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乡村民主(2)

古老的乡村让中国一次次起死回生，但它似乎从来都是掌握中国发展的方向，化解中国的危机，承受中国的苦难，却从不收获中国发展的成果。一旦危机过去，方向已明，各级权力便开足马力聚集资源，乡镇的资源向县里聚集，县里的向市里聚集，市里的向省里聚集……行政中心就是福利中心，任何有利于乡镇自治和乡镇自由的想法，都抵不过来自上级的一个红头文件。

这些年，我回县里时经常听到人们在议论一件事，说是这个县有可能一拆为二，其中一部分将划归南昌。且不说这个方案是否合理，如果真有此方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有什么决定权呢？

3. 从民选省长到民选村长

2010年2月，我在日内瓦大街上寻找一家时间博物馆。按着地图的指引，找了很久也没有找着。就在我站在一幢老楼前四处张望的时候，一位当地的老头告诉我，这家时间博物馆关掉了，因为前几年被小偷洗劫一空。闻此噩耗，我只得悻悻而归。不过，谢天谢地，好在小偷偷走的只是钟表，而不是时间。正如我们的历史，无论你记与不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终归是在那里。

寻找陈炯明

两个月后，我去广东惠州参加一个网络问政的会议。会议结束那天，我去了当地的西湖边，寻找陈炯明的墓。出乎意料的是，问了当地很多人，都不知道陈炯明何许人也。这多少让人有些沮丧。更沮丧的是，在我年少时学过的历史课本中，陈炯明不过是个离经叛道的军阀——他“炮轰总统府”，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

然而，当我有朝一日有机会梳理这段历史，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同样，就在当晚我与广东朋友们坐而论史，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如果陈炯明当年的主张得以实现，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关于发生在1922年的“6?16”事件，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有这样一段评价：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达求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努力周报》，1922年6月25日）

其后，在孙中山的追随者极力诋毁陈炯明时，胡适又批评道：

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努力周报》，1922年7月23日）

在回应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持续一个月的攻击时，胡适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主张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们不曾完全了解孙派用秘密结社来办政党的历史。……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努力周报》，1922年8月20日）在这篇《这一周》中，胡适不忘抛出一个疑问：“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

写在纸上的历史鲜有对失败者的宽宏大量，甚至最起码的公正。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训政说，坚持认为主权在民便意味着政府该服务的是“四万万皇帝”。而民主政治的前提首先是以自治代替官治。有关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主张上的冲突”，在后来国民党修撰的历史里，反对孙中山变成了“反党”，继而升格为“叛国”。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受了苏俄在金钱与军事上的援助，改组并“苏化”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开始与“西式民主”的建国方略背道而驰。面对接受了苏俄训练、有着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革命军”，陈炯明的“联治军”也显得不堪一击。联省自治或地方自治颓势渐成，中国历史在那儿走向另一个拐角。

“湖南共和国”

上世纪初的中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炫目的莫过于自治——“不自治，毋宁死”。1922年7月1日，大总统黎元洪甚至还下过一道指令，要求各地尊重地方自治，指出：“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在联省自治的浪潮中，最为瞩目者，即是湖南的自治。

胡适先生曾经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在二十世纪初，旧中国的许多才子佳人，便是抱着这样的个人理想与时代理想，相信争地方的自治，就是争国家的独立。而这些人里面，包括年轻时的毛泽东。

1920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反对统一》一文，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在他看来，中国虽大，但是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此外，毛泽东还从有机体的角度解释中国的政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个体才有团体。”为了建立“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要实现各省自决自治”。

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曾经受到胡适的影响，至少部分接受了胡适的观点。所以他引证胡适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恰同学少年。且不说毛泽东当时在报章上自由地表达了一些事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见解，这种要“省庆”不要“国庆”的思路，从细胞到有机体的叙述，同样表明自治精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如何为那一代人所备加推崇。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三天，毛泽东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的文章，呼吁：“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而就在此前的7月22日，刚刚赶走唐敬尧，开始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向全国发出“祃电”，宣布湖南自治，强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展现“根本救国决心”——今后不仅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任命，还要制定省宪法。为此，毛泽东不仅与人合撰《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省自治法草案，公布在《大公报》上，甚至还起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在他看来，既然实行全国统一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后，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如此豪情，真可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二十年代的新一辈。”

1921年11日，湖南省宪法获压倒性通过，确立了中国历史首开纪录的地方自治宪法。接下来是在1922年3月底到6月底完成省议会选举。考虑到两千多万选民直选的困难，在9月的省长选举采取了县议员决选，毕竟县议员只有两千七百余名。最后，赵恒惕以1581票的绝对优势成为中国首位“民选省长”。

时运不济的是，湖南夹在南北之间，而孙中山此时一心武力北伐，遂视湖南为北伐的拦路虎，动员各方力量，终使赵恒惕兵败。至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刚接手湖南的唐生智也在长沙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湖南的六年自治，终于昙花落。

“无法无天的政治”

关于那场持续三个月的议会选举，我读到不少负面的描述。据说，长沙的各选举场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为自己支持的一方拉票。有的地点，投票还没有开始，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至于地方各县的选票也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就得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两毛到一两块不等。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为选票大打出手的；抢夺票箱、砸烂票箱的恶性事件也屡有发生，在安化县甚至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以至于省会各公团提出要求重新选举。

这些场面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其混乱与现今中国农村某些地方的海选多么似曾相识！贴在电线杆上的600元一张的选票，提着票箱走家串户收选票的人……不同的是，当年是民选省长的混乱，而现在是民选村长的混乱。

夜读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的一节让人叹息。日记中胡适记录了马君武这样一段话：“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马君武明确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希望国民政府能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的局面。胡适认为很有道理，进而分析说：“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

艰难的起步——村民自治一瞥

前文提到作家汪锡鹏三十年代曾经在永修做过一次农村调查。我在申报馆编辑出版的文集中找到该文，其中有一段内容涉及某村的村民自治与公共事件的解决。

事件的起因是，该村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娶了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为妻，但是生活并不理想。女子便回到娘家长住，并且生下了一个没有名分的孩子。闻讯后，她丈夫村庄里的卫道士们纠合数人前来兴师问罪，以保卫该村的名誉。交涉的结果是，由媳妇的娘把女子卖掉，得钱三百二十元，完全交给几位出头的“道德分子”。村上的人再也不承认该女子是本村的媳妇。

表面上看，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不过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几个人跑到镇上大吃大喝大乐一顿，花去了五十元。剩下二百七十元，其中一百二十元交给那位名誉受损的年轻丈夫，余下一百五十元便被几人“没收”。对此行为，村里其他人都深感愤怒与妒忌，“在人背后咬牙睁眼地表示心中的不平”，恨不得“嚼吃那吞占款子的人”。再后来，在村内做农村工作的人员与保长商量修路，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那笔被贪污的款子。为此，决定当晚由保长召集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到了晚上，甲长户长一共到了五六十人，济济一堂。据汪锡鹏回忆，大概是因为受过训练，当晚秩序很好，“咬牙睁眼”的几位也在其中。会议由保长主持，与会发言者也不少。不过，发言的大部分都是叙述事情的经过和不平的事由，只是较之平时说话时的态度，要温和许多。至于结果，两个小时下来，仍是一场空，因为没有形成任何决策性的意见。千言万语，不过是证明有此事实，并且构成了对吞吃款项者的谴责。到散会时，谁也没有提出交出“赃款”的要求，有的甚至做了和事佬，说没有他们，这笔款一分也要不回来，在镇上吃喝一顿，只当是酬劳，大家相安无事，既然愤怒已经排遣，散了吧，算了吧。路终究没有修筑。

透过这个细节，读者不难得出以下印象：其一，三十年代农村个人权利观念尚未得到良好培育，群己权界不分，所以才有了逼人卖女，私自或者集体侵吞“名誉款”的行为发生。其二，在自治方面虽有村民大会的形式，但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毫无进展”，不禁让我想起小堡村村民对树木被强卖时的态度。

然而，我并不认为上述村民代表大会毫无意义，至少它将民众聚集在一起，商量事关众人福祉的事情。凡事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民情的培育也是如此。遗憾只在于它时常被中断，一次次丧失自然成长的机会。

时至今日，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热衷于描绘中国人初试民主时的混乱与失措，从民国到台湾，再到内地乡村，断定中国的民情不适合民主，却从不真心实意地培育民主，培育民情，并乐见其成。他们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看不到时代在孕育，兀自以那肤浅的秩序之名，将民主训练矮化为一件“有伤风化”的事。

而历史也总是热衷于跟中国人玩“鬼打墙”的游戏。从民选省长回到民选村长，走过又一个世纪的中国，而今迈步从头越。

4. 村治与县政

界限已经划清，诅骂开始降临；现在的落伍者，不久就会胜出，当下将转眼成为历史；旧的秩序正在消逝，那些今日的风流人物，会成为明天的无名之辈，因为时代在巨变。

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就在我着手写乡村政治生活的时候，无意间翻出了鲍勃?迪伦的这首老歌——《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时代在巨变）。混浊而沧桑的男音，青涩而跳跃的吉他，偶尔让人心碎却又不失希望的口琴……

时代正在变，世界正在变。自从有了互联网，普通中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终于有了寄托之地。网络浩浩荡荡，里面有神枪手，有飞行军，有手无寸铁的围观者，他们以满腹的嘲笑汇编着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庶民揭竿而起，开起了自己的Party，无视民意者，不仅会在将来孤独于历史，而且已经孤独于现实。既然无缘做一个专业的议政者，人们就把政治讨论搬进了生活，在生活中抽丝剥茧，春风化雨，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又大张旗鼓地推进时代的变革。试想，早在十几年前，堂堂一位省长，怎会因为抢夺小记者的录音笔而变得声名狼藉，并以《夺笔者的救赎》收获“两会奥斯卡”奖？那时候的人们，充其量也只是会私下嘟囔一句：“又不贵，怎么不自己买一个？”

欧盟来了观察员

乡村也在变。我时常遇到一些城里人，他们对我说乡下真好啊！不仅在实际操作上可以多生一个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而且乡下人还有热热闹闹的选举，早于城里人体会到竞选的乐趣。言下之意，自从进了城，在享受民主权利方面，我是弃明投暗，远远落后于我在乡下的父老乡亲了。

从形式上说，我的父母在老家的确参加过几次选举，而且选举的地点并不一样，有时是在小学操场上公开选举，有时是村干部提着票箱挨家挨户收票，就像是当年收公余粮。只是在这荒芜偏远的乡村，这些选票也并不值钱，不像北京周边的村庄，一张能在电线杆上标到六百元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