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地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两点半，晚饭也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一一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役在这方面寻找证明。（28）
除了阳光、空间、时间的怪异外，也许还有一难题待他去解决，他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36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风时有受难人问他这方面问题，他一本正经而言：“‘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29）
既然日理一鸡，凭空手淫是没有趣的，他的方式是要靠裸女图片意淫，才能运作，他平时收集裸女图片很多，可是被捕时无法随身带。只带了一本1970年10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书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照，两人前后跪倚铜床，在花被面上衬出裸体，PLAYBOY此时还比较保守。所以不能露出阴毛，但遮在枕头后面的姊姊阴部和遮在铜柱后面妹妹的阴部留下想象空间，两个小奶都向上翘，脸蛋也都甜蜜动人，是李敖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
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李敖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李敖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30）
当他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时，牢门一入，由监狱官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监狱官的冷酷检查下，他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姊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他，使他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31）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他跟这看守所也熟了，看守所辅导官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他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他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以前辅导官那样死板，得感谢的是，一天晚上，辅导官竞同意他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姊妹，他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32）
正当他跟着守所弄熟了时，他的案子终于迎来了复判，于是，老庭重开，再为判决，主文是：“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褫夺公权四年。”（33）
为什么复判时刑期还短了呢？原来是赶上蒋介石死了大减刑，所以刑期就短了。（34）这次更审，在法庭上他一片缄默，一句话也不讲，只留下一张书面的意见，可以显示他采取“缄默权”的根源，全文如下：
审判长先生：
我只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干九百多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544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昕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点，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符”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
9月15日（35）
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李敖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他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他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他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吴俊才曾在台大教他“近代印度史”，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李敖信中说：俊才老师：
以18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台独分子！”
我14岁到台湾，现已40，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27岁“暴得大名”，贵党报纸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台独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三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延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以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三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
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
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36）
接着他提到：
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目为敌人。我被目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我沦为荒货小贩，靠老面子推销古书和旧货（即《纽约时报》说我在卖旧电器）。当李翰祥太太看我满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厨房搬，问我：“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后十四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六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
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六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37）
他又写道：
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六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六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
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达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初判十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做的和我没做的。我认为一切都已太迟。这次更审，在法庭上我一片缄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师书中的话——“我不愿浪费法庭时间，我承认有罪。”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伤心之地”，同样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身就是雄辩，抵消出境后作家的“马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马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欢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出我的好处，就是台湾的好处。我在这岛上对台湾是多余，对我是浪费。（38）
在以低姿态建言，提议出狱后放去外国，并告诉吴俊才老师，在这政治案本案以外，还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谓诈期罪判李敖半年，“我不能坐这种被诬蔑的不名誉的牢，我请求老师代我政治解决”。全文最神来之笔是他向吴俊才老师提出的奇想，他说去外国，可以协助解决彭明敏的问题，“我认为他回来非不可能”。这当然是他的一个饵，诱他们放自己出去，再徐图后计，跟国民党算总账。君子报仇，“出国”不晚。（39）
1975年12月22日清早，他突然被通知收拾行李，要移送“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接受洗脑。（40）
七个月后。他那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23日，他正在被洗脑，所方忽然通知他，说“保安处”派车来，接他去台北一趟。（41）
上车后直驶基隆路警备总部招待所客厅，未几吴俊才老师出现，说收到他的信很感动，为“国家”为学生都愿出面处理。问他有什么困难，都可说。
他说：“我入狱后，我弟弟吃了我的钱，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财产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没收）的水晶大厦房子给押在华侨银行，又不缴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银行之手，盼能代为解决。”
后来吴俊才老师再和他见面，说水晶大厦房子部分，可以帮忙解决：去外国部分，等出狱后再说；案中案的司法冤狱部分，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老师相对要求他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以表示大家不再敌对，并且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他以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42）
1976年11月19日服刑5～8个月期满。依法要有人作保才能出狱。他不肯交保，所方看他态度强硬，就暗示他没保就不会放人，他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43）
最后所方屈服，破例无保释放。（44）
这次的无保释放又让他做了个唯一：他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唯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45）释放后，望着一片茫茫的前路和过去坎坷的“泥尘”，他似乎不无感慨，接下来，路又该是怎样的呢？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预测。
“为了坐实我是五委员之一，特务们硬要从我口中，落实这一事实。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内容从拶指到夹竹竿，不一而足。后来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同案除谢聪敏、魏延朝以外，自李政一以下，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詹重雄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