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完了生命的本质力量与人的关系，当我们明白了“仁”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明白不管是什么人，好人、坏人、善人、恶人、愚者、智者、英雄、盗贼……他们的生存状态无非都是“克己复礼”，没有哪一个生命体不是“克己复礼”。之后，再来看南先生关于“大光明与复礼”这一节，马上就发现南老到底是错在了什么地方。现摘录几则供大家欣赏：
“我们要随时随地很庄严，很诚敬。这个‘敬’并不是敬礼的敬，而是内心上对自己的慎重，保持克己的自我诚敬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老僧入定的样子，专心内心的修养。所谓礼，就是指这个境界而言。从这里发展下来，所讲对人对事处处有礼，那是礼仪了。《礼记》的这一句话，是讲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克己复礼’就是克服自己的妄念、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然后那个礼的境界才叫做仁。如宋儒朱熹的诗：‘昨夜江边潮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就看到他的修养，不能说没有下过工夫，他也曾下了几十年工夫。尽管宋儒有许多观点值得斟酌，但他对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抹煞；刚才我们讲克服自己的思想，心境永远保持平静，不受外来的干扰，这是很难的。这里是朱熹的经验谈，他做了几十年的学问与修养，这个功夫不是一做就做到的，要平常慢慢体会、努力来的。这首诗里他以一艘搁浅的大船为例，怎么都拖不动，但慢慢等到春天，河水渐渐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船就自然浮起来了。后两句诗是重点，平常费了许多力气——想把这艘船推动一下，可是力气全白费了，一点也推移不动，等到修养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便是‘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境界了。到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了。‘仁’就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就是孔子所答复的‘仁’，是有一个实在的境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是一种内心实际功夫的修养。所以真作内心修养的，个中艰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如果仅凭南老对朱熹上述这首诗的解释，我们还不能马上就说南老是全错了，但南老和我们在观念上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这里不一一分析。下面是南老引的文天祥慷慨就义的故事，来说明他自己关于“大光明”的看法。
在南先生看来，“大光明”即是“仁”，这个提法大致是不错的，南先生把“大光明”比为大海，而生命的活动莫过是一个个的浪花、水滴，这也是大致不错的，但是他说：
“刚才提到‘劳生’，无论如何，人一生都是忙忙碌碌，就是劳生。道家的文学还有个名词叫做‘浮生’，大家都读过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其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个‘浮生’的观念与名词是由道家来的，和‘劳生’是同样的意思，人为什么感觉到生命是苦的？不管贫富，天天努力争取、忙碌的对象，最终都不能真正占有。一个富人，了不起每天进账有一千多万，不过搬来搬去，也不是他的。所以物质世界的东西，必定不是我之‘所有’，只是我暂时之‘所属’。与我有连带关系，而不是我能占有，谁都占有不了。”
当南老把“大光明”与人生的“劳生”对立起来之后，他对“大光明”作了如下的概括：
“要找它，就是穷究那个生命的根本，和以那个生命同体的，那个根本的东西。找到了那个东西，会发现自己的生命的本身一片大光明。所谓‘光明清净’四个字，是形而上本体的境界。”
对南先生这一套，我在我的第一本《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中已经很清楚地阐述了。当南先生说“大光明”是形而上本体的境界之时，他已经错得一塌糊涂了。
有这个“本体”，那就是可找的，正因为南先生认为“大光明”本体是可找的，他接着便给我们介绍起功夫来了。他提到了催眠术、瑜伽术，最后南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实例：
“我曾看到过一个人，练得黑眼珠子凹进去，眼白凸了出来，但他非常有信心，再练三个星期又恢复了。以前武功练劈剑，手里执一柄剑，肩、肘两关节不准弯，和写毛笔字一样，就是运动手腕部分的关节向下劈。也是点一支香，在暗室中把香劈成两半而火不熄。然后握一把豆子在手中，往空中抛出一颗，用剑劈成两半。到了这个程度，才可以学剑。再配上心、眼、手、法、步，要费很多工夫。然后练到眼睛不动，而对每一根竹竿的动态都看得清楚。第二步用水泼眼，眼睛动都不动，这就是功夫。为什么讲大光明法，讲到这些东西？这些也是大光明法中的小法术之一。文天祥遇到的这个异人传他是哪一路，我们不知道，不过，可以断言不是这些小术。他的确得了大光明法的心传，对生死看通了。”
我们不否定特异功能，但是这和孔子的“仁”、和佛家的“大光明”毫无共同之处，或者说它们只是“仁”、“大光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本身和“大光明”、“仁”无关。南先生似乎也不是十分理直气壮的，他还是说：某人的练法，只是大光明法中的一种小术，和文天祥得的正法不同。但是，任何一个读了南先生这一段论述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南先生是在明确表示“大光明”、“仁”是通过类似于修特异功能那样的修法修出来的，这种修还包括修道德。
东方文化的扭曲正是从南先生这样的人这里开始的，他们丢不掉功夫，丢不掉道德，他们不知道德脱离了“当下”、“眼前”，我们什么也找不到，形而上的本体找不到，形而下的用也找不到，即便是找到了也是妄想，任何一个生命也找不到“昨天”和“明天”，找到的全是今天的“当下”。
这个“当下”本身就是“仁”，是“宇宙—生命”系统对众生命体的“仁”，没有这个“仁”，“当下”便无法成为“当下”。
这个“当下”本身就是“大光明”，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你明白了便是“大光明”；你不明白就大黑暗、大扭曲、大痛苦。真认得了“当下”，便认得了一切，当然就是大光明。这里根本不存在修与不修的事，肉眼在此处便是法眼、慧眼、佛眼。
这个“当下”就是“克己复礼”，知“当下”就是在完成生命的“当下”，当然就是“克己”。这个“己”如果不和“宇宙—生命”系统整体构成“礼”——“和谐”，这个“当下”也无法存在。所以当下就是“克己复礼”，不能另找一个“克己复礼”。
“当下”来自于“宇宙—生命”系统的“仁”，其结局也必然是“归仁”。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宇宙—生命”系统运动的真实写照，真实描绘，不存在如朱熹所说“克去私欲，复归礼教”的另外一个过程。如果像朱熹认为的那样，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有一个“克去私欲”的行为，那也是“当下”的下一个“当下”，但任何一个“当下”都是全“宇宙—生命”系统的合力，个人的主观愿望只是合力中的一个扭曲映像。你主观设想的“克去私欲”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当下”的事实，是谁也说不准的事。即便可以成为事实，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主观愿望造成的，还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合力所为。
上边的论述，与其说是在和南怀瑾先生商榷，不如说就是在讲一个“大光明法”。“大光明”不是许多修功夫人在“定”境中见到的那种无边的雪亮。我记得有人修过“白毫光法”，果然可见万丈白毫光，但我知道那不是大光明，真正的“大光明”是“心明”，对“知”与“不知”皆“明”。
什么是“大光明”？就看你的“当下”就足够了，凡所见、所闻、所嗅、所思、所想，无非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就是“大光明”。
我只能见其“对象化”，不能见生命的本质力量。
我只能见“当下”，“当下”就是历史，没有生命本质力量的创造，也没有我现在所感知的这个“当下”。我见“当下”，我活在“当下”，我也就见了“生命的本质力量”。
凡我所感知皆是历史的生命的创造，这其中无法分出你、我、他，无法分出自然与生命，无法分出历史与现在……这便是“大光明”。
当人把自己的行为都看成是“生命本质力量”，无他、无我、无现在、无未来、无自然、无生命、无善无恶、无丑无美、无生无死诸多区分时，我便复归“大光明”了。
但这不是人们所谓的“顺应自然”、“无争无夺”、“看破红尘”，关于这一点下文再分析。
什么是“礼”？
“复礼”的确有一个艰苦的训练过程，但这个训练过程，恰恰不是朱熹、南怀瑾诸位先生说的那样的训练过程，尤其朱熹还为中国人订立了许许多多他认为是合乎“天理”的道德伦理训条，而通观南先生的全部着作，也是在劝人们“克去私欲”、行善积德之类。
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在近一千年中步步衰落，在近代史上充满屈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上了这些学者们的当，整个民族精神处于一种严重的“脱阳”状态。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不是虚阳外越、浮躁焦虑，便是萎靡不振、麻木不仁。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应是近现代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最生动的入木三分的写照。
这就需要人们好好对比思考一下了，在宋以前的中国有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乃至汉魏乐府、魏晋风骨、盛唐气象，这些东西不管风格如何，总体上说都是朝气蓬勃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乃至在晚唐诗人的篇章中，绝对找不出阿Q精神的遗迹,为什么宋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会一步步向阿Q精神靠拢呢？
历史本身说明，的的确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的真正兴盛是汉唐时代，而不是宋以后，这是人们共知的常识。也就是说儒、道、释三家文化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且辉煌无比是宋以前的事。宋代最大的贡献，是程朱“理学”的胜利。也就是说，宋以后是“理学”统治中国文化，宋以前则不是。时下学术界往往不做这样的区分，有人甚至认为朱熹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宋以前、宋以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貌。
仅此便足可证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一种是真正的东方文化，另一种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变了质的东方文化。这两种不同的东方文化的分水岭正是在对“礼”的不同理解上。
颜回问孔子何谓“仁”，孔子答以“克己复礼”，颜回又接着问具体内容，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四句话中的“视、听、言、动”几乎概括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部。孔子对人的生命活动作了这样的界定：“非礼勿……”
这样，我们在理解孔子这个观点时，必须对何谓“非礼”，作出明确的解释。
“礼”从“示”从“豊”，是从祭祀物转化而来的，用器皿盛双玉作供奉，表示对“天”、“上帝”的敬重。准确地说，是先人沟通天人关系的一种活动。认真研究《周易》，而不作迷信的解释，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古人认为“天道”是有规律的和谐运动，与世间人的运动是浑然一体的，人只能去适应“天道”的和谐的有规律的运动，而不能违背它，违背它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儒者说：“礼之用，和为贵。”
中国人所谓“礼”，首先是天道的和谐运动，天道与人道的和谐运动。用我们今天的理论语言表示，便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和谐运动。这“和谐”便是“礼”的本体之意。
“宇宙—生命”系统正是一个无量的矛盾和谐体。人对于它，应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正是人的“知”，使“天地”有“名”，无名便是“天地之始”了。西方爱讨论宇宙的起源，不管其中有多少正确的见解，最终仍存在大量的“不知”。不过在人“知”“宇宙—生命”体系之时，即生命的个体知自己也存在于本体时，“宇宙—生命”系统本体本有之“礼”，必然随着人的视、听、言、动表现出来。这便有了人间的“礼仪”。
在这一点上，荀子讲得非常清楚：“（天）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有了人，便有了文化规范，人把握这种天人和谐运动的规范之后，便将其升华为自己的文化礼仪活动，这样一来，反而抽空了其中的实质内容。孔子是极力反对那种抽空了内容的“礼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这里的“礼”是人间文化范畴的“礼”。
“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上文荀子所说的物（天）与欲（人）相持而长的“礼”，则是天道自身的天人关系里的“礼”，自然的天道的“礼”。二者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东西。后世人错解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观念，皆是没有分清两种不同的“礼”，而把孔子这里所谓的“礼”固定化、僵化了，把它定为人间常识中的“真善美”和一般的“礼仪”。
正如孔子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礼”，“损益”是必然的。其实，“礼”何止是一代与一代不同，一件事与一件事也不可能雷同。人的真智慧，恰是对这一“礼”的标准的选择。“有欲以观其徼”。
天道无常，人道也无常，这对于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不好理解的，但今天的人，后工业社会的人对此绝对是好理解的。
既然天道无常，又如何确定标准呢？当然不能用人间司空见惯了的道德伦理规范来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了。
对此，明代的益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照录如下。
古云，但有去翳法，别无与明法。《经》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 无见，斯即涅盘。立知，即是“非礼”。今“勿视”、“勿言”、“勿动”，即 是知见无见也。此事人人本具，的确不由别人，只贵直下承当，有何利钝 可论。故曰：“回虽不敬，请事斯语”，从此三月不违，进而未止，方名“好学”。
可见“学”之一字，只是“学仁”，“仁”又无可学，读者从这里参下去，便是东方文化的真门槛了。
南先生对颜回这一段的解释肯定是错的，他说：“颜回听了这四个方法就说，这我就懂了。换句话说，‘克己复礼’做到形而上最高的功夫是很难的，退而求其次，用这种方法困住自己，训练自己不敢乱动，先端肃起来。颜回说，我虽然很笨，不大灵敏，悟性不高，但是借外力熏陶内心的方法是懂了。我只好用这种方法，慢慢去达到那个‘克己复礼’的境界。”
颜回说：“请问其目？”“目”与“纲”相对，绝对不是什么“退而求其次”，只是“当下”之用，“当下”之用的本身就是“仁”之体。体用本来一如，还有什么难易、主次之分？
学者们就是喜欢随口去说，连原文原意也不照顾，实是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