属的公社里唱了两年的样板戏，并因此多认识了几个字。也是这个原因，母亲偶尔会有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在城里居住时，母亲不忘夸耀自己如何认得路牌，不会迷路，而村里有的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除此之外，母亲还会哼一些黄梅戏，如《女驸马》里的唱词：“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罩啊罩婵娟……”只是母亲并不知道在黄梅戏的老家，造反派一度将黄梅戏改成了“红梅戏”，因为“黄”字代表了色情、反革命与资产阶级情调——在这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这个国家只恨不能将炎黄子孙改成“炎红子孙”，将黄河改成“红河”——更不知道当年那位声音甜美、因唱《女驸马》与《天仙配》而红极一时的严凤英女士有着何等悲惨的命运！
1968年4月8日，因为“反对样板戏”而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国民党特务”的严凤英在绝望之中吞药自杀，死后还被军代表刘万泉指挥开膛破肚以查找敌特发报机、照相机。此公意淫、残害他人之猥琐、恶毒与变态，令人发指。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我们的七仙女”、“我们的女驸马”，难免满心悲痛。一切正应了“自古美人如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没人知道古往今来究竟摧折了多少美善贤良。
同样令人心痛的是，在那个集体迷失自我的年代，严凤英在遗书里写的竟是：“我严凤英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而那位不仅耽误严凤英抢救时机并且残害其身体的军代表，其后竟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直到2009年被网友人肉搜索时，他正在南昌东湖区的一个小区里颐养天年。不唯刘万泉，当年的刽子手，又有哪位愿意站出来为自己的罪行忏悔认错？
今天的人们热衷于在练歌厅里宣泄用不完的热情。当我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看到当年的革命小将们在广场上群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时，恍惚之间会觉得那些异口同声的呼喊才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富激情的“卡拉OK”。此国彼时，其来有自。它像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练歌房，政治旋律与歌词都已经备好，只等你的声带按部就班地震颤。
我幼年亲自看过的有关毛主席的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概是1977年，也就是我四岁多的时候。大概是夏夜，我的的哒哒地跟着村里人去大队部看了一场有关“毛主席逝世”的露天电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叫“毛主席”的男人死了，却又不懂出现在黑边白布里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哭。不知何故，那个夜晚的屏幕给我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至今未忘。
八十年代以后，常会听到村民提起邻村一位中年妇女在1976年如何哭得死去活来。现在想来，既然这位妇女常被当作特例来说，或许可以说明当年的乡下人为毛主席哭丧时并不如我所看到的影像中那么激烈。而生于七十年代的我，因为年幼的缘故，更与过去种种政治戏剧有一层深深的隔膜。此时，我的生命刚刚开始，对死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幼年，即使死亡出现在影片中也是不真实的。我会因为某种欲望未得到满足而流泪，却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更不会像那部纪录片所形容的一样与高山和大海一起悲鸣。
两三年后，我久病在床的爷爷过世。出殡之日，作为长孙，按家乡“压丧”的风俗，我头扎红布坐在漆黑的棺材上，呆头呆脑、东张西望，由几个和蔼的本家抬着，为爷爷送行。奇怪的是，从家里到墓地，一路上我竟不知道哭——只觉得自己参加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而且你必须参加，别无选择。回想当年坐在爷爷的棺材上一声不吭，我很庆幸没有人教我哭泣。那时，我还不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但也没有学会装腔作势。我茫然地看着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既懵懂又纯洁。直到若干年后，我上了初中，才真正想念起爷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因为吃了亲戚送的乌骨鸡，转天便去见我太公了。至于纪录片中那位令千万人齐声号啕的领袖，虽然他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却从来不曾走进我的生命。而那个万寿无疆的时代，伴随着那场至今仍未真正完成的风光的葬礼，终于开始重回自然规律，回到了生老病死的常识。
群口相声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有个买毛笔的经典段子是这样的：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毛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就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
这不只是一个段子，更是真实的生活。关于这一点，看看那个时代爬满了各式语录的图书就知道了。时至今日，当我重新梳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忆，虽然偶有似曾相识的印象，但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荒诞与奇异。那是一个几亿人一起说群口相声的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给我寄来她的传记《家在云之南》，里面提到“文革”期间她在云南大学收集到的“相声素材”。根据可能是从北京翻印来的《集会誓词》，学生们在集合操练时，不仅要戴着红卫兵袖套，还要边喊口号边完成下列动作。
集合：（众人大声呼应道）招之即来！
立正：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立场坚定！）
向右看齐：打倒刘、邓、陶！
向前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向右转：要斗私批修！
向左转：向林副主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