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这两位平时见到我笑嘻嘻的中年妇女会这样的虚伪。相对她们我当时算是青年，虽然与她们在工作上、私人关系上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很少讲话，但我对她们挺尊敬的。
从此后我与这两位妇女保持距离。
而对白，我表现得更为极端，我认为她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我不要求她喜欢我，但她是我的领导，要对我负责任。她在对我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到处说我的坏话，为什么不能像一个领导那样当面指出我的不是，直接来教育我呢？
我的性格很倔强，见到白不理她，甚至回避与她乘同一部电梯。
白对我的朋友讲我的坏话也就算了，还到总社的下级单位讲我的坏话，以至于有很多人都来问我怎么得罪了白。
我终于忍不住了，跑到总经理那里说：“请您转告白，她如果对我不满意，请当面给我指出。作为一个领导和一个共产党员，她不应该违反党的纪律，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犯自由主义的错误。”
在总社期间我一共两次向总经理“告状”，并且都是要求总经理将我的原话转告给“被告人”。我最恨那种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当面指着鼻子骂我我都能接受。总经理还因此背后表扬我磊落。
有意思的是，所有不喜欢我的人，无论怎样地贬低污蔑我，最后还是要承认刘平工作干得好是没得说的。
我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部领导经常在会上表扬我。有人到领导那里建议少表扬我，领导果然就不表扬我了。有人说我对市场有野心，我的确有野心，但在总社的体制下，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野心，按游戏规则办事。实际上，除了“大使项目”和比利时这两个领导安排的客户外，我从来不去碰那些不属于我管辖的市场。总社的体制导致情愿将客户输给竞争对手，也不愿意让本企业其他部门的外联人员做。输给竞争对手，外联人员可以找很多理由，比如说竞争对手低价竞争等等，如果让本企业的其他人做了，那岂不是说明别人比我强，丢了自己的脸？在大锅饭的体制里，很多人不能容忍别人比他们强。
虽然“大使项目”做得很成功，但我一直很低调，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反感。
前总理李鹏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对人民”的一个议员团，《中国日报》上刊登了消息和彩色照片。这如果是美大部做的团，总社会当作一个很大的荣誉，但因为是我做的，所以就低调处理了。我将报纸拿给已经是总社副总经理的龙南方看时，他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将报纸还给我了。我对此非常不理解，这是总社的荣誉，不是我个人的。
在总社工作的十年虽然很不愉快，但我能保持宠辱不惊，对工作的热情从来没有受到影响。无论有些人怎样不喜欢我，他们只能在背后诋毁我，他们不喜欢我的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所以无法阻挡我在事业上的进步。我做的荷兰市场发展得很快，欧洲一部成立了荷兰处，我任副处长，很快就当上了处长。后来由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总社成立了欧洲三部，我任副总经理，一年以后扶正。我不断地被提拔是招人嫉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那些恨我的人又无可奈何，因为我的业绩摆在那里。
再后来听说我有可能当上总社的副总裁，就意味着我有可能成为一些不喜欢我的人的上司，因此而发生了匿名信事件。
我想，等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我想干吗就干吗，我要开发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全世界的市场，谁也管不着。
我还想，你们不是怕我当上总社的副总经理吗？我给你们让路还不行吗？我走人！
我相信，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在国企还是私企，体制好，人会变好，体制不好，人的劣根性会充分地暴露出来。我决心将来自己做企业的时候，一定建立一个科学的管理机制，当一个好领导。
抛弃铁饭碗
我决定辞职。
2001年12月初，我按照规定提前一个月提交辞职报告，决定2002年1月1日正式离开国旅总社。
我在四十六岁“高龄”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伴随自己三十一年的铁饭碗（上大学的三年算工龄），在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
没有人想到我在事业和仕途都处在巅峰的时候会提出辞职，劝我的人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没有任何人辞职会引起这样的震动。不少劝我的人是企业的普通员工，他们说：“你不要走，如果像你这样的人都走了，企业就没有希望了。”他们的话让我非常难过。
所有的总经理轮流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走。一向不喜欢我的龙南方与我谈话，态度十分中肯地希望我留下。他向我描绘总社的发展前景，说很快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现在的体制不会一成不变的，将来像我这样给企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都会成为股东。顺便说一句，现在总社是上市公司了，但没有任何人成为股东，充其量是个股民。继我之后，又有很多部门干部离开了总社，包括写匿名信的“热爱总社的人”。
我非常认真地写了最后一份年终总结报告，详尽地分析各个市场和客户的情况，为了让接替我位置的人能够尽快地进入角色而打下基础。我的年终总结报告无可挑剔。
总经理找我谈话，叫我不要走，说如果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我原谅。他说如果我一定想走的话，过两年再走，我知道过两年他就退休了。他劝我不要这样快地做决定，他正好要带领一些部门干部去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考察，要求我跟他一起去，路上好好谈谈，回来后再做决定也不迟。我说：“我不能跟您出差，不想欠您的人情，如果您仍然不能说服我，出差回来我仍然坚持要辞职，会很伤感情的。”总经理还说：“你加入民主党派真是一件好事。”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情是由衷地赞成。我当时刚刚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给总社发过函。我理解总经理的言下之意，如果我是民主党派人士，再提拔我的时候阻力会小很多。因为按照政策，民主人士、妇女、少数民族应该在领导班子里占一定的比例，我三样都占，我是满族、九三学社社员和女性。在总社将近一千名员工中，只有我一人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我不离开总社，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那不是我追求的。
都知道我不喜欢总社的体制，一位领导承诺如果我不走，可以调我到总社与某美国着名公司的合资企业工作。
最让我意外的是市场部副部长找到我，流着眼泪说她以前对我的成见都是别人挑拨的，她劝我不要走。市场部对我有意见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我曾经在出国促销报告中反映过市场部做的礼品质量太差，圆珠笔写不出字，有损企业形象等等。市场部的小高随我到东欧促销十天后对我说：“你完全不是我们部长说的那样的人，我们部长对你的评价特别差，让我们防着你。”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平时对我非常热情而且无话不谈的北大博士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想都是争权夺利给闹的，想走仕途的人总是要扫除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我的辞职报告终于被批准了。总经理说：“你会后悔的。”我说：“就让我后悔吧。”
命运在2001年改变
北京成功获得2008奥运会举办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抛弃了铁饭碗，我离婚了，这一切都发生在2001年。
如果说200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更是我个人的里程碑。
2001年7月13日晚上10时零8分23秒，那个令所有中国人都屏住呼吸的一刻，萨马兰奇先生将他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代表团，时间在这个瞬间凝固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
顷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位高低，全世界的中国人用最热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激动。是的，这是中华民族百年的期盼，这是中国人民梦想的实现。我们赢了，我们终于赢了！
这是纪录片“我们赢了！——北京申奥成功纪实”的解说词。
而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当时在北京二外上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几个同学约老师在北京的日坛饭店啤酒花园里吃饭喝酒，等待着奥运会申办城市的投票结果。
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时，全北京沸腾了。
我的耳朵里充满了欢呼声，经久不衰。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哗哗地流。我的一个同学太激动了，将手中的啤酒杯捏碎了，鲜血直流。我捧着他的手，任凭泪水滴滴答答地流进他的手心，血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血与泪，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与这个同学平时并没有什么联系，而那一刻，中国人抛弃了传统的矜持、羞涩和保守，无论朋友还是陌生人，相互拥抱，欢呼雀跃。那一夜，北京无眠。好像全城的人都跑到大街上了，人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唱着国歌，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激情。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哪一座城市对举办奥运会产生过这样强烈的反应。
这一刻我们等得太长了。
我千万次地问自己：奥运会对我意味着什么？
1991年，中国正式申请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投票表决，结果以两票之差（43：45）落后于悉尼，没有获得主办权。
我感到非常难过，尽管我不认为2000年北京一定能准备好。
从我做涉外工作开始，尤其是做旅游工作以后，我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中国的体制限制了我们将中国人的优秀、善良、好客、勤劳、才华、智慧、幽默等方面的潜质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相反，中国多年的闭关自守让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看不到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面目。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无法体会到中国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在发生着变化。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不足和缺点却以各种形式暴露出来，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西方世界。信息的不对称，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偏见。
我不能容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我只希望世人对中国持一个公正的态度。只有充分地了解中国，才可能对她有公正的评价。
要想让世人尽快地了解中国，必须有一个全方位展示中国的大活动，没有什么比奥运会更合适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最优秀最美丽的一面，我个人办不到，奥运会能办到！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叩开世贸组织大门，成为WTO第143个成员。
我对中国入世后的具体利益并没有仔细地研究，但我肯定中国入世将给予我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是我贵州大学的校友龙永图，我并不认识他这个长我一轮的校友是我的偶像，我为母校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而感到骄傲。
我曾经在“入世知识培训班”上见到过龙永图，我向他介绍我是贵州大学毕业的，他脸上立刻显现出亲切感，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怎么来的北京等问题。可惜我没有机会与他有更深的交谈。
“中国入世”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当入世谈判进行得紧张激烈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中国入世之时就是我辞职之日。
2001年12月，我向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提交了辞职报告，抛弃了伴随我三十余年的铁饭碗。
这一年我结束了十六年不幸福的婚姻。
我1984年结婚，婚姻从来就没有幸福过。结婚时丈夫是个现役军人，我对当兵的热爱从孩提之时一直延续到青年，我不是为爱情结婚，是为军装和父母结婚。结婚时，我二十八岁，父母已经认为我老得不行了。我一天不结婚，他们一天不安心。
1987年儿子出生后，我基本上过着分居的生活，儿子一直跟着我。
之所以没有更早一点离婚是因为儿子太小，我曾经试着给儿子说我想离婚的事情，儿子立刻眼泪汪汪的。儿子虽然很少与爸爸在一起，但血缘关系是不能割舍的。我决定熬到儿子十八岁的时候再离婚。
2001年，儿子十四岁，突然有一天对我说：“妈妈，你要离婚就离婚吧，只要你幸福。”
我心情立刻亮堂了，当年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我的生活从此快乐得多……
许亮的悲剧人生
许亮是河北省某市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某市国旅是总社的分社（以下称某分社）。总社的分支社遍及全国所有外国人可能到达的城市。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省会城市或有着名景点的旅游城市，几乎都有一个总社的分社或支社。一个着名的历史遗迹就坐落在许亮所在的某市，因此某市设有一个总社的分社。改革开放之前，总社和全国各地的分支社承担着政府的外事接待任务。凡是到中国的外国游客，都是由总社垄断性地接待，旅行社是政府行政拨款的国有事业单位。改革开放后，旅行社逐渐改制，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像某市这种外宾去得少的城市，旅行社的生意很难做。那时候到中国来的外国旅游团都需要导游全程服务，全国各地分支社的很多导游都为总社团队做过全陪。某分社导游包括许亮本人，经常担任总社团队的全陪。许亮后来当上了某分社的总经理，就把公司搬到北京，在北京做地接，与总社北京分社和总社接待部成了竞争对手。
我1992年到总社工作时，对总社与各地分支社的关系一无所知。
总社靠着老牌子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那时总社的外联人员没有危机感，守着现有的客源就足够了，虽然生意已经开始分流，但还不足以对公司造成致命威胁。当时的市场竞争还远远没有白热化，虽然全国各地很多旅行社都有了外联权，但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名气，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总社的人只要稍稍勤劳一些、负责任一些，招揽生意还是很有优势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一个门外汉，对旅游一无所知，但我很用功，到总社不久，我就将荷兰一家一年组织4000~5000游客来华的生意从其他旅行社“抢”了过来。我到荷兰与客户会谈后写了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我提出在某分社、北京分社或总社的接待部三家中挑选一家来担任这个系列团的北京地接工作。
某分社的总经理许亮和副总经理于大北突然对我非常热情和关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说我在三家地接社中间选择，还没有做出决定。某分社希望我将团队交给他们接待，两位老总不计成本地在北京饭店请我吃饭，我第一次吃上了“象牙蚌”，也第一次知道“象牙蚌”这种东西。
某分社想得到生意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给某分社“泄露”情报。后来我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关系。
许亮是某分社的总经理，有决定权。他很聪明，知道怎样取悦他的客户，知道怎样投其所好。他的公司小，在政策上有灵活性，总社给了许亮很多生意。有一年他的公司盈利100万，许亮获得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当时政企不分家，许亮同时还担任某市旅游局副局长，还被评为旅游行业全国劳动模范。我认识他后，对他的业绩非常地佩服。我当时对旅游行业的游戏规则一点都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