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到农村知青中招“文艺工”，有艺术才能的知青首选是到部队当“文艺兵”，当不了兵的，能当上“文艺工”也特别让人羡慕。
一天宣传队里来了两个大男孩，一个叫徐梅麟，一个叫傅阳。徐梅麟曾在贵阳六中宣传队跳“大春”，傅阳是徐梅麟的同学，在宣传队搞舞美。他俩由于出身不好，招文艺兵或文艺工政审总是不合格。他们的同学陆陆续续返城了，他俩还留在农村。有人向军代表推荐了他们，军代表同意让他俩来帮助我们排练《白毛女》。
我希望军代表和磷矿领导能留下这两个特别有才华的大男孩，看到他们俩特别卖力地表现和渴望留下的眼神，我很难过。
那时我十六岁，他们也就二十岁出头，经过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显得很成熟。
徐美麟会跳《白毛女》所有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序幕和第一场的排练。我的脚背天生长得不好，不适合跳芭蕾。我特别刻苦地练习，练得脚趾头鲜血直流，指甲都换了几次，最后终于可以用足尖跳了。
第一场演出大获成功。我在舞台上跳着，听见第一排的一个女孩儿大声说：哎呀，跳得跟电影一样好！
我特别享受跳“喜儿”的这个过程，觉得自己就是喜儿，跳得特别投入。
剧情简介：
序曲、序幕：压不住的怒火
解放前，黄世仁家大门口。被残酷压迫的农民们，被鞭笞着走过黄家大门。歌声：“多少长工被奴役，多少喜儿遭迫害。诉不尽的仇恨啊，汇成滔天江海！”
第一场：深仇大恨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杨各庄，杨白劳家，除夕。
喜儿正欢欢喜喜准备过年，杨白劳躲债刚回来。恶霸地主黄世仁带狗腿子穆仁智闯进杨白劳的家，要逼喜儿抵债。杨白劳坚决反抗，被活活打死。王大春和乡邻们赶来，黄世仁开枪阻住众人，硬把喜儿抢走。
王大春等要和敌人拼命，地下党员赵大叔劝阻，指点他们去参加八路军，闹革命。
舞台上喜儿被黄世仁家的打手举起来抬下了场，我的戏份就演完了。
这时候，我都会蹲在边幕旁边，抱着双膝，看完结尾的群舞部分。每次完成舞蹈，我都大汗淋漓，心里却是十二分的幸福，这种疲惫让我十分有成就感。
那时男孩儿女孩儿授受不亲，排练时，大春和喜儿的手从来没有按剧情的要求握在一起，只有在正式演出时才握。
徐美麟只是导演，一般不亲自演出，只有一次，他跳了大春。序幕结束时，全体演员做造型，喜儿右脚足尖立地，右手搭在大春的肩膀上，左腿向后抬起，这时大幕缓缓闭上。负责拉幕的小姑娘看徐美麟跳舞看呆了，忘了拉幕，我坚持不住了，小声提醒：拉幕！拉幕！结果前面的观众都听见了，笑了起来，演出后军代表把我俩狠批了一顿。
能够与徐美麟同台跳舞，我感到很兴奋。
徐美麟和傅阳最终还是由于政审不合格没有留下来，他们走时，我哭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在梦中跳《北风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一场灾难，而在宣传队跳舞的日子，让我对那个年代有一丝美好的回忆和怀恋。
个人崇拜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个人崇拜的极端表现。“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还有“四伟大”，我们称敬爱的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天天读”就是天天都要读毛主席的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学校、工厂、军营、田间、地头，每天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1971年我十五岁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天除了上班以外，晚上还要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学毛主席语录和着作，读报纸或开批判会。单位有一个姓黄的老工人不识字，一段毛主席语录也背不下来。每晚政治学习我们都要强迫老工人背语录，背不下来我们就批判他对毛主席不忠。这位老工人恰巧是我的邻居，每天见到他我都问：《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你背下来没有？
我们开会或政治学习，第一件事情就是背《毛主席语录》。通常大会主持人会说：请翻到第一页第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齐声背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将《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只要说第几页第几段，立刻可以背出内容，根本不需要翻开语录，学校或工作单位经常检查学生或职工是否能背诵毛主席语录。
“早请示晚汇报”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一种政治仪式，每天起床后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一天工作、学习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如果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错事，要站在毛主席画像前向他老人家检讨自己。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忠字墙”，贴上毛主席的画像和“忠”字。这种“早请示晚汇报”在家里做了一遍，到工作单位或学校还要再做一遍。
我的声音响亮，经常被挑选出来带领大家“早请示晚汇报”。大家面对毛主席画像站立，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我大声说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人高举并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同声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继续说道：“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所有人再次同声呼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我再带领大家根据当天形势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如果做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通常我们会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做这些的时候，我是很虔诚的。
个人崇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很多工厂都制作毛主席像章，开阳磷矿的车间也不例外。我也参与制作毛主席像章，用注射器将红色液体颜料涂到毛主席像章的毛坯上。毛主席像章的款式各种各样，大的像一个盘子，挂在胸前，将整个胸部都挡住了。有人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在胸前佩戴几十个像章。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头儿将几十枚像章别在肉体上，整个胸部都发炎化脓了。
“忠字舞”将个人崇拜推到了极致。“忠字舞”是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集体舞蹈，是人人必跳的。每天早晨，随处可见到跳“忠字舞”的男女老少。学生们上课前要跳上一段“忠字舞”；工人们上班前要跳上一段“忠字舞”；机关干部做间操要跳“忠字舞”；在广大农村，社员们在劳动之余，也要在田间地头跳“忠字舞”。
红卫兵在各个路口设岗，拦截过往行人，让他们跳一段“忠字舞”，方可通行。对于不会跳的，则让他们就地学习，学会了才能放行。红卫兵到火车站拦住乘客，让他们跳“忠字舞”，不会跳，红卫兵就教他们跳，不学会不让上火车。
跳“忠字舞”的场面很壮观，气氛也很感人。千千万万的人们，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每人手握红宝书边跳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我和妹妹都是跳“忠字舞”的教练，到处教人跳“忠字舞”。妹妹那时才四五岁，到父亲工作单位教工人跳“忠字舞”，父亲回到家里还在练习。我和妹妹因为会跳“忠字舞”，走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
这种个人崇拜的极端活动持续了约有四年时间。
敢骂毛主席的女孩儿
妹妹比我小八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只有三岁。在她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我和邻居女孩儿菊秋在我家聊天，妹妹坐在旁边一个小板凳上，专心地听我们讲话。我和菊秋聊得起劲，根本没有注意她的存在。
我们正聊着，突然听到妹妹嘴里蹦出一句：“毛主席是大坏蛋！”把我吓死了，这还得了？如果邻居女孩儿去报告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没准儿还会坐牢。
我假装没有听见妹妹说什么，但抬高了嗓音，继续大声地与菊秋说话，想掩盖住妹妹的声音。
妹妹看我们没有注意她，更加大声地喊了一句：“毛主席是大坏蛋！”
这下我和菊秋不能再装着听不见了，菊秋吓得脸色发白，带着恐惧的表情飞快地跑了。
我举着拳头对妹妹说：“你再敢说一句，我就打死你！”妹妹不吭气，小眼睛骨碌转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菊秋去告发。我没对父母说，我不敢说也不能说，因为我不能重复妹妹的“反动口号”。
菊秋没有去告发，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知道，在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被怀疑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还被押到刑场做死刑犯的陪绑者。
那时候，全家人白天晚上都在干革命，没有人管妹妹，她骂毛主席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折报纸，正好折在毛主席照片的脖子部位，立刻被抓起来，罪名是想谋杀毛主席。写字不小心，将毛主席的照片弄上了墨水，或不小心坐在毛主席的照片上，都是天大的罪过，轻则被批斗，重则坐牢甚至判死刑。
妹妹的一个叫腾淑燕的同班同学，因为在毛主席语录上乱画，几岁的孩子就被批斗，还被同班同学用红缨枪押着游街。
疯狂的年代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理。
很多小孩子想：如果写了反动标语会怎样呢？
妹妹上小学的时候将“打到某某某”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放在炉子里烧了，过后的几天她一看到警察就以为是来抓她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关于为什么毛主席决定将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记载最多的有两种说法：
一是看到红卫兵运动失控，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
二是为了解决城镇学生的就业问题。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中央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暑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1966年、1968年和1969年的高中毕业生都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无论事实怎样，有一点是真实的，有很多热血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到广阔天地练红心。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不会去想毛主席这样做的目的和动机，毛主席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的好朋友胜明是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的一个典型代表。
1968年9月的一天，胜明骑着自行车在贵阳的大街上看大字报，遇到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庆祝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
这条最新指示关系到胜明和千千万万个学生的命运。
胜明立刻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胜明思考了几天，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胜明绝不会犹豫的，之所以考虑了几天，因为她是黑七类子女。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是很光荣的，胜明不知道这样的荣誉会不会落到一个黑七类子女身上。
胜明父亲是贵州省农学院的院长，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胜明母亲是一个革命战士，在解放战争中身负重伤，是革命伤残军人，却被诬陷为“革命的叛徒”，被关进了牛棚。
胜明回家对父亲说：“我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父亲说：“你要想好了，想好了就不要当逃兵。”
胜明去牛棚看望母亲，告诉母亲她要下乡的决定。
母亲：“好！放心去！爸爸妈妈都没有问题，现在是党在考验我，我不是叛徒，一定会经得起党的考验，会得到平反的。和我们的许多战友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还活着，没有被敌人抓过，没有接受过严刑拷打，现在接受点考验也是应该的。”
母亲还告诉胜明她在牛棚生活得很好，每天还能得到七颗花生米吃。
有了父母的支持，胜明义无反顾了。
胜明向学校工宣队递交了申请书，学校还没有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胜明第一个递交了申请书。
工宣队负责人说：“你着什么急呀，你这个黑七类，就是想捞革命的稻草。”
胜明也不含糊：“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不批准，你就是上山下乡的绊脚石。”
工宣队负责人坚持认为胜明是为了捞革命的稻草，不批准她的申请。
胜明找到贵阳市知青办的负责人，表达了上山下乡的坚决态度。
知青办负责人说：“只要你的学校开个证明，证明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就行。”
胜明说服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给她开了个证明，胜明拿着证明到市知青办的时候，报名已经结束，工作人员正准备离去。胜明在最后一分钟报上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贵阳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学生。
胜明清楚地记得她是1968年10月5日离开贵阳的。贵阳市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第一批169个中学生和高中生乘着几辆大卡车缓慢地从市区出发，成千上万的贵阳市民跟着卡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人群中有她的姐姐、小叔叔和一个好朋友。汽车加速驶向不同的方向，169个孩子被分配到不同地区，都是贵州省最艰苦的地方。
胜明和二十几个学生被分配到黔南州平塘县卡蒲乡课寨村，是毛南族居住的地方，距离贵阳市200公里。当时贵州的交通条件十分恶劣，200公里路程开了一天半。汽车开到卡蒲乡，将学生扔下，贵阳市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将学生交给课寨村来领学生的几个老乡，就走了。
一群学生背着行囊，手里拎着装有脸盆和洗漱用具的网兜，最小的十四岁，最大十九岁，跟着几个老乡，徒步了一个半小时，翻了两座山，来到了课寨村。
胜明在这里当了五年的农民。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此后，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后来工厂和矿山开始招收工人，两年后的1971年我参加了工作，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那年我十五岁，初中还没有毕业。
当兵的梦想
“文化大革命”中，年轻人有三条主要的出路，参军，当工人和下乡，参军是首选。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当兵的，全家都光荣，政府要敲锣打鼓地送上“光荣之家”的红色牌匾。只要看到哪家的门上方挂着红色牌匾，就知道这家有人当兵，人们会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