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和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而且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又不得不对康、梁及其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是什么样的人，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属市井讼师之类人物，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作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其国家志士以待之，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其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残酷镇压。
服务上司要灵活，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文字材料不可忽视
在今天的政府机关里面，文字工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常说会写文章的人是笔头好，其实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有头脑。有想法。领导手下的笔杆子为什么提拔得快？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常在领导身边，站得高，有想法。
在古代，交通不便，地方官员当面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机会不多。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主要靠文书，向朝廷写的报告叫奏牍。既然见面不便，文字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必须谨慎对待，下一番工夫才行。很多名臣都是奏牍的高手。我们今天看《古文观止》，其中很多文章都是奏牍文书，也就是汇报材料。贾谊、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写汇报材料的高手。
李鸿章入幕后，曾国藩开始主要让他负责文书工作。这是为官者的一项重要素质，训练的是如何与上级打交道。当时只有地方大员才有上奏折的权力，李鸿章虽然也在安徽练了几年兵，但是最多不过是个记名的道员，还没有直接和朝廷对话的资格。曾国藩让他负责起草奏折，一方面是知道他的笔下功底不错，用他比较放心，另一方面也含有培养之意，李鸿章以后独当一面，这一关必须过硬才行。湘军的主要头目，无论是左宗棠、胡林翼还是曾国藩，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因此有天下奏牍三把手的说法。
咸丰八年（1858）底，湘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被李秀成、陈玉成全歼，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等400多将领战死，是湘军出师以来最大的损失。事情过后，胡林翼奏陈其事，请求给予优厚的追赠，语极沉痛诚挚，咸丰帝也被打动了，禁不住涕下，他在批文中写道：“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下令追赠李续宾为总督，他的父亲赏赐给光禄大夫封典，两个儿子都赐予举人出身，并送部引见，赐银500两。其他的也都按照胡林翼的请求办理。
李续宾虽然是湘军悍将，但是却没有正式的官衔。这次一个人得到了皇帝这么厚重的赏赐，不能不说胡林翼的奏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此，胡林翼也深感自豪。他在咸丰九年（1859）正月初一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此三子者，名次高下，尚待千秋。自问总不出三名之下。倘其抑志拊心，储精厉学，则不肖尚未可量也。”
胡林翼对自己的奏牍功夫很是得意，将自己与曾、左并列，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并说自己“尚未可量”，实则有以己为首之意。而左宗棠则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曾国藩从未争过第一。据民国的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说，三人各有特色，曾之雄伟，胡之恳切，左之明畅，都超乎常人，不分先后。但从学问根底而言，“国藩为独优矣”。
曾国藩文章高妙，所以奏牍也非他人可及。据有人研究，他的奏稿也分不同时期，有显着变化。总的特点是：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但前期的奏稿显得戆直、激切、倔强。后期，即1858年重新出山以后，其特点则变为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1858年是他仕途变化最明显的一年，经此番风波，他渐趋谨慎，在奏牍中也充分表现了出来。
曾国藩曾经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教导他的下属必须在这件事上下一番工夫。曾国藩对奏牍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他自己往往亲自动手，言辞谨慎，大多经反复思虑才定，即使是幕僚代笔，他也都要亲自改过。此外，还体现在他慎选幕僚上。他手下的幕僚，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但最重要的则是草拟奏稿的人。李鸿章在他幕下，就主要充当草写奏稿的事务。翁同书寿州兵败，信用叛将，曾国藩要弹劾他。因为他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大学士，位高权重，翁家的势力也很强大，门生故旧更是满天下，在如何措辞上，曾国藩费了一番周折。李鸿章为他拟定了草稿，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有节，曾国藩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文章得一“辣字诀”。后来曾国藩的奏牍，大部分是李鸿章拟的草稿。
当时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种特权，表明这个人已得到皇帝的注重。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工夫。曾国藩频频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读了洪亮吉的《上成亲王书》，此人就因为上了这一奏疏，被发配新疆。曾国藩读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饶是如此，尚且遭此大祸，可见奏牍不可不慎啊。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鲍超获准向朝廷直接奏事，自以为腾达指日可待，很是兴奋。曾国藩却以自己的教训为例，告诫他要谨慎行事。他在信中说：“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任意妄说，言不当理，或触圣怒，不准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又负鄙人之期望矣。国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颇有锋芒，自出京后，在军十四年，所奏之折无一语不朴实，无一字不谨慎。即如此次因军务不顺，请开钦差、江督各缺，并非得意之时，而所奏两折两片，亦仍属谨慎，兹特抄寄一阅。从古居大位，立大功之人，以谨慎败者少，以傲慢败者多。”
第二年五月，曾国藩又以此教训了曾国荃一番。曾国荃刚获得单衔奏事权力，就弹劾满臣官文，捅了马蜂窝，所以曾国藩再三告诫他写奏稿不可不慎。他说：“吾兄弟高爵显官，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总须于奏疏中加意检点，不求获福，但求免祸。”
然而的确有不听曾国藩劝告而以此致祸的人，吴汝纶日记中记载：“手笔书疏，大臣最宜慎重。武侯之徒李平即出其书疏前后违错而表上其罪也。汝纶前随曾相在军时，有某帅来，相公戒以书疏不可不留意，其后果以此致败。”
在今天的政府机关里面，文字工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常说会写文章的人是笔头好，其实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有头脑，有想法。领导手下的笔杆子为什么提拔得快？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常在领导身边，站得高，有想法。
左宗棠的人生关键点
左宗棠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他个人的超常能力；二是他赶上了当时时局危急的用人之际；三是曾国藩的常识和举荐。他第一次统率军队作战，就显示出才干和拼劲，为自己赢得了喝彩。
人生虽然很漫长，但机遇并不是随时都会出现。因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人生其实就这么关键的几步，走好这几步，大局即定。
左宗棠的人生关键点是在1861年与太平军的江西鏖战。当时太平军在鄱阳湖一带大败曾国藩，逼得曾国藩差点要自杀，幸亏左宗棠以寡敌众，与太平军死拼，才挽回败局。曾国藩对他格外倚重，并向朝廷为他请功。从此受到清廷重视，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初，曾国藩委派左宗棠经营楚军。咸丰十年（1860），当他苦心经营，把楚军组建得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太平军的战略动向也有所改变，使清政府穷于应付，特别是石达开率太平军一支奔向了关中四川，如果占据，那里可以说是坚如壁垒，再加以铲除就不是容易的事了。清政府对此已有所察觉，于是清廷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楚军由湘入川。
曾国藩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恐左宗棠去就“督办”的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削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攻势。其实左宗棠也不愿入川作战，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苏、皖根据地。他向曾国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乎吴，不在入蜀矣。”于是，清廷只好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则率楚军向江西开进。是为左宗棠第一次统率军队出省作战。
在左宗棠入赣前后，太平天国方面在痛歼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相继进行了东征与西征，不久，就在苏南和皖南战场连连得手。咸丰十年（1860）八九月间，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太平军相继攻占宁国、绩溪、徽州、休宁等地，在祁门东线直逼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调左宗棠军从南昌东进驰援，左宗棠带领楚军抵达赣东北的景德镇。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于当年的十一月初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两地，旋因太平军进攻景德镇而回师。在左宗棠看来，景德镇“为江西省前门，涤公祁门后户，倘有疏失，不堪设想”。同样，太平军进军赣北，用意也在控制这一地区，以断皖南曾国藩湘军对外联系和粮饷供应的通道。于是，双方在景德镇一带展开了激战。
黄文金、李远率太平军分兵五路进攻景德镇，并分军攻浮梁。左宗棠在景德镇布置防御，击退太平军。曾国藩又调派鲍超由皖南赴赣北，增援左军。左宗棠会同鲍超向太平军发动反击，黄文金抵挡不住，于次日退至彭泽和皖南建德。左宗棠又派楚军协助鲍超军加紧追击，攻克彭泽、建德。黄文金部太平军损失惨重，只得退守芜湖，无法参与皖南、赣北战事。黄文金首攻景德镇败退后不久，李世贤部太平军从安徽休宁攻占婺源，分兵进攻浮梁和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出景德镇抵御。太平军初战失利，随后李世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王开琳败退景德镇。曾国藩急调皖南镇总兵率部由建德移防景德镇，左宗棠率军转攻鄱阳。李世贤向景德镇发动猛攻，全歼守将陈大富一军，太平军胜利攻克景德镇。左宗棠害怕被太平军所歼，遁往乐平。李世贤回师皖南，准备再攻祁门。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曾国藩祁门大营粮断路绝。曾国藩亲率湘军从祁门抵达休宁，试图攻取徽州，打开通往浙江的饷道，结果被太平军打得大败，逃回祁门。曾国藩在绝望之中，写下遗嘱交代后事，坐以待毙。恰于此刻，左宗棠在乐平击败太平军。曾国藩绝处逢生。
左宗棠在景德镇之战败退至乐平后，经过休整，乘机出击，于乐平的桃岭、塔前击败太平军。正在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闻知左宗棠卷土重来的消息后，调转军队向乐平发动进攻。左宗棠凭借着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督兵三路在次日大败太平军，竟以六七千之众将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大军击退。李世贤被迫向东撤退，由赣北进入浙西。左宗棠乘势占取景德镇等地。
祁门的后路又得以巩固，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向清廷上奏称赞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安枕而卧。”
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奏请，遂将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改为帮办军务，紧接着又授左宗棠为太常寺卿，左宗棠此时官居正三品。
左宗棠从此可以说是在清廷站稳了脚跟，以后的发展就十分顺利了。
左宗棠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他个人的超常能力，二是他赶上了当时时局危急的用人之际；三是曾国藩的赏识和举荐。他第一次统率军队作战，就显示出才干和拼劲，为自己赢得了喝彩。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好。平时练了十年功，不就等着台上这十分钟吗？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李鸿章的“神来之笔”
初入政界，一方面是靠自己苦干，显示出能力来；另一方面则要有领导赏识，给你施展的机会，二者缺一不可。
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固然要靠实干，但有人一辈子实干也未必成功。这大约是人们常说的“上面没有人”吧。有贵人相助，的确可以省很多力。
李鸿章早年屡试不第，“书剑飘零旧酒徒，”他一度郁闷失意，然而1859年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牵线搭桥的是其兄李瀚章，李瀚章当时是曾国藩的心腹，当时随曾国藩在安徽围剿太平军。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国藩的赏识。
有一次曾国藩想要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因为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未尽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亲自拟稿也还是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龢。翁氏一家在皇帝面前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布满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对翁氏的好感来说情呢？大费踌躇。
最后，这个稿子由李鸿章来拟。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臣职分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写，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了。曾国藩不禁击节赞赏，就此入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发配新疆。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初入政界，一方面是靠自己苦干，显示出能力来；另一方面则要有领导赏识，给你施展的机会，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一个人一无所长，很难得到领导赏识。即使侥幸获得高位，也肯定有一堆人等着看笑话。领导也会比较谨慎，选择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不明摆着往自己脸上抹黑吗？“相马相出一个癞蛤蟆”，那可是天大的讽刺。
寻找后台，有利也有弊。因为有些领导提携新人，是出于爱才、出于公心，但也有人是有私心的，为了培养班底，增强自己的实力。如果领导倒台，身败名裂，你作为他的党羽，也要小心受到牵连，影响仕途、名誉。
被马屁淹没的齐景公
领导者喜欢什么，一面的人便投其所好。领导身边拍马屁的人多，是因为领导喜欢被拍马屁。表面上看，是“小人”太多，但“小人”太多的深层次原因却是不合理的制度与喜欢赞美的人性弱点造成的。
春秋时，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
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靶的中心，文武百官都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