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 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 以为孝乎？
我们把这四段“问孝”的语录集在一起，只是为了节省篇幅。这四段的具体解释，在任何一本解《论语》的书中都可找到，虽然各有差异，但差异不大。我们倒是希望大家好好读读南先生对这四段语录的串讲，似乎会得到更多的启发。
南先生是比较了解中国社会的，他说到了中国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原因。他认为这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宗法制国家有关，这无疑是对的。这一点在前文我们也反复讲过，这里不重复。
南先生也讲到了康熙时代，“孝”已经沦落为一种统治手段，这也是事实。但是，南先生没有把这些观点放在生命观运动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好似康熙以“孝”为迷惑人的统治工具，只是他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
关于孔孟为什么会提倡“仁孝”的历史渊源，前文我们已经讲了许多，主要是为了扫清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的影响。这一点在唐太宗时代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唐太宗一生抵制宗教活动对政权的侵蚀，最重要的武器便是这个“孝”字。《西游记》中说唐太宗如何信佛如何支持玄奘，将他封为“御弟”，那只是小说家言，不可取信。
到了明代中期，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大张其帜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国不是没有反应，更没有外乎这个潮流，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思潮及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就会了知中国也是经历了一场文艺复兴热的，只不过中国人不知古希腊文化，不存在复兴不复兴的问题，也没有“文艺复兴”这个提法。但高扬人性、张扬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在明代的中晚期，不比西方人闹得差。小说方面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巨着问世；戏剧方面，汤显祖的《牡丹亭》及其“四梦”，决不次于英人莎士比亚；尤其是民间“花部戏”的崛起，涌现出了大量的高扬人性、张扬人的欲望的作品，如《白蛇传》、《梁祝》诸作品，都可以说是一时的杰作。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国出现了王阳明哲学对朱熹哲学的反动，为人性的高扬、为反对腐朽的封建道德提供了哲学依据。这是同时期的西方人望尘莫及的。
人们，我们实在该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为什么会一起涌现出那么多的伟大人物?他们一致的目标都是要把人类从以鬼神为中心的文化中拉出来，以确立“人”在文化中的地位。
无独有偶，进入十四世纪前后，东方、西方又同时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潮！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一致的“生命观”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命题，仅供仁人志士去探讨。
如果你真明白了东方文化关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观点，也就不会奇怪这种历史的偶合了。
太阳照在地球上，如果地球不是圆的，大家见到的应该是一样的，是鱼肚白都是鱼肚白，是旭日东升都是旭日东升。
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被清王朝扑灭了。作为中国南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突出代表的纺织业，沦落为皇商的江宁织造；康熙大帝也举起以“孝”治天下的大旗，利用僵化了的孔孟之道，迟滞了中国的发展。这个时刻，还把“孝”推出来作为政纲，本身就是历史的反动。因为孔子提倡“孝”，是为了抵制鬼神文化的，在明代中晚期，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再强调这一套反而是倒退。
南先生讲了那么多历史常识，却一点也不具备历史观念、历史意识，这实在是个大遗憾。
南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大讲，“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我们真不知他的依据是什么。南先生大概没想到，再过上二三十年，“父母”、“子女”这样一些基本的伦理概念是否就是今人理解的这样，那还是不一定的事。到那时，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吗？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孝”作为道德，在人类社会是必须的，但不见得要永远把它作为人类文化的中心，这是不可能的。熟读佛经的佛学大师南怀瑾先生难道不知，这个“孝”字，只是在“我相”、“人相”中做文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