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下属去争功
——勾践委功引英雄尽折腰
委功，就是把功劳如实地分给下属而不占为已有，藉此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特点是将功劳成绩分给应得之人，以满足他们的成就欲和满足感。历史的无数事实证明，若所有的功劳都归己有，只会使下属感到建功无望，导致在工作中失去积极性和进取心，甚至明珠另投。委功则不然，它能极大地调动下属积极性，使下属感到领导很重视自己，取得点成绩，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再是“杨白劳”，就是为之而死，也心甘情愿。这样，下属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他们的才能就会得以充分地发挥。一正一反，对比鲜明，其优劣不言而喻。
古人视贪功为不仁不祥，孔子的学生言偃，曾就争功的危害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其意为：与君主争功较能，必遭羞辱与不幸；与朋友、同事争功，必定彼此疏远，貌合神离。但要真正做到委功下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古人认为，帝王乃“真龙下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天下至高的统治者。自然也是功劳的最高承受者。所以要委功下属，非英明君王不可为。
18岁驰骋疆场，29岁登帝位的李世民是历代君主中善于委功的代表。李世民文武兼备，勇略过人，但是他并没有以此自矜，居功自傲，作茧自缚。十余年的东征西讨，文争武斗，使他深深懂得自己创立的基业与左右属下是分不开的。因此，他把委功作为获取人心的首要之途。他曾就贞观之治的可喜局面对魏征说：“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后来，在群臣面前，李世民又公然宣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把贞观前后的功劳分别委给了房玄龄和魏征。魏征听了不仅内心舒畅，而且推心置腹地说：“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七月，唐太宗兴致勃勃地在丹宵殿设宴招待三品以上大臣，推心置腹地说：“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今中夏又安，四方静肃，并由公辈咸尽忠诚，共康遮绩之所致耳。”意即：我与大家共同治理天下，现在天下安宁，四方百姓安居乐业，这都是你们尽忠竭诚，一道致力于安民理国的结果啊。太宗委功发自肺腑，非但没有丝毫降低其君主的威严，反而使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群臣乐于效力。
唐太宗虽然深谙委功之道，但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太宗临朝，对大臣们说：“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此言倒未必有揽功的意思，但众臣工的反应却很强烈。给事中张行成退朝以后，立即上疏，规劝太宗道：“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唐太宗毕竟是明君，认为张行成说得有理，此后更是引以为戒，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有矜夸之处。使其委功之法运用地更加娴熟。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敬人者，人敬之。你越是居功不自傲，事成则分功于下，臣属越是视你为明君，誓为你效忠竭智穷力。如常夸耀自己的功劳，将一切功劳窃为己有，下属就会寒心不已，与领导离心离德。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光复越国，攻破吴都，号称霸主，是脍炙人口的春秋典故。但是，勾践善于委功以求笼络人心却鲜为人知。
勾践在骗取吴王夫差的信任，回到越国后，对众臣说：“孤实不德，以至失国亡家，身为奴隶，苟非相国及诸大夫赞助，焉有今日。”一席话令群臣深为感动，对国君更增加了一层以身报国的情愫。范蠡即云：“此乃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愿大王时时不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也。”
此后，勾践把臣下的每一件功劳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挂在口头。他叫文仲处理国家日常政务，让范蠡整饬兵马，平日注意虚心纳谏，委功济贫。这样一来，越国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长期为吴国统治所压抑的强国意识爆发出来。文仲遂出灭吴七计，第三计是用美人诱惑吴王，使之荒淫无道，疏怠朝政。勾践认为七计甚妙，宣称：事成，功在爱卿。那么，选谁去执行美人计呢？西施是有名的美女，又富于心计，与范蠡情投意合，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但为了国家人民，为了报勾践知遇之恩，西施毅然以身许国。委功之效，竟至于斯。
委功得当能令下属敬服，从而产生极大的热情。勾践之所以能掀起国人的报国热情，就是委功所致。应委不委，必伤贤能的积极性；应委则委，贤能必争相立功，使远者来，近者悦。委功方法不能单一。委功既要有口头表扬，又要布告天下：既要有荣誉的光环，又要有丰厚的奖励。一味的精神鼓励，时间久了，会让人觉得空乏无物；单纯的物质奖励（包括加官晋爵），也会降低委功的档次和意义，并产生消极的后果。
领导者赋予下属重大责任，在激发士气上非常有效，但并不是说将责任都推给下属后，领导者就可以逃避责任。当下属在工作中失败，或发生内外纠纷时，领导者绝不能以“这是你做的事，你要负责”为借口，将其置之不理。
相反，也有些领导者会将下属的实绩，全都当做是自己的功劳，或是在和下属一起工作之初，对下属的提议持反对意见，但事成后，却又夸耀自己很有本事，这些作法都会打击下属的士气。
一旦下属对领导产生不信任感，提出提案或从旁协助的意愿也就消失了。
人都希望被赞美，即使是领导者要求下属交提案，如果你能称赞下属的提案很好，那么下属也会有“受领导赏识”的感动，因而更加努力工作。
逃避责任和抢功争赏，都不是领导者应该做的事。
有人认为在这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社会中，那些未获提拔的老实人，永远没办法出头。的确，短期内那些利用别人来获取名利的人是胜利者，但就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种人注定要失败。
人的一生总有起伏，欺压别人，利用别人来晋升的人。如果在遇到逆境时，一定会得到报应，当初那些被利用的下属。也不会伸出手来帮忙的。
下属对领导者的一切，其实都观察入微。在紧急的时候下属是否会出手相助？或是借机扯后腿？这都有赖于领导者平时的表现。
不要忘记！今天对别人所做的一切，在将来必定会同样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虽然领导者必须积极去发掘下属的工作热忱，但是“不打击下属士气”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主动揽过得人心
——秦穆公揽过于已辱终雪
主动揽过得人心，古代的明君、良辅，无不深谙此道。他们知道自己言必有失，行则有错，如果自己主动承认错误，勇担责任，便可肝胆相照，激发下属为自己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反之，一味推脱责任，明明过在己，却不肯承认，这样的领导者恐怕没有人愿意与他共事，其结果，不但贤才离去，更
用人莫大于得人、得贤，得贤莫大于得心，以罪己收买人心，把由己造成的错误主动承担下来，这是对下属的最大爱护和尊敬，是激励下属能动作用的精妙之处。
子产曾说：爱莫加之过，尊莫委之罪。即领导要主动揽过，切不可将自己的过错推卸给下属，如推诿过失，必失人心。宋代苏轼曾直言劝谏宋帝：要善于更要敢于揽过，甚至将天下失治的责任全部揽过来，以收买人心和士心，重振国势。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冬天，秦驻郑国的大夫杞子，派人报告秦穆公说：郑国把都城北门的钥匙交给我掌管，如果秘密派一支部队突袭郑国，郑国一定可以唾手而得。
秦穆公早存争霸中原的野心，得此消息，认为机会难得，自然十分高兴。他连忙去征求老臣蹇叔的意见。蹇叔坚决反对说：调动大军去偷袭一个离自己很远的国家，这样的事我闻所未闻。我们的军队到郑国需长途跋涉，士卒必然精疲力竭，而人家却以逸待劳，我们根本无胜算。世上无不透风的墙，纸终包不住火，我们这么大的军事行动，郑国怎能会不知道，偷袭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罢了。
蹇叔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求功心切的穆公根本听不进去。固执地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将领率师攻打郑国。蹇叔哭着为其送行说：“孟明视啊，我只能看到大军出发，而再也看不到你们回朝了”！穆公立即派人训斥蹇叔。蹇叔又哭着对自己出征的儿子说：“晋国的军队必定在餬山伏击我军。那里有两座山峰，南面那座山上有夏朝天子皋的坟墓，北面那座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一定死在这两山之间，我只好到那里去给你收尸了。”
果不出蹇叔所料，秦军的行动被郑人弦高识破，立即派人回国通报，又假托郑君之名慰劳秦军，孟明视等秦将以为郑国已有准备遂驻足不前，但又不愿无功而返，就决定灭滑国而回，以壮军威。
晋襄公闻讯，亲自率军在一举击溃疲惫不堪的秦军，并俘虏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三帅。后来，晋襄公答应文赢（秦穆公的女儿，晋襄公的母亲）的请求，把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放回秦国，以表两国之好。
秦穆公深知孟明视等人乃秦国不可多得的勇将，秦、晋争霸中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自己正在用人之际，此时杀将肯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将众大臣要求杀孟明视三人以儆三军的进言置之脑后，并对于此次失败深表自责。听说三人被放回，便身着素服，亲往郊外迎接。见面时，拉住孟明视等的手，对着放回来的三帅大哭说：“我不听蹇叔的劝告，使你们几位受到奇耻污辱，这全是我的罪过！”他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承担过来。
孟明视痛哭拜谢，一再请罪，要求处置。穆公反复安慰说：“我由于贪婪使你们受祸，你们有什么罪！”穆公如此深责自己，坚决地承担失败的责任，大大感动了群臣。穆公还毅然决定，让三人官任原职，继续统帅三军。三人感激秦君宽宏大量，不杀之恩，遂即日赴任，决心以死相报知遇之恩，不雪山之辱誓不为人。他们厉兵秣马，勤加操练，爱兵如子，重树军威。
公元前624年，经过苦心经营，孟明视等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奏明秦穆公请求攻打晋国。秦军士气高昂，同仇敌忾，在渡过黄河以后，又烧掉全部船只，以示必胜决心。一举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和郊（王官、郊，古地名），把晋军杀得狼狈不堪，闻风丧胆，闭城不敢拭其缨芒，秦穆公由此成为了中原霸主。
此战之所以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百里孟明视等人复职后对政务军事的呕心沥血，对战争准备的深思熟虑，对百姓、士卒的倍加爱护，过河后烧船的非凡决心，无不使人感到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一股不可抗衡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来源，则是出于秦穆公对孟明视等人的谅解，并将失败责任实事求是地揽过来的结果。可见揽过不仅不会降低威望，而且还可以使自己更得人心，令贤能呕心回报。
在现代领导工作中，揽过也是一种必要，它与表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批评产生的副作用，减少人们对批评的抵触情绪。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批评效果。
批评别人的时候，首先应该对自己与别人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想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想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以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对方的过失，考虑一下自己在同等条件下是否也会出现过失，不要以一贯正确的口吻去批评别人。尤其是在自己确实出现或大或小的失误时，自我批评更应该诚恳。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我们只有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当然，人们在具体实施批评时，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论外在表现如何，内心都自认为是佼佼者，自视甚高，缺乏对自己的理性估价。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对批评与被批评双方都会产生影响。批评者会认为自己很权威，而不知不觉地使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申斥对方；对方则会认为自己水平也不低，在同样条件下，批评者大概还不如自己呢。批评方式的选择，对强化或减弱被批评者的心理抵触很有关系，有经验的领导者是很注意这点的。
心理学上的“归因论”，就是说明人们用什么方式来解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的。其中的“基本性归因错误”，就是指人们通常总把成功归因于自己，把错误推倭给别人。事情进展顺利，就是“幸亏我如何如何”、“没有我哪行呢”。事情出了差错就会把责任推给别人或客观条件。这种情况会使批评者以否定的态度去抱怨对方，而被批评者会单纯强调客观条件或别人，对批评采取消极的态度。所以批评者应该首先说明自己在同一问题上的责任与失误，使谈话在平等或相近的条件下进行。
靠近大家的心
——魏颗赤待终获结草报恩
得人莫大于得心，得心莫灵于赤待。赤待，就是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把自己的心交给被求者，与被求者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或急人之难，救人之危，设身处地地待人。《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意思是说只要有至诚之德，万物都可以被感化何况人呢？唐太宗也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赤心待士。”可见，赤待是“驱驾英才”的最佳方法。
公元前645年晋惠公发兵50万攻打秦国。秦穆公亲率大军400乘，迎击晋军。双方在韩原（在陕西省韩城县西南）摆开阵势，拼死厮杀。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加上战术上的失误，秦穆公及其将士被晋军团团围住。正值危难之际，突然，杀进来一路人马，足有三百多人。只见他们披头散发，衣着破烂不堪，脚踏穿底草鞋，手里抡着开山大斧，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便把晋国军队杀得人仰马翻，方寸大乱。秦穆公抓住有利战机，乘机反击，将晋军杀得陈尸遍野，血流成河，连晋惠公和其大将韩简都成了秦军俘虏。
这三百多人拥着秦穆公胜利回营，一俟秦穆公坐定，便一个个纳头便拜。秦穆公更是不明所以，连忙问：“众位壮士是哪儿来的？为何如此拼命救我？”领头的壮士连忙说：“主公忘了吗？我们是梁山的盗马贼啊！”
原来有一次秦穆公在梁山围猎，一夜之间莫名其妙丢了好几匹良马。第二天几个侍卫出寻，在岐山脚下发现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在大吃马肉，其中有几个高大者似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们立刻向穆公回报，请求派一支精悍的部队去剿灭这群盗马贼。
秦穆公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吧！他们也是为生活所迫，谁不想生活的好点呢？再说，马已经被宰了，现在再去围剿他们，反倒给别人落下口实，说我轻百姓而重畜生。百姓穷苦，是我无德所致，不能全怪他们。”
不仅如此，秦穆公还命令士兵送去十几坛好酒给他们，并让士卒代为传话：“吃过好马的肉却不喝美酒，是暴殄天物而不加补偿，对身体大有坏处。主公怕伤了你们的身子，特地赏给你们几坛美酒。”而且交代士卒，只有看到每人都饮了酒才能离开。盗马贼齐感叹说：“我们偷盗君主的良马，君王不但不治我们的罪，反而担心我们因食马肉而伤着身体，赐予美酒给我们。君主的大恩大德，我们何以回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