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的人读不明白。《道德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至今，没有一个人说得明白。哲学家从“道可道，非常道”中悟道，下结论说是一部哲学经典。军事家从‘用兵者言’中悟道，下结论说是一部用兵圣典。政治家从“以正治国”中悟道，下结论说是一部治国纲要。文学家从修辞、造句中悟道，下结论说是一部文学名著。当然，还会有其他人根据自己的认知得出另外的结论。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仅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点可以明白，《道德经》，至今为止，没有人敢说我读明白了，这也是《道德经》千古相传、盛传不衰的一个理由。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什么是道？老子想说清楚，但确实说不清楚。
其一，道到底是什么样子，老子根本不知道，不但不知道“道”是什么样子，而且连名字都不知道。有人说，“道”不是叫“道”吗？“道”并不是叫“道”，老子只是借“道”这个“壳”上市，便于坐而论“道”罢了。老子在五十二章写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之为名日，大”，道只是一个浑然而成的东西，在天地形成之前就有了……到底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是为了论述方便我才取字为“道”，取名为“大”。而更多的时候是“道常无名”，道永远处于无名状态。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东西，能说得清楚吗？玄之又玄啊！
其二，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老子的认识也是矛盾的。一会儿说道很大，“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一会儿又说道很小，“道常无名，朴虽小”。一会儿说道像“山谷”，一会儿又说道“似不肖”，什么都不像。
其三，道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定性的命名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定性的形状呢？
十四章讲得明白，“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道的上面并不显得光亮，道的下面并不显得阴暗，它渺茫难测，不可名状。我们只好称他为没有形状的“道”，道无法来形容，不可名状，所以，我们只能说它隐约、恍惚。这样一种隐隐约约，变幻莫测，既看不清楚，也听不明白，又摸它不着的东西，能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吗？能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吗？这样一种东西能说清楚吗？
其四，《道德经》二十五章写道，“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大道就是运行不止，运行不止就会不断地向远处延伸，延伸到了一定的程度又会回到初始的状态。这样循环往复，变化不定的大道，能说清楚吗？
所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老子确实是说不清楚的。对于这一点，鲁迅也对我们做过暗示，他在《故乡》的结尾中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道’，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道’”，根据今天的需要，根据对现实的观察，后面还要加上一句，当所有的人都来走这条“道”时，那就不是“道”。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就预示“道”无法准确解读，也无需准确解读，没有准确解读的解读才是准确的解读。相反，恰恰是我们在追求准确解读的过程中创造了“道”的种种神秘与异彩纷呈，证明了“道”的不可捉摸与无法穷尽。对道解读多了，权威解读多了，就没有解读了。
道的不可捉摸才是常道，才是永远的道！为什么说道的不可捉摸才是常道呢？我们可以从古圣先贤的文献中找到解读。
此一时，彼一时。“道”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此一地，彼一地。“道”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此一人，彼一人。“道”随着人物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以上三点，告诉我们环境变化了，事情会随之发生变化，处事之道也应随之变化。读过韩非子《察今》就清楚了。
其一，楚国人要攻打宋国，先天晚上，对渡江线路做了勘探，并作了标记，可以渡江。第二天，士兵渡江时江水猛涨，士兵淹死大半，为什么先天晚上做好标记可以渡江，而第二天却不能渡江了呢？这是时间发生了变化，时间变化了，事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其二，在《察今》这篇文章里，韩非子还讲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寓言。那就是“刻舟求剑”。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地点发生变化，事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随之发生变化。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同一对象，所见也会不同。如东半球的人看到太阳时，西半球的人只能看到月亮，反之亦然。为什么，这是所在的位置不同，看不见太阳或月亮，并不是太阳或月亮就不存在，更不能以己之见而否认对方。
其三，有人将婴儿投入水中，其理由是其父亲会游泳，其儿子就一定会游泳。这是人物对象发生了变化，人物对象变化了事情也会随之变化。
以上所讲的三个故事，是韩非子在《察今》一文中所讲的故事，告诉我们，时间、地点、人物都会影响事情变化，办事情的方法不能一成不变。
其四，此一事，彼一事。事情不同，对之的处置方法也不同。读一读孟子的这篇文章就会明白。
淳于髡日，“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日，“吼也。”日，“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日，“嫂溺不援，是才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日，“今天下溺也，天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由于礼的约束，封建社会男女不能直接接触，这是遵守礼教，但嫂子掉进水里，如不用手去拉她，就是豺狼，具体事情要学会变通，不知变通，不是遵道。《论语》有言“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只是知道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调节与约束那也是不行的。只是为了礼而遵守礼教，而不知道变通也是迂腐之徒。遵道，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因应事物变化而随机应变。这段圣人的对话，是告诉我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处理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情。同样，不同的人处理的方法也应不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日，‘再，斯可矣’”。季文子要三次考虑后才去做某件事情，孔子听到这件事情，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因为季文子这人世故太深，过于谨慎，遇事计较祸福利害太多，容易徇私，私心太多，反而迷惑。所以孔子才说了这么一番话。不同的人得采取不同的方法，因人而异，这就是“道”。孔子，冉求。仲由，子华师徒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冉求问道。“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情就马上行动对不对呢？”孔子说，“是的，马上就做。”子路问，“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情就必须马上行动吗？”孔子说“有你的父兄在，为什么要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情就必须马上行动呢？”子华觉得很奇怪，想问一下“为什么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截然不同呢？”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办事不积极，所以要敦促他，仲由做事超过一般的人，所以要抑制他。”听完圣人与他的学生对话。为什么办事情应因人而异就不必再需要讲理由了！
其五，此一言，彼一言。同样讲一件事情而侧重点不同其意也不同。孔子，孟子都是圣人，他们都十分注重说话做事要讲信用，但在具体细节上，两位圣人各有侧重点。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世”，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怎么可以呢？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正人君子，说话不一定都要讲信用，行为不一定都要成功，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义。这两位圣人在讲信用的问题上有所区别是各有侧重点，不能分个谁是谁非，如果一定要分出谁是谁非，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其六，此一家，彼一家。在许多问题上，道家、儒家有相同的见解，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又有分歧。如在对待人的态度上，就差别很大。老子主张“以德报怨”，而孔圣人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人生态度上区别更大。老子主张“无为而为”，“不敢为天下先”，孔圣人主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则主张“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一个人要懂得选择，有的事情不能做，不去做，才能做好可做的事情。三位圣人不同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是三位圣人各自性格所致。老子表现的是冷静，孔子表现的是积极，孟子表现的是明智，三位圣人的人生观都是我们参照的镜子。
道的不可捉摸性是由客观世界的不可捉摸性决定的，客观世界有多复杂，道就有多神秘。正像我们无法全面认识客观世界一样，我们也无法清楚地认识道。正如我们绝不因为客观世界的难以认识而就停止对其探索，反而是因为客观世界的不可捉摸性更加激起人类社会对客观世界的热爱与痴迷的探求，道也亦然，正因为道的神秘，人类社会才会对道永远充满探索激情。
客观世界，异彩纷呈。道，也是瞬息万变。利用道来认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易变，道亦变，利用客观世界来探索道，则“道不同，不相与谋”。
大千世界，也如这恍恍惚惚的道。朦朦胧胧，迷迷糊糊，千万不要想把它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是看不明白的，也想不明白的。很多人，还不想把它看明白，不想把它想明白。想把它看明白的，想明白的，也许是痴人。只有痴人才这样去想，才这样去做。老子才不会这么想，这么做。他说，“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肖，久已其细也夫”，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大，好像什么都不像。正因为其大，所以，才什么都不像。若像一个什么东西，早已就不存在了。听明白了吗？世界和道一样，非常大，什么都不像，这样一种东西，你能想明白吗，你能看明白吗？照说，还是有看明白的时候，想明白的时候。什么时候能看明白，想明白呢？只有定型的时候，什么是定型的时候呢？那就是生命终止的时候。当一件事情、一个生命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在其生命终止的时候，你突然看明白了，想明白了，还有意义吗？不过，道是不会定型的，定型就不是道，大千世界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道，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