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河彼岸》一书的写作中，斯诺力求像当年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客观公正地报道新中国的情况，多摆事实，少加评论，让读者自己去解释去判断。他要以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独立的眼光来透视中国，但他也知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同胞对新中国的种种误解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时在美国的报刊上铺天盖地地刊登着关于中国的“恐怖故事”，把中国形容成一个“枷锁国家”，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有计划的屠杀”。它们一会儿说“中共政权是美国的极大威胁”，一会儿又说“中共政权很快就要垮台”，这些颠倒黑白的恶意宣传如同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白色恐怖”一样，新中国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混乱的传说”。在1964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国人不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斯诺为此不计得失，义无返顾，他要告诉他的同胞一个真实的中国。
斯诺还在《关于出版周恩来采访记和其他材料的声明》中说：“我与这些中国人，彼此都非常熟知，他们并不指望我发表他们所喜欢见报的那种报道。他们知道，我或许会报道他们不喜欢或希望最好不提的事情……然而他们确实相信我不会歪曲事实，不会杜撰编造，不会孤立地报道某些事，不会脱离历史深度和背景，不作比较地、片面地对事物进行阐述。”
斯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大河彼岸》一书出版后，第一版就印刷了一万三千五百册，到1965年共销售了两万一千册，并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法、意、德、日和瑞典、以色列等国家出版。美国媒体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认为，该书是斯诺的第二本杰作，“不管是专家或者一般读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国大陆，这本书是必读之物。”纽约专栏作家苏里曼认为，该书“给世界提供了辉煌的服务”。《芝加哥论坛报》认为，该书是“相当狡猾而有手腕的文字宣传”。
1962年冬天，为配合该书出版，斯诺在美国各地专门作了十五周的旅行，先后作了三十八次演讲，千方百计地向自己的美国同胞“解释”新中国，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而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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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分手时还嘱咐说“天有不测风云”。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开始了中国外交的“探路之行”——出访非洲十四国。而此时的斯诺也正在非洲采访。
1964年1月23日晚，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下榻的宾馆里会见了老朋友斯诺。周恩来以他特有的儒雅风度与斯诺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长谈。这次斯诺是以法国《新直言》记者的身份采访周恩来的。
斯诺说：“总理先生，想不到我们在非洲见面呀！”
“是啊！斯诺先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嘛！”周恩来笑着说。
“总理先生，我想，你这次亚非欧之行，成果不小吧？”
“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自古就有友好交往，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把我们的友谊继续发扬和发展下去。我这次要访问十几个国家，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友谊将会开花结果。”
“这些年来，我知道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经达到较为满意的水平。但是中国为什么还在进口粮食？”斯诺问道。
“是的，我们在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粮食已经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我们进口粮食，一是为了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增加地方和国家的粮食储备。”周恩来解释说。
“我注意到在工业上，你们现在为什么不再提赶超英国？”斯诺问。
“关于工业赶超英国，是我们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切实际，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周恩来说。
“总理先生，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现代化呢？”
“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在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斯诺问道。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原则就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美在原则问题上开始，而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从殖民地撤军，‘拯救了法国’，如果美国从世界各地撤军也将改善美国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
“1960年我访问中国回来后，写了一本《大河彼岸》的书，不知您看过没有？”斯诺有些担心地问道，“……总理先生，不知我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机会再去中国访问，我担心书中一些细节上的内容会让中国人不高兴。”
“你的报道我们看过，外电不也说你是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吗？”周恩来笑着说，“你的报道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我想，这一切并没有使你变成一个中国不欢迎的人，斯诺先生，我代表中国政府欢迎你，你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斯诺感激地站起来握着周恩来的手，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浓厚的情意……
1964年10月。洛伊丝再次送斯诺登上第二次飞往新中国的旅程。
“亲爱的，我又只能一人去中国了。”斯诺有些内疚地看着妻子洛伊丝，“国务院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你访问中国的申请，我不能等你了……”
“埃德，这不能怪你。”洛伊丝说，“你放心去吧，人生中总会留下一些遗憾，没关系的。我只担心你的身体，刚刚动完手术出院，又要远行……”
“亲爱的，你看，我不是很棒嘛！”斯诺用拳头捶捶自己的胸膛，像个年轻小伙一样开心地笑了。洛伊丝也含着泪眼笑了。斯诺亲吻洛伊丝，两人依依告别。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第二次访问新中国。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总理分别在10月31日和12月16日接见了斯诺。10月31日，在谈到斯诺的访问计划时，周恩来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当夜，周恩来把十二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交给斯诺，并告诉斯诺，可以立即在瑞士发表。
在12月16日的谈话中，周总理说：“中国这几年调整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数量，还在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使工业产品的数量同品种、质量以及各种工业产品之间，都均衡地发展起来。现在，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并将要有新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变成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十五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认识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规律。十五年来，我们做对的不少，也有做错了的。人必须有两方面经验。人类总是不断地实践、总结经验，不断地发现、发明、创造、前进。”
之后，斯诺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调查采访。1965年1月9日晚，他第四次会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在刚刚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例会之后会见斯诺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
这天晚上，毛泽东邀请斯诺去吃饭，他们交谈了四个小时左右。外国客人只斯诺一人。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分别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他的夫人、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
这是一顿家常便饭，很简单，多是带辣的湖南菜，还有一碗少不了的红烧肉。为了庆祝他们的会面，毛泽东和斯诺还对饮起了少许的贵州茅台酒。席间，毛泽东还亲自拿出了一瓶中国的红葡萄酒。
在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看上去十分轻松。斯诺事先也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作记录。交谈从下午六时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也未停止，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期间，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一些电影短片。两三个服装简朴的年轻女护理人员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她们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不时给毛泽东倒水、递毛巾或点烟。
斯诺首先问道“主席先生，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已出现了可观的高水平。你在1960年说，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有百分之五。现在怎样呢？”
“现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是总数不多了。许多人已经改好了思想，这种人今后还有希望增加。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甚至更多的人，是团结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肯定地说。
“有人说你从来不迷信，是这样吗？”斯诺问道。
“小时候我也曾相信过的。我母亲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拜佛。在我少年时代就曾站在母亲一边反对不信佛的父亲。我记得，有一天，我父亲走过一个荒凉的树林，碰到一只老虎——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他拼命地跑回家，竟然没有被老虎吃掉，于是他马上烧香供神，相信神灵和菩萨。很多人不都是这样的吗？遇到困难就求神拜佛，顺利时就把神全忘喽。”毛泽东哈哈笑了。
“中国还有神吗？”
“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不只是有一个神，而是有许多神。什么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观音菩萨等等。连一块石头不是也能变成神吗？信伊斯兰教的还有几百万，信佛教和道教的也有几百万。还有几百万人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有一些人真正信喇嘛教。”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哦，我想起来了，在三十年前的保安时，我就把我父亲碰到老虎的事情告诉过你，对吧？那是在第一次对国民党内战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条件很差。然而我们的老红军尽管人数少，却是团结和坚强的，他们只有轻武器。”
斯诺说：“还有贫农团扛的长矛。”
“是啊，甚至还有扫帚呢。”毛泽东笑着说。
“我想，在革命开始时决定胜败的可能不是手中有什么武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胜利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们的武器比过去的好了，但是决定胜负的仍然是同样的那些因素。”斯诺分析说。
“那时大家想的主要是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中国。我那时也的确没有预见到革命中国的兴起在世界上的全部意义。”毛泽东说。
“说到老虎，过去我们谈过，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斯诺问道。
毛泽东笑着说：“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将会消灭掉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
“有人引用过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的人民可能全部被消灭，但中国还会有几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根据吗？”
“斯诺先生，照他们那么说，我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说这番话的呢？”毛泽东反问道。
“一个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曾宣称，说您曾经说过，即使欧洲人全部被消灭，中国还会有三亿人留下来。”斯诺说。
“我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也可能说过。我只记得1954年10月印度的尼赫鲁先生访华时我曾同他有过一次谈话。在我的记忆中，我曾说过中国不要战争。我们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要打仗，全世界会遭难，也就是说要死许多人。但究竟死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我不是单讲中国。我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毁灭全人类，以致找不到一个政府来谈判和平。我同尼赫鲁谈话时谈到过这一点。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能的破坏力量。他确信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但我想，大概不至于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吧。旧的政府也许消灭了，但新的政府会起来代替它们的。我听说美国人拍了一部叫《在海滩上》的电影，描写核战争带来世界的末日，是一部科教片吗？”
“这是所谓的科幻小说。”斯诺说。
“不久前，赫鲁晓夫宣称他有一种可以杀死所有生物的致命武器。后来他马上收回了这个声明——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斯诺先生，我不会否认我讲过的话，我也不希望或者不需要你为我去辟这些所谓的谣传。美国人也谈了很多原子弹的破坏性，赫鲁晓夫对此更是大做文章。在这方面他们都超过了我，所以我比他们落后，不是吗？”毛泽东笑着说。
斯诺笑着点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说美国人在比基尼进行核试验，六年后去那个岛进行调查。他们发现老鼠在岛上跑来跑去，鱼照常在河里游，井水可供饮用，到处草木茂盛，鸟儿在枝头呱呱叫。核试验后大概有两年情况不好，但是自然界还是继续发展。老鼠怎么还会活着呢？可见，对细菌、鸟、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实在是‘纸老虎’。对人类来说，它也许又有所不同吧……我想，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生命也不可能被人造的原子弹消灭。”
“主席先生，在中国自己这个‘联合国’里，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口？你能根据最近的调查，给我一个人口数字吗？”斯诺问道。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有人说有六点八亿到六点九亿，但是我不大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根据你们定量供应的布票和粮票应该不难计算。”斯诺说。
毛泽东笑了：“农民有时把情况搅糊涂了。解放前，他们生了儿子隐瞒不报，为的是怕抽壮丁。解放后，他们倾向于多报人数，少报土地，缩小产量，夸大灾情。现在，孩子一出生马上登记，但是死了人就可能几个月不报。毫无疑问，出生率确实下降了，但农民还迟迟不愿意实行家庭计划和节制生育。死亡率的下降大概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平均寿命从以前的三十岁左右已经延长到近五十岁了。”
会谈中，毛泽东与斯诺就国际形势、个人崇拜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当斯诺问到“现在有些人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参加联合国”时，毛泽东说：“这样讲不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中国参加，而中国人不接受，那中国人不是要被叫做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是，即使联合国决定承认大陆中国而不再承认台湾集团，不是仍旧存在着困难吗？他们怎么能够一面给中国席位，一面仍旧谴责我们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行动，说我们是侵略者呢？但是假定从中国头上摘掉侵略者这顶帽子，那又会怎样呢？联合国会指责美国是对越南的侵略者吗？大概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吧。因此，中国还没有要进入联合国的危险。”
“现在考虑组织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各国联盟，是不是行得通？”斯诺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