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进步可观。然而，看中国的未来，各方专家中还存在着相当分歧的论点，乐观看好者固多见，悲观看坏者亦不乏其人。不过，对于中国未来将面临何等挑战，一般看法其实相去不远，主要有三：对内，推动制度革新及创新；对外，化解中国威胁论；对台，处理两岸问题，防独促统。
克服这三个挑战，有赖中国本身，特别是领导决策部门的努力，但三个课题难度均高，欲竞全功，参考他国经验，甚至借助他国力量，或不可免，甚至有其必要。
就此而言，新加坡虽小，国家发展各方面的表现却极为出色，加之文化、社会与政策等许多方面与中国基本接近，新加坡的经验及其所能发挥的力量，是很值得中国加以重视、借鉴与运用的。新加坡与制度革命
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联邦而独立。其时也，政治方面，新加坡几乎具备一个传统华人社会所有的一切毛病，专制、落后、腐败、没有纪律、好勇斗狠；社会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多元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时有流血冲突；国际社会方面，一个寡民小国，无足轻重，却又深陷于南北两个马来民族国家之间，备感威胁。这样的立国条件，无疑严厉考验新加坡领导人的治国思路与方略。
1973年，我于台湾完成硕士学位后不久，即赴新加坡在义安工艺学院任教，时距新加坡独立未满十年，目睹新加坡各方面都已上轨道，经济产业充满活力，政治发展廉能有效，社会纪律好，各民族相处融洽，尊重包容，所得分配改善，国民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教、乐都能获得堪称良好的满足。惟一遭致批评的缺陷，是威权政治下的资讯言论管制及民主参政问题。
外交上，以一弹丸小国，新加坡周旋于马来西亚及印尼两大邻国之间，游刃有余，在地区性国际组织东盟之内，调和鼎鼐，角色吃重，甚至在国际社会之间亦备受重视，李光耀以新加坡领导人的身份，其意见观念的影响力往往较许多大国元首有过之无不及，而所有这一切表现与成就，才不过10年光景。
邓小平曾对李光耀说，新加坡各方面的表现确实出色，不过毕竟新加坡是个小国。邓小平是个有极高智慧的政治家，某些方面眼光也可能非李光耀能及，但这句话未必正确。岂有小国必大治者乎？国小而不治者与大国又大治者，均所见多有；国之治与不治，实无关国之大与小，真正的关键，是治国的哲学、方略与制度。
如要最简明扼要地点出新加坡的立国之道，或李光耀的治国之道，不外有四：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家治理，儒家教化。
先说市场经济。在产业发展与投资就业方面，新加坡采行的是地地道道高纯度的资本主义，政府告诉企业与每个国民的就是：面对竞争，而且是面对全球竞争，当他们面对竞争遭遇挫折时永远不要期望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帮助。政府惟一能做，而且确实做得很好的，就是为他们建立好一个基础设施完备、法制健全、游戏规则公平的投资与工作环境。在国际专业机构的评估中，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长期以来，第一名是香港，第二名新加坡，第三名才是美国。
市场经济虽保证效率与生产力，却不保证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一个政府责无旁贷的角色，就是为所有国民确保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与民生需求。新政府遂通过土地政策、住房及相关配套公积金制度，一方面使几乎所有国民均能凭一己之力以合理价格获得品质良好的国民住宅（组屋），二方面也加入了少壮时强迫储蓄，年长时享受退休保障的制度。
至于教育、医疗服务的提供更是不在话下，只有一点，政府能确保的是每一国民都能享有一定品质的服务，如超过一定水平，要求更好品质的服务就要靠自己额外的支付。说到底，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划出一条水平线，线以下的基本需求，政府有义务而且做得到充分满足；线以上，则诉诸市场经济，谁有本事，谁更有钱，谁就享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活力、生产力、积极性与效率，又兼顾了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
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有一套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一个高素质的公民社会也需要其中每一个成员合适地拿捏公益与私利的分际，这就有赖一套法治文化的建立与运作。新加坡政府的立法之多，执法之严，举世闻名。新加坡人民能在极短时间内知法守法，有规有矩，靠的就是法家治理。
人与人之间，除了法之外，还得有伦理，这就要靠教化了。一定程度上，政府的威权统治也离不开这套在中国已行之久远的儒家政治中的“软规范”机制。
前已言之，新加坡小国（600多平方公里土地）寡民（300多万人口），却在国际间如同一颗闪亮的新星，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与尊重（当然也有批评），就是建立因修明内政所释放出来的“软实力”。而内政修明，既有序，又有活力，则全赖一套优越的典章制度，绝非国小而必然有以致之也。
对中国而言，和平崛起除了硬实力外，同样重要的也是软实力。中国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加坡未称其名而有其实，其中应有中国可以认真学习之处。
还不只于此。中国的制度革新从经济到社会到行政，迟早要触及政治改革。可资参考的是，新加坡乃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却能保持党的廉洁效能历数十年而不变，甚至在全球所有政党中堪称最佳，颠覆西方民主政治学的理论，其中似乎深蕴让中国参照学习的内容。
新加坡与“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1990年代初首见于日本，继之为美、欧甚至亚洲国家部分政客大力宣扬，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言，这当然是必须有效化解的无形阻力。
平心而论，放在国际历史的大格局中看，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崛起效应，对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确实在一时间不好适应，出现“中国威胁论”类似的排斥、疑惧甚至嫉妒等情绪，亦在情理之中。而且，应可断言，只要中国继续崛起，类似反应必将如影随形，与之俱来，更挥之不去。
中国面对此等不利氛围，除首先勤修内政、强化自身“软实力”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国际事务上主动出击，以实际行动来破解此等扭曲的国际舆论。
就后者而言，中国需要朋友仗义执言，相助缓颊，甚至排围解纷，这样的朋友不容易找到。第一，要对中国国情，包括历史、社会、文化甚至民族情绪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支持与同情；第二，在国际社会中有能量，有影响力；第三，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正面、健康、积极的期待。显然，新加坡应是中国所能物色到最能符合这些条件的极少数朋友之一。
新加坡与两岸关系
众所周知，新加坡曾在两岸关系良性化、正常化的过程中扮演过极重要的角色。两岸中国人对此都应保有一份感谢之情。
现在两岸的气氛尤其是台湾内部政治的发展，与1993年“辜汪（汪辜）会谈”时已大为不同，新加坡纵使有心，能施展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但未来形势发展很难逆料，也不排除适当时机或仍有借助新加坡的可能。对此，两岸尤其大陆方面实在宜以更开阔、更有耐性的心情来面对。最起码，新加坡（甚或香港）很可以提供一种“教材”，对台湾产生启发作用，即是与中国大陆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是最好也是惟一的选择。
善待之，善用之，善予之
总之，面对以上三个问题，中国首先要靠自己，但也不排除靠朋友，新加坡无论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做出过或有可能做出有益的协助。中国对此宜有准确的了解与评价，从而发展出中国对新加坡政策的新思维。第一善待之，第二善用之，俱已见于前文分析，最后谈谈第三善予之。
有道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新加坡对中国当然有其期待或动机，只要这些期待与动机无伤于中国，或甚至有利于中、新双赢，中国何尝不能与之合作。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是一个经过波折但基本成功的例子，何妨继续复制，多来几个？
新加坡人口少，难以全面培养所有的人才，人才引进在所必须，新加坡属意中国与印度，一直从教育与产业两方面积极引进中国优秀人才，中国大可以积极配合，这也是双赢。
新加坡想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对手签订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前者是东盟与中国的“十加一”架构，后者是中新“自由贸易区”协定，都是好事，能双赢或多赢。中国是大国，尤其应该更主动，更积极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