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南先生所说，《论语》的编辑是很了不起的。颜渊第十二，开笔就点到纲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然后分出四目，四目不旁支，全部是生命活动，完全是从一个“知”字分类出的。“生”即“知”，“知”即“生”。这决不是南老说的“退其次”，这本身就是“克己复礼”，这本身就是“天下归仁”。接着几段，是对四目的运用。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 家无怨。
这里我不引南先生的解释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句话，完全是针对春秋时代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而说的，根本不是什么道德标准。“在邦”就是做官，“在家”就是做民，这是那个时代的两个极端，“无怨”是坦荡荡之意。“在邦”、“在家”都不是永恒的也是应该的，怨什么？怨哪一个？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们除了通过做官显示自己的才华之外，从教、从商、从文都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华，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什么怨恨了。孔子这两句话，是说人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不被外境所牵，一心“学而时习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环境对你都是好环境。如果不致力于对生命本质力量的体悟，不是随着所处的一切环境专心体验生命的本质力量，一味去埋怨自己生存的环境是如何的不如意，那就犯了“非礼勿言”的训条。让你生存在哪一个环境都是“宇宙—生命”系统总规律的和谐运动的结果，都是合于“礼”的。你如果不是挑剔环境本身，而是以此去发现大宇宙运动的“矢量”趋势方向，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了。这便是“止于至善”的养心，知“天心”。
仅从表面文字上看，儒、道、释三家的全部文献，对于人的生命活动要求大半是“安贫乐道”之类，南先生解三家文献的基本思路便是如此，他解释的天人境界，实是偏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地主式的田园生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就在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懂得东方文化三大家的真正实意。对于东方文化三大家来说，他们都不会也不准备为人的生命活动提出什么永恒的准则。因为这个准则是提不出来的，能提出来的便肯定是束缚人的、错的。东方文化是要从根本上解放人的生命活动，所以绝对不给你现成的生命活动公式。
那么，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许许多多的行为准则，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大家要看到，东方文化三大家都说他们不教给人们什么现成的标准、准则。孔子“述而不作”正是为了此。释迦反复强调他无话可说，也是为了此。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是为了此。
但是他们三人又为人们作了许许多多的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的“提示”。这些提示说到底只是“破”，提示你去破除你头脑已存的文化观念对你的束缚，破的本身就是立，用明代人益的话说，只有去翳法，没有立知法，不教给你准则，由你自己去把握。
我们已经说过，他们的说法只是“提示”，这些提示，概括起来是三句话，第一是开阔眼界，放大心量。第二是承认现实，无怨无悔。不是去评判已有的现实，而是从现实看到世界事物发展的大趋势，符合大趋势的就合于“礼”，不合的就是“非礼”。第三是认定生命活动的准心只在己心切勿他求。这三条便是孔子“四目”的真正含义，如果你真正做到了这一切，永远不欺骗自己，你在具体的生命活动中，自会是正确的、成功的、心想事成，否则留给你的只能是苦恼、痛苦与遗憾。
我只给你们“用心”的原则，不给你处理具体事物的标准。这个“标准”只属于你自己的“心”。
这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所在，大量解东方文化的人，皆不知这个秘密，把“用心”的原则当做了强求每一个人必遵的行为准则，那是没有不错的。这其中的差别非常细微，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偏差。主要的差别是，“用心”原则，和对具体事物、生命活动的判断标准、把握态度不是一回事。例如朱熹，他自己并没真正的用对过“心”，便担心别人也不会用“心”，于是便给别人预定下一条条道德伦理训条，似乎这便好把握了。事实上那是彻底抽掉了东方文化三大家的充分展示生命本质力量的魂。
东方文化在他们手中成了一个装死人的匣子，谁进了这匣子，“心”似乎是“安”了，但人也死了。如若不信，你通读了南先生对三大家经典的解释，掌握了他教给你的那些做人的原则，你肯定就死定了。即便不死，也莫过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小地主。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南先生的解释不抄了，他用了“庄重”一词来解第一句。“使民如承大祭”，他解为“对民要诚敬”。
这种解法，从字面上说是勉强过得去的，但只是字面上的“勉强”。
这是孔子说给仲弓的，也是孔子给一切人的安身立命之处呀！对此南先生完全没有解出，那么他对于下面的段落的曲解也就是必然的了。
“出门”实是指一切感官所至，即你的生命活动所至，即视、听、言、动所至，无非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显示。你要找你自己吗？你要找天地神灵吗？你想知道你的生命本质力量吗？“出门”吧。凡是你生命感官所见、所闻、所知、所想……无非是生命的本质力量，不要再从其他任何地方去找，既然出门所感，无非是“你”，无非是“天”，无非是“道”，无非是“仁”，无非是“礼”，所见之物，所见之人（民），这一切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正是你的生命的本质力量。
凡你所见的无非是进步，无非是发展、无非是真正的“真善美”，千万不可在此之外去找进步、发展、正义、真善美。
历史在进步，历史永远在进步，眼前的一切都在进步，这便是生命的本质力量，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神”、“天”、“仁”、“道”、“礼”的。难道对这一切你能不“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吗？
历史永远在运动，永远在发展，我们不仅要从大处着眼，知道凡感官所感知的外在的一切全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显化、对象化，而且要内求，从小处着眼，因为我们心灵中的每一丝欲望、意识、思想，也都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显化、对象化。这种显化，和外在世界的显化是完全同步的、一致的运动。在这里无内无外，无大无小，无历史无个人，无精神无物质诸多分别，皆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显化。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也施不了别人，如果你非“施”不可，等待你的只能是失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老子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另外一种说法。你想知道百姓心此时此刻的真实内容吗？那就问你自己之“所欲”吧。
这和南先生说的道德毫无关系。我之所欲，民之所欲，我之不欲，民之不欲，从这里再扩大到外在的一切历史变化，并把二者统一起来，你不就认清了“自己”，不也就是认得了生命的本质力量了吗？
认识问题解决了，关于“自己”，这个生命本质力量的承载物，到底是“在邦”还是“在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管在什么地方，无非是体悟生命本质力量的存在，无非是体悟“明德”的扩展，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解到这里，人们似乎可以明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真正含义了。
“礼”是什么？生命的本质力量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生命观”，一定的“生命观”，必然显化为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这种文化文明便是“礼”。
生命的本质力量永远在运动着、变化着，也可以说是发展着、进步着。虽然，穷其本体，它的动就是它的不动，它的变就是它的不变，但对于具体的生命个体来讲，它确实有一个发展、进步的问题，这便是“明德”、“知”的不断扩张，直至照彻宇宙。
这种扩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命观”时代。人的认识一般说来不可能简单超越自己生存的这个时代的“生命观”。
这好比是一个大海，大海中的波涛、洋流一刻也不停止运动，大海自身无所谓动，也无所谓不动。一滴水、一个生命体在大海中一分钟也不会安稳，但它总有一个存在于什么样的洋流之中的问题，是墨西哥暖流，还是日本海寒流。在寒流中体验到的大海与在暖流中体验到的大海是不可能一样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在暖流中的水具备对寒流的体验。
儒家学说的可贵在于，它既和释、道两家一样，感悟到了生命本质力量的本体存在，又不脱离当时中国人现实的生命观念，并能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把它提高到“人本主义”的高度，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
这一切的总和便是孔子所说的“礼”。
这个“礼”，内容无限庞杂，括天囊地，就是说的人与宇宙、生命与宇宙的和谐性，但也不脱离孔子时代的“当下”历史。此时该提倡的正是人本主义的“礼”。不过，这“礼”已经不是仅指本体而言，而是本体在一定的“生命观”时代的“用”了。体用一如，全是和谐，这是孔子“礼”的全部内容，“非礼”就是不要脱离这两个原则。
这样说来，这个“礼”不是太复杂、且无法掌握吗？
永远不欺骗自己
东方文化是讲究“内省”的。
正是“内省”这个范畴，在历史上、在现在争论最大，歪曲最多。到了近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占了上风，“内省”这个范畴几乎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