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一杀了之。有一次魏征又当众顶撞李世民，弄得他难以下台。罢朝回宫后，恨恨地说：“我早晚要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闻言大惊，问：“为谁而生气？”李世民告诉她：“魏征这老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令我难堪。”皇后听后未言，却去更换朝服前来向李世民拜贺，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李世民听罢，转怒为喜。后来他说：“贞观之治，尽心于我，敢于犯颜直谏，处处为国家考虑者，只魏征一人。”因而他经常“引魏征入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往来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去世。唐太宗闻讯，沉痛涕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寻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朕亡一镜矣！”唐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官员都去吊唁，都参加葬礼，并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碑上。出殡时，唐太宗登御苑西楼，远望魏征的棺车，悲哀痛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总有一得。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贤能有短亦属常理。“重大节，宽小过”，以轻罚或赦免不罚来唤起有过者的良知，使其常怀感激之情，使之更加竭力效忠于己。
宋初名相赵普是我国古代著名贤相，陈桥兵变中拥立赵匡胤为帝他立首功。建国后，他为宋太祖出谋划策，用“杯酒释兵权”之计削夺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解决了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太祖对其亲任有加，常亲往府中探视，商议国是。
开宝六年（973）的一天，宋太祖往赵普府中探视，恰逢钱王叔以赠送海物为名派专使携信函和十瓶瓜子金送给赵普，东西刚放到庑下，太祖的车驾就到了，东西尚未藏好太祖就进来了。赵普当时的惊吓可想而知，因为太祖规定：为官者收受馈赠罪在不赦。赵普赶忙跪地请罪，言称自己尚未开瓶不知内装何物。聪明的皇帝当然明白钱王此举的用意，但他不动声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你就收起来吧！钱王以为贿赂你，寡人就会为你左右，也真是太愚蠢了。”没有对赵普实施惩罚，且待之如故。太祖的宽容大度，令赵普感激万分，因此更加忠心耿耿，竭力辅政，太祖太宗两朝的重大政绩，赵普功不可没。
可见，宽恕贤者的小过比杀之而后快更能吸引贤者。正因为宋初统治者坚持了“重大节，轻小过”的方针，四海之内的贤士争相投奔，争取了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吏，使贤者居其位，能者乐其职，为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乱，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重要保证。
“重大节，轻小过”是正确用人的一个重要方略，合理使用，会收到重赏严罚所达不到的效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从修身来讲，为人必须清、正、廉、洁。但过分的清正，就会变得刻板，不能对人持宽容厚道之心，也就不能容人。和人交往、共事、用人，该糊涂的，就要糊涂，该马虎的，就得马虎。尤其是领导者，更要有容人之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行船”，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便是这个意思。如果秋毫毕见，就容易让人觉得和你难以相处，愿意跟随你、和你共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终孤掌难鸣，难成大事。
轻小过不仅是指容忍下属的缺点，更包括失败，胜利往往和创新共存，成功多半与冒险同在。对于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失足跌跤是在所难免的。容人失败，可激发下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就一番伟业，遗憾的是，一些领导者往往不能容忍失败，动辄要下属立下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给下属造成一股无形的心理压力。虽然给予一定的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允许其失败只会使下属畏手畏脚，驻足不前，于事无补，徒增烦恼。
一手用，一手养
——曾国藩薪尽火传严教李鸿章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但人才的珍贵也正体现在这里。
一位有远见的领导或上级，不会只使用现有人才，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培养有潜在能力的人才，这样才可保证事业的持续发展。智力投资或教育投资要花掉许多本钱和气力，但如果因此而放弃育才，那无疑就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了。谋事在人，任何事业要想求得大的发展，必须以造就人为根本。
所谓“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用”，用人亦如生产，没有投入，就不可能有产出，惟有用养并重，才能做到用时信手拈来，否则只会是“人”到用时方恨少，自古少“人”空余恨。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任用人才，提出要“广收、慎用”，而且还重视培养造就人才，提出了“勤教、严绳”的育人方针。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影响最为重大、权势最为显赫者，当为李鸿章。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兵败庐州，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本以为曾国藩会另眼相待，予以重任，哪知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肯见他。李鸿章信以为真，以为几天之内定可获召见，谁知一过数月，竟没有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于是找到曾国藩的幕僚陈鼐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顾左右而言他，不置可否。
李鸿章曾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呢？这着实让陈鼐难以费解，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日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磨炼自己，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而我这里呢，局面还未打开，如同潺潺溪流，怎能容得下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京师一别后，少苓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无往年的少年意气了。少荃是可造之才，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多历练历练。”曾国藩方才点了点头。
其实身边正缺人手的曾国藩何尝不想接纳李鸿章，而是深知李鸿章心气高傲，想折一折他的锐气，磨磨他的棱角，实包含着曾国藩的一番苦心。李鸿章入幕后，曾国藩更是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为立足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勤教、严绳还表现在完善李鸿章的操行上。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每天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共进早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惯颇不相同。曾国藩每天天不亮就要用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自然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便派弁兵去请他，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因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其就范。李鸿章自己则事后对人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次饭胜过上一回课。”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由此可见，曾国藩从日常小事着眼尽力培养人的道德修养这一思想作风，对李鸿章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初让他掌管文书事务，后又让他帮着批阅公文，撰写文牍，皆甚为得体，深受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犊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深意。李鸿章也竭力吹捧其老师：“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于是曾国藩以师长之资对李鸿章精心训导，尽力雕琢，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能。
在军务方面，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后，通过募淮勇，练水师，军事才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李鸿章出幕时，已用兵娴熟，颇有大将风度。以前，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不擅防守，曾国藩言传身教，使他学会了高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认识到保饷道、粮道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悉心教导，才使得李鸿章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天国军队打败。
李鸿章亲笔书信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勤教、严绳和器重、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淮系湘出”、“湘淮一家”即对此事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位得意门生。李鸿章本人也自称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李鸿章谨守曾国藩的谆谆教导，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屡立奇功，对曾国藩的“主和”外交理论加以实践和发扬，特别是对曾国藩倡导的“师夷智”以“自立”、“自强”的洋务新政，加以全面继承和发展，使清王朝得以多苟延残喘了60多年。难怪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认为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从李的身上能看到曾的影子。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见为了一时能用得其所。用得放心，就不能急功近利，就必须注重第二梯队的建设。有些领导者对于人才总是喜欢只用不养，或者重用却不重养，一旦用养发生矛盾时，舍其养，留其用。只要马儿快跑，却不给马儿喂料，这种只用不养，表面上给人冠以“能者多劳”的美称，但这种扼杀性使用人才的短视行为，无异于涸泽而渔。
养是为了更好的用，领导者应用养并重、用养结合，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才加以培养和锤炼，或对人才进行“时间投资”，使他们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多接触外面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使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顺应时势的发展。
总是和大家心贴心
治人之本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让人惧怕，只能有短期之效，而让人感激，则会有永久的回报。
“爱莫加之过，尊莫委之罪。”
——子产
“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赤心待士。”
——唐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