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总社的时候踏着前任的足迹，与北京分社、某分社和总社接待部三家都合作，后来发现北京分社和总社接待社的投诉太多，某分社相对接待质量要好很多。前者不愿意接待散客，而我做的市场散客特别多；后者什么团都接，不挑活儿。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在北京站住脚的原因之一。北京分社和总社接待部放不下大型国有企业的架子，服务意识差，合作起来不顺畅，不舒服。许亮的公司是外地进京的旅行社，在夹缝中求生存，工作态度自然是有很大区别的。逐渐地我与许亮的合作越来越多，对许亮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对旅游行业的潜规则也越来越了解。
我发现许亮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应酬。团上有事了，我给他打电话，如果是晚上，几乎每次都有背景音乐或嘈杂声。与他比较熟悉后，我一听见音乐或嘈杂声，就问：“你又在哪里花天酒地了？”许亮频繁地应酬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是在国营企业大锅饭里滚打出来的，他的公司也不是他个人的，花的是公司的钱。陪总社的人吃饭、唱歌、打麻将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幽默风趣，风流倜傥，谈笑风生，很多人喜欢跟他玩。但只要一谈正事，他就心不在焉，不是那种能静下心来做业务做学问的人，国营企业很适合他。
许亮的家在某市，他的一大家子都在那里生活。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也是发展最好的一个孩子，家人挺为他感到骄傲的。由于他热衷于应酬，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老婆孩子和父母。我曾经问过他：“你成天不着家，你老婆愿意吗？”他说他老婆说过像他这样不顾家的人就不应该结婚。
我与他比较熟悉后，他有时给我讲点心里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很苦恼，总社有一个已婚的外联人员找了一个情人，让许亮给租房子。我对他说干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道德底线，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
许亮的公司小，人事结构比较合理，费用小，因此价格比较便宜，与他们合作实际上是很符合情理的。许亮的公司体制相对灵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公关，不外乎就是吃喝玩乐用钱堆起来的关系。因此，许亮与总社一些部门经理和外联人员关系非常密切。许亮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大家感到与他打交道很放心，不担心自己“不可告人”的事情泄露出去，这一优点让他受益匪浅。
北京分社和总社的接待部只要求接系列团和大团，不愿意接散客，嫌麻烦。而我的原则是，谁好好接待我的散客，谁就能得到我的系列团和大团，这是公平合作的原则。
自从与许亮的公司合作，我解决了散客接待的问题。
我的很多团队需要乘火车去西安或洛阳。软卧有限，总社和北京分社都不能保证团队的火车票预订。许亮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能保证火车票。
许亮与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总社的关系，生怕得罪谁而失去生意。总社的一些外联人员利用许亮的心理，将他的公司当成自己谋利益的基地。
总社内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许亮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他与某人关系太好，就可能得罪某人的对立面。国营企业复杂的人事关系，有时候让许亮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无法适从，他过得并不愉快。
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许亮很适应国营企业的体制。许亮的父亲是某市的市委书记，一个老革命，许亮从小到大都生活得很优越。“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平民百姓的子弟上山下乡当农民或到工厂矿山当工人的时候，他就当了兵，成为人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大学恢复了，他又被推荐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什么好事他都赶上了，在那个小城市，他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高干子弟，是所有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他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苦，没有经历过挫折，他父亲为他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平坦大道。许亮当兵、上大学、当导游、当旅行社总经理、当旅游局局长，一步一个台阶，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可是，一个在小县级市长大的孩子，在北京创业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在夹缝中生存的日子让许亮的心理很不平衡。有一天，许亮对我说，他离开某分社了，北京的一家国际旅行社招聘总经理，他去应聘，被选上了。
他应聘的是某部委属下的国旅。和很多属于中央部委的旅行社一样，这家国旅经营不好，于是登报招聘一名总经理。
我很替许亮担心，他并没有做好自己创业的心理准备。这家国旅之所以聘请许亮当总经理，就是因为经营不善，希望许亮来扭转局面。可是许亮靠什么来扭转局面？他在某分社的时候是靠接待总社的团生存，他自己没有任何国外的直接客户。开发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辛苦的工作，许亮养尊处优惯了，这不是他的优势。这家国旅与总社没有接待社合作关系，许亮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从总社得到生意。虽然许亮踌躇满志，但我并不看好他的前途。以前总社垄断入境游市场，后来虽然有了竞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社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某分社靠接总社的团日子还能过下去，离开后，许亮的前途未卜。
果然，好长一段时间许亮都不提这家国旅的事情了。过了一段时间，许亮说他又到一个隶属中央某局的另一家国旅担当总经理，他的目的是要将这个公司做成股份制公司，他当这个公司的股东。
这时候我已经离开总社，应聘到某部属下的宝德国旅任执行总经理。我将我公司的团队交给许亮的公司接待，我公司成为许亮唯一的入境游的客户。
我不知道许亮是怎样经营的，他的流动资金总是有问题。我公司给他的都是预付款，但他总是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的。与他合作的餐厅和车队总是不能及时拿到钱，他的声誉每况愈下。
我有时候挺为许亮着急的，我知道早晚我公司会中断与他的合作。因为我们在北京并不需要一个接待社，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接待。我经常给许亮打预防针说，我们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自己接待旅游团了。我看得出来，他很担心我们不与他合作，除了我们的业务外，他的公司只是自组了一些利润微薄的国内游团队。
我对许亮也有些内疚感，前面的文章说到我遭遇匿名信的事情，有一封匿名信诋毁说我早已是“许亮的床上客”。总社总裁在社务会上当着所有部门总经理的面要求我终止与某分社的合作，要求将团交给总社接待部接待。尽管当时我自己的处境很艰难，我仍然非常坦荡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说：“这样做对许亮公司不公平。写我的匿名信为什么要殃及许亮公司？这说明你们认可了匿名信。如果是公司的决定，我可以服从，但我有两个问题，怎样保证散客的接待质量？怎样保证火车票的预订？”总裁高高在上，并不了解团队操作的细节。听了我的理由，总裁决定需要订火车票的团队和散客仍然给许亮公司，其他团交给总社接待部。因为我的原因，连累了许亮。因此，我也想在许亮创业初期帮他一把。
2003年，在我自己创业一年零两个月的时候，中国遭遇了非典，北京成了重灾区，入境游团队取消了，所有的旅行社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我决定搬出租金昂贵的高级办公楼。当时许亮和一个朋友共同按揭了一个办公室。为了节省经费，也为了给许亮一个理由继续接我们的团，作为交换条件，我与许亮商量让我们免费使用他的办公室，非典以后我们继续将团交给他接待，许亮满口答应。等我到许亮的办公室考察时才发现，他已经将办公室分割成几小块出租了。
我们找到了新的办公室，非典以后我们结束了与许亮公司的合作。做出这个决定后，我顿感心情轻松。
与许亮毕竟合作了好多年，无论是作为同行还是朋友，我还是牵挂着他的处境，经常打电话问问他的现状。我感到他的公司很难经营下去。
有一次许亮对我说他在做生意，某市有一个钢铁厂，生产钢铁门窗，让他帮助联系卖家，他从中盈利，还说不久就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听说他能挣到钱，我也替他高兴。
许亮与他任职的国旅的股份制改造一点进展都没有，许亮对我说他准备放弃这个旅行社了，他已经与另外一家旅行社接触了。
中国的很多旅行社名存实亡，因为是国有企业，很少有按照经济规律破产的。中国成立旅行社的门槛很高，一般人要成立旅行社是很难的，这也就造成了很多旅行社的挂靠行为，就是将公司的经营权租给个人，旅行社坐收租子。
我离开总社后挂靠在某部下属的宝德国旅，签了一年的合同。我的目的也是对这个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年后，没有达成协议，和平分手。
许亮准备放弃他任职的国旅时，我正在找新的公司。许亮公司的财务顾问建议我与许亮商量，将他任职的国旅让给我干，我有客源，比许亮有优势。
没有想到许亮坚决不同意，他要求与我一起参与他任职的国旅的股份制改造，我俩都当股东。我说：“我不可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我们的经营理念和工作作风都不同，我不能和你共事。另外你不能给公司带来足够的价值，却要占有与你贡献不相配的股份，时间长了，我们会闹矛盾，而且公司也不好管理。既然你都要放弃这个公司了，干吗不让我接手？”
其实个人与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造是很难成功的，最后他离开了，我也没有做成。
后来许亮对我说，某部下属的一家国旅经营不善，急切想卖掉，他将我介绍给了这家国旅的总经理。我决定收购这家国旅，在与这家国旅的协商过程中，我们先以挂靠的形式在这家国旅经营业务。
没有了合作关系，我与许亮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我还是时不时地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但很难找到他，非典刚刚过去，入境游和国内游都没有恢复，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忙些什么。一次他告诉我他又到了一个新的旅行社，但还是不满意，因此准备成立一个国内社过渡到国际社，因为成立国内社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批准。
2004年3月的一天，噩耗传来，许亮死了。
旅游做不好，许亮开始做其他生意。他认识了北京的一对夫妻，与这对夫妻合伙做生意。他们去天津办业务，喝了很多酒，在返回北京的路上，许亮酒后驾车，一头扎进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当场死亡。车上共有三个人——许亮和这对夫妻，妻子也当场死亡。
许亮的遗体在天津附近的殡仪馆停放了很长时间。许亮的家人对车祸有疑问，据许亮夫人说有人看见是那个妻子开车，因为在出车祸的前一刻，他们停车问路。出了车祸后，唯一幸存的丈夫打电话给天津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先于警察抵达现场。许亮夫人怀疑是他们将许亮和那个妻子调换了位置，要求警方调查，结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许亮夫人的怀疑。
许亮死后，他的夫人发现他欠了很多债，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巨额债务，个人的公司的都有，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催债。有没有人欠他的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死后没有人主动还过他的钱。
许亮死后我才知道他刚刚离开第三家旅行社，正准备成立一个国内旅行社，死的时候他不属于任何单位，连葬礼都没有单位给主办。
想起许亮在某分社工作的时候，那么多人得到过他的好处，现在他死了，那些往日的朋友们于情于理都应该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我给所有我认识的与许亮曾经关系不错的人打电话，号召他们捐款帮一下许亮的家人。
我们最后凑了约八万元人民币，有一些人自愿捐款，有些人是看在我的面子上，那些得到许亮实惠最多的人不但没有什么表示，还有意回避。许亮的死让我体会了一把世态炎凉。
我参加了许亮的葬礼，葬礼由许亮的家人操办，许亮的表哥致悼词，悼词说许亮去世时享年五十岁，其实他当时只有四十七岁。如果许亮仍然是国企总经理，他的葬礼要风光得多。
看着躺在棺木里面目全非的许亮，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由于在殡仪馆待的时间太长了，许亮的脸已经变形，左脸上有一道巨大的月牙形伤口，化妆师的技术很差，厚厚的油彩却没有盖住触目惊心的伤口。许亮穿着一件非常普通的夹克，可能是身体僵硬，看上去像是勉强套上去的。许亮生前非常要面子，很注意仪表，喜好名牌，追求时尚，如果他的在天之灵知道他带这样一种形象离开人间，他的灵魂是不会安宁的。
许亮去世后，让我牵挂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我与他的妻子并不是很熟，我打电话问候她，她讲到许亮死后给她带来的债务上的麻烦，我明显感到她的怨恨多于悲伤。我非常同情她，不知她如何面对未来。我对她说如果需要，我可以无偿让公司的法律顾问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她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后来听说她再婚了，过得还很幸福，我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
许亮成为了过去式……
SARS——前所未有的考验
离开总社时，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说出来人们打死都不会相信。当时有谣言说：刘平离开总社是不得已的，钱赚得太多了，不走就要出事了。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特别可笑。说实话，有些人还是挺惧我的。每当领导听了什么人的汇报找我谈话时，我会非常强硬地说：“请你们立刻去查我，用什么方法都行，但凡我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怎么处置都可以。”
我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大概有十万拿出来，另外一个合伙人拿出大概二十万，就开始了自我创业的艰辛之路。
我们在一座高档写字楼“和乔大厦”租了一间150平方米的办公室，年租金四五十万。我们经常要在办公室与客户会谈，办公室不能太差。自己创业，无人可以依靠，我一下子变得迷信起来。办公室的门牌号是“518”，这种巧合让我非常振奋，这不是“我要发”吗？真是好兆头！
2002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发市场和应对总社的制裁。我辞职后，遇到的制裁是前所未有的。我所到之处，总社“围追堵截”，不让我以前的合作单位接待我，害得很多老朋友不敢公开与我见面，半夜三更悄悄到酒店看我。总社“威胁”说，只要他们与我合作，就将失去总社的生意。虽然总社在旅行社行业的垄断地位越来越脆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都不敢得罪。
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的辞职，引起一场地震，成了焦点中心，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样的能量。
以前在总社的资源全都不能用了，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建立起自己的接待网络。绝大多数的接待社都达不到我的标准，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挑选合作伙伴和培训他们。
创业初始，我毅然决然地与荷兰的一家市场代理公司签了合作协议，由这家公司代理我们开发荷兰和比利时的奖励旅游市场。在总社的时候，我就想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开发市场，但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我想：等有了自己的公司，我就可以做主了。
我们的市场开发模式效果很好，2003年有很多的奖励团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