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奇
三十年前，我曾在四川省图书馆享受过非常愉快的阅读时光，那是一段难忘的美好记忆。从1977年至1982年上半年，大约五六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星期天我都是在省图书馆的阅览室度过的。
在省图经历的愉快读书时光，远不止我一个，而是一大批人。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荡浩劫后，图书馆第一次迎来全民读书热潮。尤其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到高中几乎都处于无书可读的时代，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实行拨乱反正，真正开始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蕴含在青年人心中的求知热情空前高涨起来。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与向往被转化成了最切实的行动——读书。然而，读书又谈何容易？当年的出版业哪里有今天发达？要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可读的好书，不开后门就得去排通宵的长队。我记得为了买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数学丛书和几种西方文学经典，我曾在冬日刺骨的寒风中守了三个通宵。正是在这种读书热却又读书难的背景下，四川省图书馆总府路新馆建成开放了，这无疑成了青年读者最佳的去处。
四川省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图书，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我辈渴求知识之需；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阅览室宽敞明亮，窗明几净，所有的硬件设施都是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的确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在阅览室阅读凭证件取书，并实行对号入座，即一本书一个座位牌；也有少数人自带书来占座位，但若遇到有座位号的人来，他就得让位，所以好些时候连楼梯上都会坐人。那些年的省图书馆真可谓是门庭若市，各个阅览室经常座无虚席，逢到节假日则人满为患了。这样的读书情景至今想起还很感人，还会带给我几分亲切和温馨。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大块的读书时间只能在星期天。所以每到休息日，我必定早早地骑着父亲的旧“飞鸽”来到省图等待开门，若临近九点钟开馆前才赶到，就可能“抢”不到座位了，因为读者已经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了。大门才开一半，堵在门口的人群就像潮水般一涌而入，转瞬之间，楼上楼下已经处处满员了，仿佛天下的读书种子都汇集到了这里。这样的情景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即使在学子成堆的高等院校也不会常见。这一方面固然是社会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不也隐隐透露出某种忧思吗？
在省图书馆享受的阅读时光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代！正是在这儿的阅览室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伏尔泰、卢梭、蒙田、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大批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尽管阅读常常是囫囵吞枣或似懂非懂，但这些经典著作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受用无穷。譬如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这样闪光的思想仅仅读一遍就足以使人牢记一辈子。正是开放的省图书馆，让我感受到了人类如此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我当时做了不少阅读笔记，记忆尤深的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曾反复阅读了两遍；我甚至还比较完整地抄过两本书，一本是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另一本是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这些阅读都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产生了莫大的益处。
为了适应读者强烈的求知所需，省图不仅提供了丰富的馆藏图书，而且还以多种形式向读者推荐好书、传播知识。《集粹》就是省图当年创办的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每期都有对中外经典著作、著名人物的赏析介绍，融知识性、趣味性一体。这曾是一本深受读者喜爱和关注的杂志。而图书馆大门两旁的玻璃橱窗阅读栏也办得生动灵活，经常图文并茂，载有书评、知识问答等等，吸引不少过往行人驻足阅读。
省图还直接与读者互动。有一天，省图门口贴出一张海报，要选聘一批业余书评员，报名者必须要提供一篇书评供评选；获选者不但可以参加图书馆经常举办的讲座、读书交流，还可以办理一张借书证。这张借书证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当时，普通读者要办理一张外借图书证是极其不容易的。于是我跃跃欲试，很快写了一篇书评。我评论的是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谈的是人物语言对于性格塑造的作用。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省图的通知，信封不大，里面的通知也只是二指宽一截打印纸，但于我却不亚于今天中头彩。通知称，吸收我作为书评组成员，而且我的文章也作为优秀书评抄进了橱窗阅读栏。这是1980年的事，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
进入书评组，读书便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书评组的负责人是康平仲先生，他尽忠职守，工作富有热情，常常组织书评员阅读讨论，又不时请四川大学或省作协的教授、作家来开讲座。1981年夏季，省图书馆和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举办了首届书评员培训班。学员除了省图的二十名业余书评员外，还有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部队的基层图书管理员、业余作者共计有六七十人。培训的课程有图书分类、文学欣赏、写作常识、文学概论等等。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在培训班获得的知识，想必已成为每位学员个人知识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我所知道的，学员中的不少人后来走进大学，再后来有的成了作家、编辑，有的当了教授、工程师，有的还做了企业负责人……
在四川省图书馆的阅读时光真是我一段终身难忘的愉快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