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看日出，看月华，看闪烁的繁星，看苍茫的云海；我们同听鸟语，听虫鸣，听晚风的呼啸，听Ariel的歌声，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醒，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只有你和我；你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只有我和你；当里程碑如荒冢一般地林立，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远远的尘土扬起，跑来了喘息的灰色马，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宇宙从此消失了你我的足迹，消失了咪咪的美丽，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
敖
1958年3月18日西洋古史（46）
的确，他很疲倦了，心中理想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和撞击，让他是多么地想停下来，调整自己。
但是，自从1957年3月份的《自由中国》刊出了他1954年就写好了的一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此外，他在《中央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后，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也就是1958年4月1日，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李敖到台大校长的家里，跟他说：“啊！李先生！连我已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47）
6月8日，他决定再次造访胡适，想让胡适写几个字，以更加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中记下经过：
10时半抵南港，在参观民族学研究所展览后，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室中坐着六七位客人，胡先生立刻过来，一面伸手来一面叫“李先生”，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接着说：“您忙吧，我走了。”刚要走出来，他叫住我道：“Mr．李，我送你一个小玩意。”我随他进了卧室，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易林断崔篆的判决书》（此文原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给我，我说：“不忙，这些字您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写。”胡先生说：“好，好。”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毛子水说他给人一个“伟大人格的榜样”，今天我益发感到这一点，我觉得他是纽曼（JohnHenryNewman，1801一1890）theDefinitionofaGentleman一文的实例，我真歆羡他这种神识超迈的境界。（48）
胡适先生在6天后派人送来字。（49）
他将字挂在床头。以用来鼓励、勉励、鞭策自己，给自己加大动力。
还有一个人也想见见这个“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的人，那就是《自由中国》杂志的灵魂人物——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他托自己的弟子约李敖，找到李敖：“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50）
约会订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李敖如约前往。（51）
开门的殷海光，可给李敖一大惊：
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三角形的眼睛从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之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似的。看起来真叫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52）
可就在这时：
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53）
就在这样的第一印象中开始第一次谈话：
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话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54）
也就在这样极不投机的情形下结束了第一次谈话。他给李敖的印象太不好了，虽然李敖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对他这个人，看得出来是多么的让李敖倒胃。（55）
或许他对李敖的印象也不太好吧。
所以，李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单打独斗，“闭门”苦炼，由于他在思想上的跃进，对胡适和殷海光有了些不满与看法：
“‘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
“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学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56）
这时的他，对殷海光的佩服也就是有限度的了，自从“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并无多少往来，只是有一次李敖在马路上碰到他，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李敖也学他的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57）
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还以颜色。这就是李敖当时对他的态度。（58）
在同学中，尽管李敖高超自许，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所以朋友倒是有一大堆，玩起来自然也就风光得很，尤其令他风光的是他那一身长袍，不分春夏，不论晴雨，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然，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吠于后，依然我行我素。（59）不只如此，他还写塔诗咏自己的长袍：
袍
你瞧
纯国粹
大摆大摇
裤破不用补
校警管我不着
随风扬起飘飘飘
啥巴狗见了我就逃（60）
好不风光，长袍似乎成了他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但传之于众口，而且形诸于笔墨。（61）在香港出版的一期《大学生活》里，某君曾列举台大四怪三丑，而怪丑之尤就是“长袍怪”，好像长袍就是他的化身一样。（62）
事实上，若论声名显赫的人物，除校长之外大概就属李敖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还愿意做聋子！”（63）
多少人奇怪他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穿长袍，可是他从来不语，他们敬视，他低眉以报之：他们侧目，他横眉以向之；他们问其原因，他关子以卖之。
教《中国通史》的一位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教授也就破例夏威夷一番。有一次，教授看李敖在盛暑之下仍穿着黑绸大摇大摆，特地走到李敖跟前，不声不响地盯了李敖一阵，最后摇摇头，不胜感慨地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64）
这个顽固分子确实顽固得很，但在思维上，他却一点也不顽固，一直在突破自己，超越自己。他甚至还奇思怪想：画王八有何不可，画王八成名，史称“李敖善画龟”。（65）不过，他又想过要大作一年文章，“各体的——（一）传记的。（二）考据的。（三）诗的。（四）翻译的（小说或随笔）古事新写。（五）论说的”。（66）不仅这些，还决定要写一部性爱小说，内还要附图（照片或画的）呢。（67）
过去，他广泛结交朋友，对时间的浪费，对朋友的关系让他都大感失望，他在寻找什么才是真正舍得去花时间的事：“他们不论男女（尤其是女人和‘幼稚的男人’）都不能带给我什么，除了那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悔恨与损失，现在，我方才觉醒到我决心疏远和冷淡这类的男女们。‘孤独与知识的兴趣’（追求知识的兴趣），才是我真正该花时间精力的。”（68）
在追求知识的兴趣中，他又在孤独地思考着救国的方法与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
“Popular！Duram使哲学书销路增加百分之二百。我此后痛恨与人脱节的学者们及知识分子，今之学者不会为文，何能动人？既无感情，又无力量，一文皆不能卒读。大众化第一，这是李敖的方向与方法。”（69）
“我的路是普及学术及社会改革，包括人口、婚姻、恋爱、娼妓、养女、丧礼、读物、少年犯罪等等问题的著作（长文或专书）出之，今日报章学者随意谈话二三段不足解决也！例如今晚所开始重视之节育问题，与政治之冲突少多了，可行也，亦可有利于社会。”（70）
他还在要求自己做一个知识分子之前得先做一个生龙活虎的独行好汉，充满了热情与活力的好汉！（71）
带着他的热情与活力，“好汉”也迎来了1959年6月18日，这是特殊的一天，因为它宣告：李敖同学，正式大学毕业。
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送行的好友就达26人之多，由此可见他的热情与活力。（72）
在台大文学院的4年，他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际，但基本上，内心里，他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他深感没有自己可以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又深感没有可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他是一个独行者。（73）
乍看起来，他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他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他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他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他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
他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他看不起的老师。（74）跟师友，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他念书，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他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75）
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他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他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也许他真有那一飞冲天的本领。（76）
在另一方面，他又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他”和“理想的他”的冲突：在内心深处，他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他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
是的，他的整个大学时代，在理想与世俗的冲撞下，他在挣扎。
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他努力洗了又洗，换了又换。但自己却总是不满意。（77）
大学时代的结束，也许表示他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他”说来，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但是——
这一切，谁知道呢？
“1954年我19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
“入学日期是1954年9月10日。”
“爸爸是我20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溢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
“……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4月25日，正好是我20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成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札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塞。”
“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
“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10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