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十来岁的大孩子来幼儿园玩，我们正好在分饼干，我把我的那份饼干给她了。从此后，每当分饼干的时候她的脸就会出现在教室的玻璃窗上，她一看到我就用手比划着要我将饼干给她。如果我装着没有看见她，她想方设法也要引起我的注意。如果看到我将饼干塞到嘴里，她就急得蹦高。我的饼干几乎都让她吃了。听说她是从邻省来的，乡下老家饿死了很多人，又发了大水，她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她一个，就来投靠在磷矿工作的亲人。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中国在很长一个阶段还是处在物质极端匮乏的状态下，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的。
一次我到一个小朋友家玩，她正在吃苹果。那时候苹果是非常奢侈的东西，是她爸爸到北京出差买回来的。我趁她家大人不在房间里，就伸着手向她要，她一会儿给我咬一口，一会儿又不给。她不给，我就坚持不懈地要：“给我吃一口嘛，给我吃一口嘛。”后来她嫁给一个曾经追求过我的男孩儿，我总是在想，她会不会告诉那个男孩儿我向她要苹果吃的事情。
有一个小朋友家有一罐蜂蜜，我老惦记着，经常上她家要蜂蜜吃。她每次用小勺挖一小点舔一下，然后让我舔一下，罐子里的蜂蜜越来越少，被她妈妈发现了，将她暴打一顿。
人们吃糠咽菜，很少能吃到肉，但我们吃过豹子肉。这件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情，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磷矿创业初期，大山沟里到处是茂密的植被和树林，很原始，时不时有野兽出没。走在山路上，身边树丛中会有五彩缤纷的野鸡扑腾腾地飞起来，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开满了各种野花和艳山红。几年以后开阳磷矿已经修了楼房，我经常看到大清早有人聚集在楼前楼后研究地上奇怪的动物脚印。
为了贵州的建设，大批的军人成团成营地转业到地方。开阳磷矿就来了一个团，全都还穿着军装，政委姓张，配有枪和吉普车，带领大队人马到开阳磷矿走马上任当党委书记。
有一只豹子经常出没在家属住宅区周围，毁害了大面积的菜地，还趴在窗户向住家里张望。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但受到惊吓是常事，一时间，人人谈豹色变。
父亲的同事王育发在豹子出没的地方下了一个夹子，套住了这只豹子，受伤的豹子拖着夹子向山里跑。张政委带领王育发和一群人顺着豹子逃跑的痕迹穷追不舍，把豹子逼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豹子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后孤注一掷，从大石头后面猛跳出来扑向王育发，说时迟那时快，在豹子腾空的一瞬间，张政委举起卡宾枪射向豹子，豹子应声倒下。
豹子被工人当做战利品抬到居住区，大人小孩都跑来围观。
豹子肉部分送到公共食堂，部分送给幼儿园的小孩子吃了。
我妹妹说我胆子大是因为吃了豹子肉。
我的老师齐智华
我七岁时上了小学。上学第一天选班长，不知为什么，全班同学都选我。
我的班主任叫齐智华，在学校很有威望，她和她的丈夫及两个女儿都特别喜欢我，我经常到齐老师家玩。我也不辜负他们的希望，学习特别好，深受齐老师的宠爱。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听母亲对父亲说：“齐智华是富农。”
我知道“富农”不好，但没有意识到“富农”对一个中国人意味着怎样的严重后果。我给班上一个要好的一个女同学说了，叮嘱她不要告诉别人。
一天，我刚走进教室，就遭到了全班同学的围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同学要打我，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班上的人缘挺好的，又是班长，平时同学对我都特别好。
正在闹着，上课铃响了，齐老师走进教室。
“你们闹什么？”齐老师问。
“刘和平说你是富农。”大个子答。
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缘由。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全班同学都盯着齐老师，齐老师的脸一下沉了下来。
“我就是富农。”她说。
从此后，我就失宠了。无论我如何表现，齐老师都要找碴儿“报复”我。我上课时特别地小心，专注地听她讲课，眼睛一直看着她，生怕她认为我注意力不集中。但她鸡蛋里挑骨头，不断地找碴儿批评我。她教我们学“柱”这个字，指着教室房顶的柱子说：“就是柱子的柱。”她指着柱子时，我的眼睛也顺着她的手抬头看了一眼柱子。
她瞟了我一眼：“有同学上课不注意听讲，眼睛到处乱看。”
全班同学都不知道她在说谁，但我知道。那时我太小，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我的学习开始退步了，后来班长也被撤了。
我这段遭遇从来没有对父母说过。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齐老师的厄运也开始了。
被忽略的孩子
我八岁时，最小的妹妹出生了。我们家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孩子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父母白天工作，晚上参加政治学习，管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家里总是脏兮兮乱糟糟的。我的头上和身上开始长虱子，我周围的许多小朋友都长虱子。
有一天，全校同学在操场上集合，听校长做报告，太阳暖洋洋地晒在身上，突然有一个男生叫道：“看，刘和平头上有个虱子在爬。”我脑子“嗡”的一下，满脸通红，真想地上有个缝钻进去。家里不能洗澡，整个矿区只有一个公共洗澡堂，地面上全是常年积累的黏糊糊的污垢，臭烘烘的，洗澡成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次，我在澡堂里摔了一跤，摔成了脑震荡。我头痛欲裂地在床上躺着，盖着肮脏的被子，有几个朋友来看我，我头疼得睁不开眼睛，心里却在为我盖的脏被子感到难为情。等我长大了一些能够做家务事了，便开始疯狂地打扫卫生和洗衣服，想彻底改变家里的卫生面貌。弟弟妹妹太小，我一边打扫，他们一边祸害，经常气得我大哭，一边哭一边又开始打扫。我家是水泥地，如果我刚刚擦了地，会拦着不让家人踩，一直等到地干为止，我经常因此被父母训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家成了开阳磷矿最干净的家，来串门的人都赞不绝口。
由于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忽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和父母十分亲热过，从来没有跟他们撒过娇。
我翻单杠摔了下来，右边眉毛上摔了一个大口子，感染了，脸肿得面目全非，头肿得像一个篮球，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一天夜里，我正在痛苦中煎熬，突然父亲打开电灯，站在我的床前看我。那是我受伤后父亲第一次感到着急，他以为我要死了。我痛苦不堪，灯光一刺激，立刻叫道：“关上灯！关上灯！”父亲立刻将灯关掉。
我最小的妹妹1963年出生。她后来对我说，她在五六岁的时候十分孤独。父母、哥哥姐姐们全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管她，她每天晚上在外面与小朋友玩，熬到很晚才回家，因为早回家家里没人。有时很晚了她回到家里，家门还锁着，感到极度的孤独与恐惧，站在门口放声大哭。
我现在想起父母那时对孩子的忽略很不理解，而那个时候几乎家家的大人都这样。
我十几岁的时候到距离开阳磷矿几十里路的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周末才能回家，来回都是徒步，父母从来不过问我与谁一起徒步走这几十里的山路。一次，由于什么原因，我只能与农场的一个陌生男人单独走回农场。我虽然年纪小，但意识到独自与一个陌生男人徒步几十里山路的危险性，整个周末我都心烦意乱，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住在农场附近农村的一个女孩儿从我家窗前走过，我并不认识她，只是在农场附近见过她。我立即跑出家门去追她，跑得飞快，生怕跑慢了追不上她，不小心摔了个大马趴，摔得我两眼冒金星，顾不上疼，爬起来接着跑。我在集市上找到了她，一颗心立刻轻松了下来。我请她到家里吃中午饭，记得午饭吃的是从饭店里买的油饼，她特别感激。下午我们俩结伴而行，在路上，她采了些粽子叶，回到家里包了粽子给我送到宿舍来。
谈到那时父母对孩子的忽略，我的同龄人都有同感。
四清运动
1963年的“四清运动”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政治运功，那年我不满八岁。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毛泽东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还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四清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清运动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四清运动动员群众揭发“四不清”干部，动员干部主动交代自己的错误。“洗澡洗手”，将自己清洗干净；轻装上阵，如有多吃多占或贪污行为，要主动退赔等。
北京来的“四清工作队”进驻了开阳磷矿。
“四清运动”开始后，父母每天忙得要命，白天上班，晚上搞运动。磷矿所有的干部都在挖空心思检查自己有没有问题，如果自己不检查，被群众揭发出来就被动了。
我一个八岁的小孩，不懂得这么复杂的政治问题，“四清运动”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一天，一群孩子见到我，就追着我起哄，一遍一遍地喊着：“刘世杰洗澡怕水烫。”刘世杰是父亲的名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当时是磷矿建井大队队长，管着一点财务工作。父亲检查来检查去，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可以主动交代的。
“四清工作队”认为父亲不老实，动员群众批判他，还写了一副对联来讽刺父亲和父亲的同事庞洪奎叔叔。
上联：刘世杰洗澡怕水烫，下联：庞洪奎检讨做文章，横批：哥俩好。
讽刺父亲不交代问题和庞叔叔做检讨时避重就轻。
这副巨幅对联贴在磷矿办公大楼的入口处，是我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每当我路过那里，都会看到那副白纸黑字刺眼的对联。人们见到我指指点点地说：她就是刘世杰的女儿。我灰溜溜地加快脚步逃跑，后面跟着一群起哄的小孩。
北京的“四清工作队”吸纳磷矿的人员一起工作，母亲就是“四清工作队”的成员。母亲向“四清工作队”领导解释，说父亲真的没有贪污行为，第二天，母亲就被“四清工作队”开除了。
“四清运动”中干部要人人过关，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交代清楚。“四清工作队”给父亲施加压力，让他交代问题。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父亲的情绪传染给了我，我的心情也很抑郁。
一天，父亲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找了半天，然后唉声叹气地坐在床上。我坐在一旁的饭桌上写作业，眼睛一会儿瞄父亲一眼，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苦恼。
突然父亲问：“和平，这本账本中间有三张空白页被剪掉了，你知道是谁剪的吗？”
我：“是我剪的。我做了一个小本子。”说着，将小本子递给了父亲。
原来，父亲将账本交给“四清工作队”审查，“四清工作队”发现账本缺了三页，问父亲为什么撕掉三页纸，是不是将罪证藏起来了。
拿到小本子，父亲如释重负，看到父亲高兴了，我的心情也愉快起来。
父亲将小本子交给了“四清工作队”，工作人员将小本子拆开，正好拼出三页纸。
父亲的问题终于可以洗干净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荒唐的事情。父亲的一个同事家中失窃，“四清工作队”召集职工开会，由于破案没有结果，最后决定选举一个“小偷”。父亲的同事马前锋脾气不好，得罪过不少人，大家选举他当“小偷”，马前锋性格刚烈，坚决不承认，就不了了之了。
“四清运动”，从1963年到1966年进行了四年，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