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职员提出的意见实属片面，作为领导，要耐得住性子，沉得住气，听完职员的意见、批评，然后以全面、确凿的事例来向他解释，使其心服口服。千万不要听了片面言论就脸露不悦，顾左右而言他，一副十分不耐烦的样子。下属也并非不通情达理，听了领导的解释，也能体谅你的苦心，意见虽不能采纳，但感到上司的真诚，同样可以使下属心中释然，觉得受到了重视。
身为领导，不要整天一副一生无错，只走顺路不爬坡的样子，要能表现出领导风范，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大胆改正，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这样才能在下属中树立威信。
今天是红脸，明天是白脸
——乾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京剧里，不同的脸谱显示了不同的人物特征。所以演员在面部化妆时都依据所扮人物的不同，涂以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以寓褒贬。其中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刚烈，白色表示奸诈。领导术中红白脸术就是取其京剧脸谱的寓意，但它要比京剧中简单化的脸谱要复杂得多，它是宽猛相济、德威并施、刚柔并用的综合杂糅驭下法。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间这么大，什么人没有呢？面对不同的人事，领导者老唱一种调，老用一种方式驭下是万万不行的，还需灵活多变，打、拉、推相结合。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含恩威并施，互相包含，各尽其用。任何一种单一的驭下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或官逼民反，天下大乱，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高明的统治者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则像演技一流的演员，能根据“剧情”的需要集红白脸谱于一身。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用权高手。
李世勣，原姓徐，后降唐，唐高祖李渊认为他不忘故主李密，“不背德，不邀功”，特赐姓李，从此改为李世勣。
李世勐文武兼备，多次建功，封为英公。在其任并州大都督长史16年中“令行禁止，民夷小不服”。唐太宗为此夸他：“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后来又把他擢升为兵部尚书。
唐太宗很是看重李世勣。一次李世勣患暴疾，御医开的药方需须灰做药引，太宗将自己的胡须剪下，为之和药，世勐顿首出血泣谢。太宗回答道：“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后李世民曾就托孤一事对李世勣说：“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发誓对新帝尽心辅佐，死而后已。
但李世民临终前不久，把儿子，即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叫到床前，对他说出了如下一席话：“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作恶人，贬抑良辅，目的是把好人留给儿子去做，人情让给儿子去施。高宗即位后，按照其父的叮嘱，马上将李世勣予以提拔重用，自然李世勣对李治肯定是感恩戴德。惟以死来相报了。这是父亲唱白脸，儿子唱红脸，联袂出演的一出好戏。
无独有偶，朱元璋天下大定时已是60开外了，他自感时日无多，太子朱标又仁弱，跟他起事的那些文臣武将，个个足智多谋，武艺超群，都不是省油的灯。他担心他百年后，太子无法驾驭时局，遂也想步李世明之后尘，演一出红白双簧戏。
可惜太子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他对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血腥诛杀有功之臣很是不解，不予苟同。为教训教训儿子，一天朱元璋命人，取来一根满带利刺的荆杖，叫太子去拿。太子感到无处下手而面有难色。朱元璋得意地教训他说：“你拿不了吧。让我把刺儿先替你修剪干净，再传给你，这难道不好吗？”说着，挥剑一阵猛削，很快就将所有的利刺削得一干二净，棘杖变得光滑易拿。朱元璋接着说：“我如今所诛杀之人，就好比这根棘杖上的利刺，都是天下一些险恶之徒。把这些人除掉，传给你一个稳稳当当的江山，难道还有比这再好的事吗？”。
没想到太子并不领情，同答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无异于是指责朱元璋无尧舜之仁，朱元璋听后勃然大怒，气得他操起坐着的竹榻就向儿子砸去，吓得朱标赶紧扭头就跑，朱元璋还是不解气，也不顾什么体统和尊严就追将过去。可惜朱标没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之孙即位时，满朝的“险恶之徒”都被斩尽杀绝，实在找不出“带荆刺”的人来对付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了。朱元璋的白脸唱过了头，后边的红脸也就无法唱了。由此看来，红白脸相间既是方法，又是艺术，要真正演好它，也真要花些功夫。
就单打独唱将红白脸相间术运乎于一身的高明演员要算清朝的乾隆皇帝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红白脸相间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皇帝。他在位61年。他晚年写诗自诩的“十全大武功”，用汉、满、蒙、回四体文字把《十全记》铭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些还不够，后来干脆称自己是“十全老人”。
上述只是他的武功。他的文治也是两手齐备，红白脸间有。他会唱红脸，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士，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罗致文人仕士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发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疏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乾隆搞了三次，录用24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也感激皇恩浩荡；落榜的百余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备至，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司业之职；到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美；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越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官。乾隆对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恩爱有加，他甚至亲笔论曰：“儒林是史传所必须写人的，只要是经明学粹的学者，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品级。像顾栋高这一类人，切不可使他们湮没无闻啊！”照皇帝旨意，史馆里特设《儒林传》名目，来专门编写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平。平时，乾隆对上送的奏章，凡见到鄙视“书生”、“书气”的议论总是给予批驳，说：“修己治人之道，备载于书，因此，‘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没有书气，就成了市井俗气。”而且还说：我自己就天天读书论道，因此，也不过是个书生！为笼络读书人，竟达到如斯境地，红脸唱得似乎前无古人。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红脸马上转换成白脸，满脸堆笑换成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革职”，重者“立斩”、“立绞”，甚至处死后要“弃市”，已死的也得开棺弃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乾隆在位期间，以文兴罪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70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这也是空前绝后的。内阁学士胡中藻，写过一本《坚磨生诗钞》，乾隆皇帝久候等人告发，无奈无人出头，自己索性披挂上阵，“御驾亲征”，道：“‘一把心肠论蜀清’加‘蜀’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说：“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语，尤为奇诞！我每天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朝门不开’之语！”还指出：“所出试题，有‘乾三爻不像龙’——乾隆乃是我的年号，‘隆’与‘龙’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对于“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束阔”一诗，他又说道：“南北分提，一再反覆，是什么意思？”于是，下诏弃市，族人年16岁以上者全斩，胡中藻的老师鄂尔泰的灵牌也被撤出“贤良祠”，鄂氏之子、巡抚鄂昌，因曾与胡唱和，也令自尽。这仅是文字狱中的一件。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了，只搞得文人仕士人人自危，几篇游戏之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这白脸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也严重地窒息了文化、学术的发展。
管理员工时，领导都有这样的体会，独角戏难唱，如果找个副手和自己相配合，一唱一和，效果必定很好。
例如，领导在严厉斥责一名年轻下属时，不免让下属觉得难堪，领导的助理可以悄悄把这位员工接到另外一边，扮演红脸的角色，告诉他领导的用意，只是恨铁不成钢，希望他能更好地工作。当然也要加以叮嘱，不可言过其实，以免其有什么自满自大的心理。
所以，领导可以扮演白脸，对下属大而化之，从高一点的角度指出不足，具体的解决办法可以让副手从中调节。缓解矛盾，演好红脸角色，共同合作，唱好一台管理员工的好戏。
在一般组织中，若要有效地进行赏罚，必须由两个人来担任两个角色，最好不要一个人占两角，既唱红脸又唱白脸，一面对部下大加赞赏，然后反过来又是加以斥责，结果让下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也是被弄得里外不是人，这样的事最好不做。
如果遇到不愿改错的下属则决不含糊。批评斥责的目的是使他改正缺点，以后不再重犯，所以对这类下属，就要以白脸为主，让其体会到错误，先挫其傲气，否则光有红脸，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别想他能改正错误了。
对那些有自知之明，认错态度好的下属，则点到为止，主要是唱红脸。对待这样的下属，切不可伤害了自尊心，损了他们的面子，其实对待脸皮薄的下属，不可过于严厉，让他们主动去改正错误。
在管理工作中，既然是红脸白脸一起唱，而一人又难以身兼两职，可以选个得力、信任的副手唱白脸。平时对这位副手要严格要求，使他与自己配合得当，否则只会拆了自己的台，损害了领导者的威信。所以，选择这位副手至关重要。
端平“一碗水"的奥妙
——乾隆不分亲疏斩小舅
善于管人者总是不分亲疏，一碗水端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办好事情。
乾隆三十三年，朝中出现了一件涉额高达一千万两，牵扯皇亲勋贵，震惊朝野的大案子。此案涉额巨大，是因为它牵涉获利极高的盐务盐税，一千余万两白银是当时清政府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说它牵扯皇亲勋贵，是因为该案的头号当事人物就是盐政高恒。高恒出身官宦世家，他的姐姐是乾隆皇帝所宠爱的贵妃；他的父亲高斌，历任布政使、两淮监政、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大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他的治河功绩一直被乾隆所盛赞；高恒的哥哥高晋，历任布政使、巡抚、两江总督、并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要职。高恒就是凭着这些过硬的政治资本，由一个普通的户部主事而步步高升。
自乾隆二十二年任两淮盐政之后，高恒所任的官职，大多都是管理关税和盐政及内务府的肥缺。在这些职位上任职，勒索商民本就是不言之中的事情。何况高恒任这些职位的时间长达三十年，若不是特别蒙受皇思，被皇帝所信任，又怎能长期久任呢？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称：前任两淮盐政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目，让各盐商每引（乾隆时，买卖盐的单位为“引”）盐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收缴了银三十七万八千余两。普福任内曾支过八万五千余两银，其余存银十九万余两现交内务府查收。
读过这一颇费脑汁的奏折，乾隆皇帝马上感觉此事并不简单。
于是令军机大臣查阅档案，竟然发现户部自乾隆十一年盐务上提取每引缴银以来，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此项银两的记载。这一查可不得了，如果按每引缴银三两计算，从十一年到三十三年之间应有缴银一千余万两不知去向。这样多的银两不知去向，不知是否被贪污，如果被贪污，那么这种贪污可谓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心中吃惊，于是当即下令让江苏巡抚彰宝密密赶往苏州，同尤拔世一起查办此事。他要求：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得丝毫掩饰，不可畏难姑息了事，不许少有赡顾徇情。
在两位大臣的努力下，终于查出了眉目，他们上报乾隆皇帝说：历年来，盐商所缴的办公用银共有一千九十余万两，除了历年办贡和预备差务用去四百六十七万余两之外，还有商户们未缴的银数六百多万两。但是每引缴公费的事情，竟被一直隐匿未报，因而彰宝和尤拔世二人在奏报中说：“前盐政等居心实不可问。”这个“前盐政”，说的就是高恒。
根据他们两人的奏报，两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等供称：“乾隆二十六年曾两次缴银共八万五千九百余两，此后又送银五万两给高盐政（高恒）。乾隆十四年后，又代吉盐政办贡物垫银三千余两；乾隆二十一年，代普盐政（即普福）办如意用银三百二十两。”盐商仅供出了这几项银两的去向，对其他的银两去处并没有涉及。
这下子，事情更加麻烦了。乾隆一向称自己南巡是“省方问俗”，一切费用都是“官为经理”，不从小民处提取，然而那四百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竟都是为了办贡和办公差而使用的，查来查去乾隆自己倒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并且问题在于：自乾隆十一年以来，又有多少盐政、巡抚、总督、知府等官员涉入此案中呢？一旦追查起来，加以惩办，那些两淮盐商也难免受到牵连，官商二界也必定会惊惶不安，影响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是不可避免的。
读过办理此案的彰宝奏折后，乾隆龙颜震怒，他在两日之内连下八道谕旨，让彰宝和尤拔世严办此事，下令革去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还有总商黄源德等人的职衔。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还训斥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责备他们对盐政高恒的恣意妄为“视同局外，不行据实参奏，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同时严责两淮盐商冒功缴赏，抗交公费，并要求他们将历年来的亏空和未缴之银补齐，并且不得耽误盐业市场的流通，否则将予以重处。
在乾隆前后数十道谕旨的督促、鞭策和指挥下，乾隆三十三年，案情终于有了结论。经查实，前盐政高恒所收取的二十余万两白银，多是办公差所费，只是贪污了三万二千两银子；前盐政普福所取的八万余两白银，也多是办公所用，他只从中渔利一万八千八百余两银子。而两淮盐商未缴之银由六百余万两，减到了三百九十六万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