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1982年2月10日出狱后，展开笔伐，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并每月出版《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1）。公论所在，蔚为重镇。
4月25日，李敖47岁生日，党外人士为他在紫藤庐祝寿，虽然他们一再坚邀，但是李敖仍不肯露面，因为他喜欢独行。（2）
47天后（6月11日）的下班时间，他在忠孝东路独行，认识了“安”，“安”是刚从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不久的一位漂亮的女孩。（3）
当晚李敖请她在法国餐厅罗曼蒂吃饭，自此就有了“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安”和他之间没有任何书信、游踪，也没看过电影，两人见面就进浴缸，在一起的时间似乎床上多于地上。大约每周两次，都使李敖尽欢而射。“安”身高1．71米，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李敖做爱时喜欢从三面大镜子中看多角度的变化，而“安”是镜中的极品。她带给李敖一生中最快乐、最长久、最单一的床上日子。（4）
李敖跟“安”那“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最使他有尽兴的感觉。“安”长得高瘦白净，并且非常非常女人味。他们做爱前先同浴，浴缸中，李敖为她洗遍全身，她再为李敖洗全身，但她至少要两次为李敖特别加洗它：第一次李敖坐在浴缸边，她仰卧用她的脚，她有非常秀气的脚：第二次李敖仰卧，她坐姿，用双手；第三次李敖跪着，上半身俯在浴缸边，背对着她，她从后自李敖大腿中间伸手过来，从睾丸洗起，一直洗到坚挺的全部。这时李敖特别低头欣赏，看她的手在颤抖中胆怯中慢慢动作，这是李敖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幕。（5）
李敖幻想一个可爱的小处女在为自己做这件事，对“安”说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男人这种东西，并且，等一下过后就会被李敖“强奸”——李敖兴奋死了。
总之，从他们两人裸裎相对开始，整个局面仿佛就是“李敖之席一以贯之”操控，尤其在最后，李敖分别从天花板上、衣橱上和床头上的三面大镜中“极视听之娱”，看每一个她的动作和自己的动作，巨细不遗（李敖的枕边还有一个小号镜子，可以反照天花板上的镜中的一切，所以，当李敖俯在她身上时，李敖也可把背后的画饱览无余）。（6）
“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李敖认为，“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蜓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7）
他也相信：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定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8）
李敖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乐是男人，“我有‘卵叫’（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其实都梦想长一根‘卵叫’）”。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他同年龄的猫王普莱斯利，“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但他对自己一生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并以高标准高格调。震聋醒赜、开导苍生得意不已。（9）
不过，他又要隐居了，这次他决定“战斗性隐居”。促成他这一决定的，是他近日的《出师表感》也有以致之。
他说：“诸葛亮写《出师表》，我们只看到他明谏之切，却没看到他隐痛之深。他的隐痛，乃在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他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10）
另一个促成他这一决定的，是他自己在性格上的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他在日记中自责道：
“我年纪越大，对俗务与俗情越来越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在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11）
他总是不断地以第一流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并对前些天的“交游”感到不爽：“前天自上午11点起，到晚上11点，友人前后14位见面，使我不能写作，虽然交换意见等并非无益，但比起最该我做的事情来，自属得不偿失。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12）
集合了上面种种原因，他终于做了这种“不近人情”的决定。因为他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才能好好把握住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13）
于是，又照样过起自己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统统与他无缘。朋友看他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他，只是间歇性地跟他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他书桌旁同吃，或同他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
在这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他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他家，而不是他去朋友家。当然，他自己最不习惯是去别人家做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他，大都要来他家做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客！（14）
到他家做客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他这样做，丝毫不影响他的注意力、反应和应对。
他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李敖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啦。”（15）
朋友们知道他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忤，有的甚至跟他一起做起工来，一到他家，就从客人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16）
当然也有向他抗议的，抗议的朋友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那些朋友只愿同他通电话。但通电话时他也是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呀！（17）
他不但是个工作狂，还是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
他身怀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他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
有一次，有一哥们儿请“敖哥”吃饭，并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飧客，下箸之后，问李敖口味，李敖说：“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它不如吴郭鱼好吃。”那哥们闻而大笑。（18）
李敖不好吃，并且饮食极有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他身高1．73米，体重一直没超过68公斤，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
至于衣，他更不考究了。他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19）
有一阵子常有人说：李敖真是不可解的人，他有名有钱有才华、有高楼大厦、有明星老婆、有八缸的凯迪拉克名牌轿车，他为什么不知足、不安分，还要惹当局，还要叛乱、革命？
李敖每听到这种“妻财子禄”的话，就嗤之以鼻，答复说：“太小看人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20）
是的，那他在面包以外又是怎样做的呢——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因此在政治方面他带头反抗国民党。（21）
不过他心里也早有准备，2月25日，他回信给朋友，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是龟儿子党王八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淘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唯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22）
这显示了他的基本心境，其实是既清醒又苍凉的。（23）
不过，他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他，就是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他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他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
他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淘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24）
在痛快的背后也有别样的心境，1984年12月5日，他在给情人的信中，有几段最能道出他的心境：
20日机场见你含泪而去，在归途上，我想的却是《北非谍影》。……《北非谍影》毕竟是电影，所以最后当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38期，这期显然拆穿了“德国人”建党90年的谎话，而被他们痛恨。这几天他们整天庆祝建党90年，报纸、电视上一片马屁，我真觉得我是这一片马屁中唯一一个真人，我敢于并能够独立苍茫独自一人挺身与“德国人”斗，我在这里也准备凶多吉少，死在这里。宋朝梅尧臣写《东溪》诗，说：“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
第一，我树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
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
第三，我为人类与台湾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9月6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
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17年前，我翻译劳伦斯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地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绝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杵臼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25）
这是他一生中最能表白心迹与处境的信，写给了他的情人会云。（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