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的，我在暗无天日的‘保安处’讯问室第5房住了近一年后，被移送到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那天是1992年的二二八之日。在第5房近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了，在这房中，我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虽然我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但当十个月后，当小蕾终于写信来，说她不再等我了，我捧信凄然，毕竟为之泪下。我识小蕾在1g67年9月26日，那时她19岁，正从高雄女中毕业北来念铭传商专，她和同学提着行李等计程车，正巧我开车经过，看到她，我立刻喜欢上她。此后我经常送她上学、接她下课，近于形影不离地过了三年七个月的快乐日子。有一次李翰祥坐我车里一起等她下课，远远地她和同学走来，李翰祥一眼就断定哪个女孩子是小蕾，并身兼‘星探’，邀她演缇萦、演琼瑶的电影，但她拒绝了。小蕾身高1，70米，长发清纯、可爱无比，除了忧郁不足外，十足是琼瑶《窗外》里的小女生，在《文星》星沉的日子里，她一直在我身边，伴我度过被国民党大力封杀的岁月……”
“我在1972年自‘保安处’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后，等候军法审判，全部过程中，有可笑的一些变化。原来我在警总“军法处”被乱判叛乱的‘主文’是：
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六年。
综看这一警备总部1972年度初特字第十二、十七号、1972年秤理字第二七五八号判决书，发现所谓李敖叛乱的罪行，昭彰者不过三类：
第一类是‘与彭来往带信罪’——说我明知彭明敏特赦出狱后‘叛国’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且介绍了某外籍人士为彭明敏带出一封信到海外，未加检举。
第二类是‘家藏文件入伙罪’——说我接受谢聪敏交阅的叛乱宣言及月刊多件。并同意加入以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做了‘台湾本部’的委员。
第三类是‘监狱名单外泄罪’——说我把泰源监狱叛乱犯名单交某外籍人士带赴外国，作为攻讦‘政府’之运用。
警备总部就凭上面这三类罪名，判了我十年大狱。判决日是1972年5月10日，审判长是聂开国，审判官是张玉芳、王云涛。收到判决书后，我拒绝上诉，准备坐它十年。但是军事检察官韩延年说判得太轻了，他提出申请书，说李敖‘犯罪情节并无轻微，亦无可悯恕之处，又无法定减轻之原因，乃竟分别酌减或处以最低度之刑，量刑似嫌过宽，爰依军事审判法第187条第一项声请复判’。”
“我在第二房从2月住到7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7月里修房子，我改调11房，11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的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12年后，1983年6月9日，我花了10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最后同房的黄毅辛出狱了，胡炎汉、崔积泽移监了，李国龙管训了，黄中国枪毙了，其他川流的囚犯也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住，不久便调到第8房，跟第2房一样小，但光线好一点。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共住了四年八个月，可是一个人在第8房住了二年半之久。在第8房我是特权阶级：一、我有一个黄毅辛走后留下的热水瓶；二、我有一块大木板——破门板架起的书桌。不过，‘书桌’架起后，全房只剩二分之一的‘散步’空间了。我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撤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8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5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
“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问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睾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时，我带了一本1970年11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照……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
“复判开始后，可拖得久，直拖到三年半后，1975年8月12日才下来，审判长是萧凯，审判官是李桓、成鼎。文号是1972年复普教风字第三十三号‘国防部’判决书，‘主文’是‘原判决撤销发回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更为审理’。于是，老庭重开，再为判决，因为赶上蒋介石死了大减刑，所以刑期就短了。‘主文’是：
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褫夺公权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