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省”，在我国历代的解释中，大半不离“自省其过”的内容，人要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错了的一定要改正。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知什么是“错”。因为所有的“错”都是以“对”、“正确”为前提的。宋代理学对儒家学说穿凿附会，提出许多据说是符合“天理”的道德伦理原则，以为这些东西便是“对”、“正确”的标准，违背了就是放纵了“人欲”，便应自行“内省悔过”，今后绝不重犯。
这是最粗浅的“内省”，还有比较精致的，如唐中叶的李翱的《复性书》，把“性”与“情”加以区分，“性”是圣，“情”是恶，主张消除妄情，复归本性。这明显是从佛学中偷来的，但他完全不理解佛学对“真”与“妄”的辨析。他提出了“弗虑弗思”，认为如此，“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正思”，“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欲，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
哪里有一个真正不动的“寂然”？除非是因缘散灭的死人。其实真正如如不动的，只是一个“知”。这个“知”，相对于显示在“知”中的情、物、人生、宇宙来说，是不动的。但“知”的不动的存在，恰是以情、物、人生、宇宙的大动特动，无常之动为前提的，没有这些“动”，就没有“知”，没有“知”便无所谓“寂然不动”，动与不动皆是不可说、不能说的。
李翱并没有掌握东方文化的真谛，他还在意识领域作分别、作判断，也就是说他还不了解生命的本来特性。也许李翱是了解生命的本来特性的，他的上述文字只是表述不清，但是，他把“情”与“性”对立起来便是绝对错误的。我们不套用西方哲学中的“知、情、意”三区分的观念，以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说，“情”便是“感情”。对于“人”这个生命本质力量的载体来说，令“情”不生，实质上也就无“性”可说。这种“弗虑弗思”与真正的“知见无见”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让人完全断绝性情生活。这样的生命运动不仅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可能的，也是“偏枯”、“偏瘫”式的生命运动。
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不知在李翱、韩愈之前，类似李翱《复性书》这样的提法还有没有，但可以肯定，李、韩的观点是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
“明心”、“明明德”，若不具备活生生的脚踏实地的辩证思维，那是没有不错的。我以为要想真正理解东方文化的“内省”学说，必得是自己在心底里真正下过工夫，且下对过工夫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想凭知识学者的“想当然”而去讲“内省”，十个中就必有十个是错的。李翱乃至朱熹在这方面的失误，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
到了近代，人们崇尚唯物论，这也是不错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崇尚对外界事物的研究时，忘记了一个绝对的真理，任何外界的事物不通过“知”是无法研究的，看似是研究的外界事物，实际上还是在研究自己的“心”。任何对外界事物的研究，说到底还是一种“内省”。
“内省”与“外求”是永远也分不开的。“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人们，好好体味一下老子的《道德经》中的第一章吧！
真正的“内省”无他，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越解释越糊涂，只有在自己用心时去细细地品味，久而久之，自然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内省”。
释迦牟尼常说众生心太粗，一天到晚用心也不知“心”到底是什么。
对于此，我们不准备说得太多，因为这本身就不是说得清楚的，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准则，莫管天，莫管地，莫管子曰，莫管圣言，莫管千夫所指，莫管万众瞩目，只是每做一事时，问问自己，我是否在欺骗自己？（不管是否欺骗了别人）如果没有欺骗自己，就去做；如果欺骗了自己，便坚决不做。
在这里我提醒那些学者们，对此千万不要作什么唯心、唯物、精神、物质之类的分析。
你连“心”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要大讲唯心、唯物，不是笑话吗？
还是回到《论语》上来。
我们说“永远不欺骗自己”，就是孔子在这里说的“内省不疚”。
既然是不欺骗自己，还有什么忧惧的呢？“内省不疚，何忧何惧？”
“这样的君子其实很不容易”。南先生在解释这段文字时作如是说，我们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请看南先生是如何讲的：
“透过了‘不忧不惧’这四个字的反面，就了解了人生，始终在忧愁恐惧中度过，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司马牛一听，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只要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惧，这就是君子？以现在社会来说，街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到那些较低级的纯吃茶的地方去看看，那里的人既不担心又不害怕，没有钱用就抢一点，那是君子吗？孔子知道他弄错了，告诉他不忧不惧是不容易的，要随时反省自己，内心没有欠缺的地方，没有遗憾的地方，心里非常安详，等于俗话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鬼不惊。’内心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如大光明的境界，那时一片清净、祥和。”
前文我们已经引了南先生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他是同意朱熹的“克制己私”的解释的。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上文，南老要求人们“随时反省自己，内心没有欠缺的地方，没有遗憾的地方……”莫过是让人们“克制己私”。
这是我们绝对无法同意的，因为这种看法是真正的典型的“唯心主义”。在朱熹、南怀瑾看来，人的意识纯粹是一种主观自生的“怪物”。“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了。释迦在《楞严经》中的确说过“意识”本身是非因缘非自然，但那是就意识相说的，意识所显之相只是扭曲的折光，但意识本身的起因还是因缘生因缘灭的。
人类对于“意识”——“心”的这种看法，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意识”并不是什么恶魔，只是由于在漫长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一直不了解“意识”的真正本质，各种文化一层层蒙在了“意识”上面。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意识”这个东西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才造成了人类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剧。
人类的一切文明，说到底莫过是为了规范这个桀骜不驯的魔王——“意识”。宗教、政治、文化、科学，无非是为了规范它，但历史证明，不管是什么样的规范，哪怕是用瑜伽术最终压灭它，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无用的，意识突破着宗教、政治、文化、科学，大踏步地走着自己的路。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悲剧，最后都是令人类大踏步地前进，而一代人又一代人为规范自己的意识想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则、规律、标准等等，一次又一次被人类抛到了脑后。在昨天看来还是“金科玉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恰是“荒谬不经”的。朱熹提倡的“三纲五常”，在当时的人看来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天理”，但一千年后的人又把它当做了什么呢？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人们从自己的意识中提炼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天理”，即“知见”立起来的那些“知”，正是一切“无明”的根本，正是这些人们自以为“美好”的东西，污染了人的意识。
真正的“内省”正是要小心这些东西对当下意识的干扰。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对于有些人来讲，怕是三百辈子也讲不明白，但做起来却是十分的简单。
“永远不欺骗自己”，“内省不疚”。
对此，我们也说很难，但我们说的很难，和朱熹、南先生说的很难，完全不一样，他们说的是用他们所谓的“天理”去压灭“人欲”很难。我们说的很难，指的是当人们真的不想欺骗自己时，早已深入到人类骨髓中的那些“知见”，即所谓的“天理”，无时无刻不在装成一个个的“正人君子”来侵扰你，你顶得住吗？你会因为他们而欺骗自己吗？这对一般人来说，太难了。但孔子的语言落地有声：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人们，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哥白尼就是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人太少了。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这不是美好的愿望，这是现实。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要做到人人都不欺骗自己是可能的。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期，在朱熹时代，那些善于欺骗自己的“假道学”、“伪君子”、“君子剑”还有生存余地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人都必须投入竞争的海洋，不竞争就无法活下去，你还有闲工夫去用那些“美好”、“美妙”、“美德”装潢自己，欺骗自己吗？
历史是最无情的，世界是最无情的，社会是最无情的，它会逼着那些“假道学”、“君子剑”自己撕下自己的面具。“假道学”们，看看眼前这活活泼泼的社会现实吧，历史早判了你们的死刑。
有人担心，如果人人真的不欺骗自己，这世界不就大乱了吗？请听子夏的说法。
司马牛忧叹自己的弟兄和自己不一条心，子夏回答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何患无兄弟？”
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真是得了孔子的真谛，否则他是说不出这番道理的。
子夏这段话的最根本之处在于，不要被“兄弟”这个文化观念束缚了，心相通了，一切人都是兄弟，心不相通，亲骨肉也如路人一样。本来已无“兄弟”之义，还要用观念来欺骗自己，不是太可悲吗？
“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本意，正和上文我们解释的那一段“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一样的意思。
南先生把子夏这段话的重点放在后面的两句，把“敬”、“恭”抽出来作了道德解，实是离题万里了。
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司马牛问君子，一直到此章的最后，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真注脚。
“礼”，心“止于至善”之后，因缘和谐合和产生的“意识”，这便是最大的“礼”，我们不应从外在去找礼，外在找“礼”，便是“知见立知”的“假道学”、“伪君子”。
真正的“内省不疚”就是永远不欺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