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东北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我曾经问母亲看到我是一个女孩儿的时候是不是很失望，母亲说没有。我想，那时候可以随便生孩子，所以父母也不在乎第一个孩子是男是女。我一岁时，我的大弟弟出生了。
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同事邻居都很羡慕，父母也尽他们所能将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1958我们全家搬到贵州省开阳磷矿时，磷矿的单身年轻人和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妇，看到父母带着三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时，总是说将来他们如果有这样一对儿女就知足了。
从三岁开始，我在贵州的大山里度过童年。
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父母分别在1949年和1950年参加了工作，工作单位是东北辽东省本溪县草河口硫铁矿，距离老刘家和老陈家都不远。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政府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参加工业建设，父母就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母在硫铁矿相识并结婚，1955年7月和1956年7月我和弟弟分别出生在硫铁矿。
1957年，父母从辽宁省调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中国东部江苏省连云港锦屏磷矿。
锦屏磷矿刚刚开始建设，从天南地北调来很多人，没有住房，将所有的家庭都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我两岁，弟弟一岁，有小孩得了麻疹，我和弟弟都传染上了，弟弟没有被照顾好，留下了后遗症，得了哮喘病，这个病烦扰了他一生。
一年后父母又调到中国大西南的贵州省开阳磷矿，距离辽宁省三千公里。父母越走越远，从此与自己老家的亲人天各一方。
硫铁矿和磷矿都属于化学工业部领导，父母是一个系统的内部调动。父母那一代人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会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那时候最流行的口号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地形十分险要，交通落后，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1958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六岁，带着三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毫无怨言地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来到了极其贫穷落后的贵州省。
父母在开阳磷矿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只有三岁，记不得全家人是经过怎样的跋涉，从江苏省来到贵州省的。据父母说我们乘汽车、火车、马车，在路上奔波了一周才抵达贵州。
在武汉换火车时，一家四口在长江大桥前拍了一张全家照。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和公路两用桥梁。据资料记载，大桥在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前苏联政府的帮助，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指导。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有机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在大桥前面留影。
到了贵州省省会贵阳后，全家人乘汽车在起伏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又换乘一辆马车进入了开阳磷矿矿区。
对长江大桥和乘马车我有记忆，后来不断地在我的梦中出现。
童年记忆
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
我能记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我双腿都裹着白色纱布，母亲或是父亲抱着我在一条小路上走啊走，总也走不到尽头……
后来我知道这个记忆是真的。那时我两岁，弟弟一岁，有一天，父母在做晚饭，把一锅刚煮好的稀饭放在地上，弟弟刚会走路，我们俩在窄小的房间相互追逐，我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到了稀饭锅里。幸好是冬天，我穿得比较厚，父亲也反应快，一下子将我从稀饭锅里拎了出来，放进旁边的冷水缸里。尽管如此，我还是烫伤了双腿，以后的一个月就是父母交替地抱着双腿裹满纱布的我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
母亲那时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因为每天抱我上医院，劳累奔波，早产了，是个女孩儿。孩子生下来后，没有哭声，护士倒提着婴儿的双腿拍打，还是没有救活。我总是想，如果我的那个妹妹能活到今天，会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儿？
那时的中国妇女普遍不知道怎样避孕，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有一天，我看见母亲独自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我不知道母亲上哪儿去，去干什么。过了几天邻居对我说：“和平，你妈妈和你新弟弟回来了。”我才知道母亲是到省城医院生孩子。我那时太小，不知道妈妈怀孕。当我长大成人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一个孕妇乘着大卡车独自颠簸几个小时到医院生孩子，几天后又带着没有满月的孩子独自回家。
六岁以前的记忆虽然模模糊糊，但总体上是温馨的，总是和父母在一起。
我和弟弟穿得干净得体，甚至还比较时髦。我有一件红色的灯芯绒棉猴，我穿起来的模样很可爱，后来这件棉猴我妹妹穿过，邻居的小孩穿过。我们的衣服和鞋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手工活儿做得像缝纫机做的一样。
再后来的记忆是，我们家住的平房，周围是大片野草丛生的荒地，家里有两间房子，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和饭厅，屋子很小，全家人横睡一张床，没有什么家具。父亲托人做了两个樟木箱子，二十元钱一个，在当时是极为奢侈的。
公共厕所离家有五十米远，晚上起夜，全家都是到门外的荒地里小解。我很小，害怕黑暗，每一次起夜都吓得战战兢兢。我家前面有一个大煤堆，有一次，我蹲在地上小解，看见有一个人在煤堆上不停地铲煤，我越看越害怕，“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父母听到哭声，赶紧跑到门外，我指着煤堆说：“上面有个人。”父母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到现在都相信有些小孩可以看到的东西大人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次，父亲抱着弟弟领着我去看露天电影。路上很黑，我看见一个亮点上下舞动，以为是其他行人手里的烟头，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像烟头，再后来又看到了更多的亮点在我们身边飞舞，我吓得“哇”一声哭了起来。父亲说那是萤火虫，我不知道萤火虫是什么，说什么也要回家。父亲把我和弟弟送回家后，自己出去了，一会儿拿着一个装有萤火虫的小瓶子回来了。
贵州的冬天挺冷的，由于没有取暖设备，屋里屋外一样冷。每天早上起床时，屋子中央的炉子烧着刨花，火苗蹿得高高的，温暖了屋子，也温暖了我们的心。父母在炉子上把我们的棉裤腿烤热，哄着我们起床，然后帮我们一个一个地穿上棉裤棉袄。
我七八岁时，这种美好的时光就结束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到单位开会或学习，照顾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一天夜里，我生病了，又吐又泄，父母为谁送我上医院吵了起来，最后还动了手。谁送我上医院已经记不得了，但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感觉是我连累了他们。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理解他们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状况。
我总是很饿很馋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和弟弟被送进磷矿全托幼儿园。
我们在幼儿园吃饭，父母在公共食堂吃饭。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幼儿园，每个小朋友每顿可以吃一小碗米饭，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加餐，每人发两块小饼干。饼干是用麦麸和磨成细粉的稻壳做的，小孩吃了以后都大便干燥。我们经常吃发霉的饼干，我好多年都以为饼干的味道就是发霉的味道。
上学的孩子就没有幼儿园的小孩幸运了。
当时，政府对厂矿的第一要求不是生产而是不要饿死人。
大人小孩都上山挖野菜，摘红籽。那时候的人一见到绿色嫩芽，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吃。春天看到发芽的小草就连根拔下，往嘴里塞。磷矿满山遍野都是绿竹，嫩竹叶刚长起来就被人们揪下来塞到嘴里。人们什么都吃，食物中毒经常发生。
磷矿周围的山上生长着很多蕨类植物，人们上山采蕨菜，挖蕨根。蕨类植物的根部有白色液体，可以制作淀粉，人们将淀粉和榨完淀粉的蕨根渣子混合在一起吃。这种东西吃了以后大便干燥，课间休息十分钟，厕所里蹲满了哼哼唧唧拉不出屎的学生，哭声一片。上课铃响了，还有好多孩子蹲在厕所里哭，学生们互相帮忙用小棍将大便抠出来。
记得小时候总是吃一种叫做牛皮菜的蔬菜。牛皮菜一般用作青饲料喂猪、牛、兔、鸭、鹅等。因为牛皮菜的产量高，为了填饱肚子，磷矿种了很多牛皮菜。牛皮菜不是很难吃，但天天吃就受不了，以至于后来一看到牛皮菜就想吐。
大人们饿得浮肿，小孩子饿得面黄肌瘦，都是细胳膊细腿大肚子，只有长期处在饥饿状态的人才会是这个样子。
为了不饿死人，磷矿上下从学生、工人到干部，全体动员开荒种地，养猪、养鸡、养鹅、养鸭……
我家邻居菊林和菊华两姐妹长我几岁，上小学。学校三天两头放假，学生们与大人一样开荒种地，凡是能耕种的土地都利用起来。学校按班级分了土地，按季节种玉米、土豆、地瓜、蚕豆、油菜籽、麦子等，能种什么种什么。
学生们除了上课就是种地，刨土、撒种、施肥，一直到收割。每个班级都配备有粪桶、扁担和大粪勺。学生们到公共厕所掏粪，在地边做个池子沤肥，肥沤好后，施在地里。上课时，木桶和大粪勺就放在教室外面，学生们在充满大粪味的气氛中读书写字，没有人会嫌臭，谁嫌臭谁就有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受到批评。我们从小就受到“劳动人民最香，资产阶级最臭”的教育。
粪桶是木制的，粪桶的提手上有一个用竹子做的环，用于固定扁担。扁担穿过竹环，两个孩子一头一个抬着走。菊林在班上个子比较高，抬粪时，她一般都是走在后面。一次和一个同学抬粪上山坡，粪桶的分量向后倾斜，顺着扁担滑下来，一桶粪全部扣在菊林身上。菊林跑下山，跳到洋水河里冲洗，洗也洗不干净，臭烘烘地回家换衣服去了。
丰收时节是大人小孩最高兴的时候。
玉米丰收时，学生全体上山捡柴，在学校院子里用砖头搭起简易炉灶，学生从家里带来大锅，全校所有的班级都在煮玉米。玉米煮熟了，不顾烫嘴，个个都猴急地啃玉米，顾不上咀嚼就咽下肚。玉米秆也不浪费，成捆成捆地抬回学校，全校师生一起啃玉米秆。新鲜玉米秆有汁，味甜，我们称之为“甜秆”。
经常可以看到小孩子伸出小手相互要东西吃，乞讨一方通常都要哀求：给我点嘛，给我点嘛！一般情况下，施舍一方都会与别人分享食品，否则，其他孩子会骂他是“小气包”。
“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远远不止三年。人们在受苦受难度日如年的时候，就会感到日子特别难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和弟弟周末从幼儿园回家，经常看到父母在家里制作蕨粉和蕨渣。如果不到周末父母就将我和弟弟接回家，那一定是家里有了好吃的。比如分了两斤白面，父母就会包点饺子，将我和弟弟接回家来吃饺子，吃完后又将我们送回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