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他虽然杀掉了妻子，鲁君依然不信任他；后来到了魏国，为魏国立了大功，又为魏国的贵族所不容。最后，他来到了楚国，深得国君楚悼王的倚重，任命他为相国，主持楚国的变法。他变法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便是“损有余而继不足”，把矛头指向在楚国根深蒂固、势力雄厚的贵族，剥夺他们的田产，废除他们的特权，并将他们迁移到偏远的地区去开荒种地。
楚国强大了，吴起却孤立了，他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憎恨，只是由于楚悼王的支持，这些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吴起的后台没有了，那些仇恨积压已久的旧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复仇之心，立即对吴起群起而攻之。吴起无处可逃，情急无奈，一下子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他估计那些旧贵族们投鼠忌器，一定不敢再对他施行攻击的，如果伤害了国君的尸体，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可那些疯狂的贵族早已失去了理智，什么也顾不上了，乱箭齐发，国君的尸体并没有帮吴起的忙。
吴起的遭遇有一个可以吸取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吴起以为，有了楚悼王这样的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无恐，放手大胆地去干他所想干的一切，而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殊不知，没有永远不倒的靠山，像楚悼王这样地位的人，你将他作为一个孤注，将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朝一日，他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了，你该怎么办呢？
找靠山也需要一种平衡艺术，既要左顾右盼，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又要瞻前顾后，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只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在秦国，吴起的悲剧又在商鞅的身上重演了。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之初，反对者数以千计，连太子也不以为然，一再犯法。商鞅说：“变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开刀，刑之以法。可是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结果便拿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当替罪羊，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宠信，权势极盛，太子拿他也无可奈何。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充实，武力得到极大的增强，由一个西部的边陲小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秦国最后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便是由商鞅奠定的基础。
然而，正当商鞅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惠文王。他一上台，他的老师、那个被割掉了鼻子的公子虔便出面告发，说商鞅想要谋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匆匆忙忙逃离咸阳，当他来到潼关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绝收留他，说道：“根据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要进监狱的！”
商鞅这才是真正的作法自毙，他走投无路，被收捕，车裂（即五马分尸）于咸阳街头，家人也被族灭。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鞅其人，作为一个改革家，在政治上是极具远见的，他的变法政策，为秦孝公以后几代秦国的国君所信守，秦国因之而强大。
但他长于谋国，拙于“靠”道，他却没有想到，宠信他的秦孝公不可能陪他一辈子，未来的天下毕竟还是太子的，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得罪呢？就像一个老于棋道的棋手一样，当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后，还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如何个走法，走一看二眼观三，这样你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而商鞅却把自己的命运、新法的命运全寄托在孝公一人身上，而没有给自己留下抽身退步之地。在改革大业上他是一个英雄，在官场上，他却是个失败者。
要想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只顾一人，不及其余，他日靠山一倒，则墙倒众人推，自己必然会遭到众人攻击，致使身陷险境，自己的事业也废止了。
不可把自己的事业维系在一个人身上，这样风险太大。要想大厦牢固，必须深扎根基；要想事业长青，必须培养种子。做事情要把上下都看清楚，上面要找好靠山，防止一棵树上吊死；下面要培养好自己的接班人，使事业后继有人。
曾国藩之所以保持不败，主要就是他在权力交接上下了工夫，培养出了追随者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要求他裁撤湘军，他及时把力量转给了李鸿章的淮军，使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
自陷绝境的周亚夫
有些人立了大功，便会不自觉地自我膨胀，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不但敢否决上位者的意见，也敢不接受上位者的处罚，更敢和上位者赌气、耍脾气。就算你是人才，你的看法也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一两次态度上的错误就会让你的一切化为乌有！
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周亚夫平定了。吴楚平后，周亚夫仍为太尉，不久就升为丞相。
汉景帝曾欲更易太子，却因周亚夫的强谏而作罢，于是君臣间的关系开始疏远。后来有五个匈奴的诸侯王降汉，景帝为表彰他们，并借以劝诱其他的匈奴王，便封此五人为侯。周亚夫强力反对而不得，遂称病辞官。
有一回，汉景帝在禁中举行宴会，召周亚夫同来。赐食时，却给了周亚夫一大块没切开的肉，又不为他准备筷子。周亚夫暗生闷气，径自向左右服侍之人索取筷子。
景帝见状笑问说：
“这样的款待你不满意吗？”
周亚夫按捺心中的愤愤不平，连忙免冠谢罪，过不久就借故离席而去。
汉景帝望着周亚夫气冲冲离去的模样，想起年幼的太子，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说：
“如此怏快而功高者，实非少主之臣啊……”
后来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找了几位工匠，造了五百具殉葬用的甲盾，但他对工匠很苛刻，又不给工钱，工匠们便将此事上告朝廷。
汉景帝使人责问周亚夫，周亚夫却始终闭口不答，景帝因而大怒，骂说：
“要杀你难道还要等你辩解过吗？”
便将周亚夫交付廷尉审治。廷尉问周亚夫说：
“君侯想要造反吗？”
周亚夫回答：
“那五百付甲盾乃殉葬之用，哪里是要造反呢？”
廷尉却说：
“君侯不在地上造反，那必定是要在地下造反了！”
酷吏蛮横无理，侵逼日甚，周亚夫有冤难申，有口难辩，最后不堪凌辱，绝食五日，呕血死于狱中。
不管周亚夫的立场如何，在君臣之道上，他犯了几个错误：
一、强谏汉景帝废立太子。站在人臣的立场，遇到皇帝有不合宜的想法或决定，理当提出谏言。有时皇上会从善如流，但有时也会坚持己见。任何人都爱面子，更何况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因此若觉皇上的决定确实不宜，也不该强谏，好像皇帝非听你不可一样。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多少膨胀了自己，景帝碍于情面，勉强接受周亚夫的强谏，心里却不舒服。这也就难怪后来景帝封五匈奴王为诸侯，却不理会周亚夫的反对了。站在景帝的立场，什么事都听你周亚夫的，那我景帝算什么呢？更何况你周亚夫的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二、景帝赐给周亚夫一块没切开的肉，摆明了是要捉弄羞辱周亚夫，是要挫他的傲气。周亚夫不高兴，还自己去要筷子，也摆明了不理景帝的捉弄羞辱。这是一种不臣的举止，景帝看在眼里，当然不舒服！
三、景帝问周亚夫不付工钱的事，周亚夫闭口不答，这也是一种不服、心里有怨的表示。站在景帝的立场，你不回答，难道要我求你吗？如果还要好脸色求你，我皇帝的尊严、权威何在？他当然心里不舒服！
有些人立了大功，便会不自觉地自我膨胀，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不但敢否决上位者的意见，也敢不接受上位者的处罚，更敢和上位者赌气、耍脾气。就算你是人才，你的看法也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一两次态度上的错误就会让你的一切化为乌有！这是人性的现实，也是人之常情呀！
霍光只善谋国，不善谋家
有时候，上一辈人的威望和美名是可以庇佑他的下一代的，他的儿孙虽然不肖，但往往因为父辈的关系而一生无患。但是，再到下一代可就不好说了。
霍光是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时的重臣，曾任大司马大将军，可谓是三朝元老。公元前817年，汉武帝死时，昭帝才8岁，按照武帝嘱咐，由大将军霍光来辅助他。
霍光工作勤勉，一心为公，昭帝也很信任他。可是昭帝才21岁就病死了，身后没有孩子。霍光听了别人的意见，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皇帝。刘贺原是个浪荡子，他从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带来了二百多个亲信，天天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即位才27天，就做了1127件不该做的事，把皇宫闹得乌烟瘴气。
霍光和大臣们一商量，联名上书，请皇太后下诏，把刘贺废了，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就是汉宣帝。
霍光可以一手废立皇帝，可见他的分量有多重。
霍光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确实也荫庇过他的后人，霍光一死，汉宣帝因为霍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功如萧相国”而“善善及后世”，让霍光的儿子霍禹沿袭了博陵侯的爵位，又封霍光的侄孙霍云和霍山分别为冠阳侯和乐平侯。然而，大树底下乘凉，尽管十分舒服，但舒服使人懈怠，于是不图进取，不想建功立业；背有大树可靠，又极易有恃无恐，于是骄横处世，傲慢待人，即使什么本事都没有，也会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霍氏后人就是这样，身居高位，“朝请”时却“数称病私出”，“朝谒”也叫“苍头奴”代劳，连家奴都狗仗人势，竟因与人争道而入御史府踢大门，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出语多有不敬。如此这般，哪能不使霍氏遭到灭门之祸？霍云和霍山后来是畏罪自杀的，霍禹则被处以极刑。这一悲惨结局，正由“君子之泽”的“荫庇”所致。
春秋晋国的栾武子，德行传遍诸侯，有很好的口碑。他的儿子栾桓子骄奢荒淫，违法乱纪，但因为父亲的威望仍然得以善终。到栾怀子时一改父亲栾桓子的行为，学习祖父栾武子的德行，本可以凭此免遭祸患，然而因为父亲栾桓子罪孽的连累，被迫逃亡到楚国去了。
所以说，做领导的要管好自己的子女，管好自己的下属，不要让他们毁了自己一世的基业和美名啊。
当心从顶峰跌下来
无限风光在险峰，常人到不了的地方才有美景。可是身处高位一定要小心别跌下来。爬上去的时候要想好退路，完美地收场。
“在你往上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否则你下来时可能会滑倒。”这是美国管理学家蓝斯登提出的，告诉人们：处世要谨慎，既要向上爬，又要考虑好退路。
古往今来，有很多人显赫一时，爬上权力或财富的顶峰，可就是收场收得不好，从顶峰跌了下来，给人生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史记·佞幸列传》里记载一个叫邓通的人，他是汉文帝的宠臣，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深得汉文帝喜爱，从此命运发生了改变。文帝多次大量赏赐他钱财，还授予他上大夫的官职。
其实，邓通只是一个水手出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才能。他的长处，不过是自己处事谨慎，对皇帝唯唯诺诺，既不能出谋划策，也不能推荐贤士，只是一味对文帝谄媚而已。
文帝还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从此，邓通靠着铸钱发了大财，他铸造的铜钱遍布天下，人人都知道有“邓氏钱”。当时，他号称“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可见其在经济上的实力之大。
有一天，文帝背上生了一个疮，脓血流个不停。早已是文帝身边红人的邓通觉得这更是一个表现自己忠心的机会，如果表现得好，不但能够得到更多的赏赐，也许文帝心情好，还会封自己做王公。打定了这个主意，邓通便天天进宫去，用嘴巴替文帝吮吸脓血。
一天，文帝突然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啊？”邓通恭顺地回答：“那当然是太子了。”太子刘启来看望文帝的病情，文帝要他吮脓血。太子见疮口脓血模糊，腥臭难闻，禁不住一阵恶心，但又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吮吸，可是脸色很难看。后来，他听说，邓通常为文帝吮吸脓血，这是做亲生儿子都无法做到的，便感到惭愧：可是太子觉得邓通这样做未免有矫情的成分，也有邀功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邓通这样做，让身为太子的他非常难办，也因此而忌恨邓通。
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便找了一个机会免去了邓通的官职。
皇位易主，新主子不喜欢他。按道理说他应该警醒，收敛自己的言行。可是，邓通为了冲淡自己在权力场上的失意情绪，竟然铤而走险，采取了牟取暴利的手段，大做钱币投机的买卖。他以为这样能够让自己富可敌国，纵然不能再做高官，也算是在财力上达到帝王的程度了。
不久，邓通偷盗境外的铸钱牟取暴利的事情被人告发，景帝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借题发挥，派人调查证实确有此事，便把邓通家的钱财全部没收。邓通最后穷困而死。
同邓通相似的还有清中期的大贪官和珅。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势，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
乾隆帝在做满六十年皇帝后，传位给了清仁宗，又叫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富可敌国，做太子的时候对他意见就很大。过了三年，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赐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和珅的家产。
和珅的豪富，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大吃一惊。足有白银上千万两。后来听说，那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邓通、和珅这样的人最终倒台，直接的原因是失去了靠山，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了，而他们没有及时应对。
不过，在古代社会，为人臣者能一辈子平平稳稳也确实不容易。邓通、和珅因贪婪招祸，那是咎由自取，可是像周亚夫、檀道济这样的国家柱石，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改革中坚，最后的命运也不好，都没能善始善终。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个人治的社会，一切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好恶，群臣都像在他眼皮底下走钢丝，风险太大，不定什么时候就丢了帽子，丢了性命。
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呢？也有。要么像范蠡那样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舞台；要么一不做二不休，打破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干脆老子把皇帝推翻，自己来做皇帝，就像韩信那样，当淮阴侯也不能让刘邦心安，干脆反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变数很大的人治模式，没有稳健的制度，给皇帝当干部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而皇帝也生怕自己一朝被人端掉。皇帝和将相都当得心惊肉跳的。
不能永远做“保护伞”
做领导的，不要溺爱子女，不要一味给他们做保护伞。如果真正爱子女，就要鼓励他们自立，让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立功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