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就要出发去英国了，头一天晚上，在爱丽舍酒馆，我宴请了玛丽·碧克芙、道格拉斯·梵朋克和梅特林克夫人等大约四十位客人。宴会结束后，我们玩猜字游戏。第一幕是道格拉斯和玛丽演的。从道格拉斯的装扮来看，他扮演的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他把轧了一个洞的车票递给玛丽。这样，第一个字的表演就结束了。表演第二个字时，他们做了些手势，表明有人落水了，需要搭救。玛丽大声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于是，道格拉斯做着向她游过去的动作。然后，她就被安全地送到河边了。这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道：“梵朋克！”
那天晚上，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后来，梅特林克夫人和我客串《茶花女》，表演其中死别的那一幕。当然，茶花女由梅特林克夫人来扮演，我扮演阿尔芒。当演到她倒在我怀里，快要死去的时候，她突然咳嗽起来。刚开始的时候还咳得很轻，但后来越咳越厉害了。很快，我就被传染了，也咳嗽起来。这样一来，好像我们是就在比赛咳嗽一样。结果，不是茶花女死在我怀里，而是反过来，我差点死在茶花女的怀里了。
第二天早上，直到八点半我才被叫醒。起床后，我洗了个澡。之后，我就感觉神清气爽，再也没有觉得郁闷了。一想到马上就要出发去英国，我就特别兴奋。我和朋友爱德华·诺布洛克一起乘“奥林匹克”号去英国，他是个作家，创作过《命运》和其他一些剧本。
跟着上船的还有一大群新闻记者，我真怕他们会一直留在船上，整个旅途都有他们陪着。幸好最后只有两个留下，其他的都被领港的人带下船了。
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房舱里。朋友们送来的一篮篮水果和鲜花摆满了房舱。看到它们，我不由得想起了从前。
到现在，我离开英国已经有十年了。上次和卡诺剧团的同事们乘的是二等舱，也是这条船。我还记得，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另一半乘客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侍者领着我们走马观花地在头等舱里兜了一圈。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个别的房舱，介绍它们豪华的布置和昂贵的收费。而现在的我正是乘坐在这样一间房舱里赶往英国。
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只不过是兰贝斯的一个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青年，而现在的我已经功成名就，乘坐着头等舱，倒好像是第一次去伦敦观光的游客。
起航后没过几个小时，我已经能感觉到英国的气氛了。在船上我有的是空闲时间，为了打发无聊，一到晚上就精心地打扮好再出去吃饭，还要打上黑领带。我和爱德华不去人多的大餐厅，而是去可以点餐的茨酒馆吃饭，那里有香槟、鱼子酱、鸭肉末、松鸡、野鸡、葡萄酒、卤肉汁和小烤饼等。过着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我感受到了钱给人带来的快乐。
我先前还以为坐在船上，再怎么着也可以放松一下。但是“奥林匹克”号将我去伦敦的消息登在了布告板上。在此次横渡大西洋的途中，我收到的邀请和求助的电报犹如雪花，而且到后来是越来越多。人们是如此的狂热，好像正在酝酿一场大的风暴。新闻报道不断地翻新，“奥林匹克”号将《联合新闻》和《电讯晨报》的报道转载到布告板上。一共有四条报道。
第一条是：“卓别林荣归故里！在从南安普敦至伦敦的途中，将重现罗马凯旋的盛况。”
第二条是：“本社每小时都更新从船上发出的简报，报道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追踪卓别林在船上的活动，同时在街头出售号外，向人们介绍这位名冠一时、身材矮小、撇着脚，用奇怪姿势走路的演员。”
第三条是：“一星期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可用《我亲爱的查理》这首由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所唱的古老歌曲表现出来，随着搭载卓别林回国的‘奥林匹克’号逐渐驶近，这种狂热每小时都在急剧。”
第四条是：“今晚，‘奥林匹克’号将在浓雾中停靠在南安普敦，大批影迷已经聚集在此，人们用自己的热情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为了防止场面失控，警局方面正忙于作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已经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像平常一样，报纸会在举行胜利游行时报道，可以清楚地一睹卓别林风采的最佳地点是那里。”
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真的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虽然这种特殊礼遇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当时我却想取消这次回国，把它推迟到我认为自己更配得上受到这种欢迎的时候。
我的想法很单纯，只不过想念以前熟悉的地方，渴望再见到它们，到各处悠闲自在地走走，游览一下伦敦各地，看看肯宁顿和布里克斯顿，瞅瞅波纳尔弄三号的那扇窗子，望一眼那个阴暗的木头棚，看一下肯宁顿路287号二楼的窗子。这些地方突然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心里老是想着它们，怎么也丢不开。
我们的船在瑟堡靠岸时，下去了很多人，同时也上来了很多人。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也上来了。我是有什么任务才去英国的吗？到法国也有什么任务吗？我有没有去访问爱尔兰的打算？对于爱尔兰南北分治的问题我有什么看法？说得形象点，我的话都被他们吞了下去。
我们的船从瑟堡离开，驶往英国。但这时它慢得出奇，简直像是在慢腾腾地爬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清醒地知道一点钟了，二点钟了，三点钟了。船的轮机停了，然后，船后退了，最后完全停了下来。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外面走道上人们来回奔跑地脚步声。我神经紧张，一点睡意也没有。于是，我透过舷窗向外张望，外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听见了英国人的声音！
天快亮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倦，我还是睡着了，但只睡了两小时。一大清早，侍者就给我端来了热咖啡，送来了早报。看了报纸后，我就很有精神，快乐得像只云雀。
某报上有这样一则标题：“喜剧演员回国盛况堪比停战纪念日。”还有一则标题这样写道：“卓别林来访伦敦家家户户的话题。”另一则标题是：“卓别林抵伦敦欢迎场面盛大。”还有一条大字标题是：“看哪，我们的儿子--”
当然，指摘批评的文章也有，但是少数，有一篇文章写道：
呼唤理智。
上帝在看着我们，就让我们远去的理智回来吧。我不否认卓别林先生是十分可敬的。他对故国的这份深切怀念之情也毋庸置疑。我也不想去追究，他的这份怀念，在德国鬼子侵犯大不列颠，国家受到威胁，命运垂危的黑暗日子里，怎么就没有表现出来过。也许，正像某些人为他辩护时说的那样，与在大炮后面做出英勇救国的事迹相比，查理·卓别林更需要在摄影机前做几个搞笑的动作。
船靠岸了，南安普顿市长在码头上欢迎我。然后，我便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终于，我们要向伦敦进发了！阿瑟·凯利到包房里来看我，他是海蒂的哥哥。当时，我和阿瑟紧挨着坐在一起，我一边找些话题和他聊，一边向车窗外望着，外面的绿色田野一直向后旋转。我跟他说，他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我到她位于波特曼广场的家里去吃饭。但他好像有些窘迫，奇怪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海蒂已不在人世了。”
这个消息令我十分震惊，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是幻境，我想要再去见见的旧时朋友只有海蒂。突然间，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感到一阵迷惘失落。但海蒂离开人世的悲哀，当时还不能充分体会到。
火车驶入伦敦市郊。我的心情很急切，向窗外眺望着，但是那些一掠而过的街道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了。此时的我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担心的是，经过一场战争的洗礼，也许伦敦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火车已经进入伦敦市区，我激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些堆积在心底的思念都已经散去，现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至于在期待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我只觉得心乱如麻，完全没办法思考。那些掠过的伦敦的屋顶，好像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我只是在心里期待着。
后来，我听见了嗡嗡的回声，我们的车开进滑铁卢车站了！走下火车，我看见站台上人头攒动，一排排的警察和事先拉好的绳子拦住了人们。场面乱哄哄的，显得十分紧张。尽管当时我兴奋的情绪战胜了其他的感受，但仍旧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被押送着走向站台的。
当我们接近被绳子拦开的人群时，紧张的情绪才开始有所缓和，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他来了！他来了！”“查理，干得好！”我见到了阔别了十五年的表兄奥布里，他和我一起在那一片欢呼声中被推进了一辆轿车。我感到有一点很遗憾，就是在慌乱中，我不得不避开那一群群为了要见我一面等了很久的人。
我一再嘱咐奥布里，让我们的车从威斯敏斯特桥驶过。汽车从滑铁卢车站驶出，走在约克路上，昔日那些旧房屋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的大厦，伦敦郡会议大厦。但是，从约克路拐过来，我突然就看见了威斯敏斯特大桥，它一点儿都没变，议会大厦仍然庄严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它就是永恒。此情此景和我从这儿离开时一模一样。我情绪激动，差点就哭了出来。
我决定下榻里茨旅馆。因为在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它就建成了。一直以来，我都很想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以前，我从它门口路过时，不经意的一瞥，便看到了里面的金碧辉煌。
旅馆外有一大群人在等候，我对他们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我安排好旅馆里的一切之后，就想一个人出去走走。但是外面的人没有散去，他们仍然成群地在那里高声欢呼。为了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我不得不像一位王公贵族那样，几次走上阳台向人们致意。要描绘当时的情景是很难的。
我的房间里坐满了朋友们，可我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巴不得早点离开。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以想要休息一会儿为由，跟他们说到晚饭时再和他们相聚。
他们刚刚离开，我就迫不及待地换了衣服，从运行李的电梯下楼，从后门悄悄地出去了。之后，沿着杰明街一直往前走，我拦了一辆出租汽车。我看到了干草市场、特拉法加广场，然后车沿着国会街驶过威斯敏斯特桥。
之后，我到很多地方看了看，在船上的时候，我就想着要去这些地方。它们是我在伦敦生活的见证。看了之后，我感慨万千，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有的地方我却认不出来了，它们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去了肯宁顿公园，去的时候，从一家邮局路过。我以前在这里存过六十镑。那些钱是1908年以后，我省吃俭用攒下的。现在还存在里面。之后，我就去了和海蒂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肯宁顿门。现在，海蒂已经不在了。
我只剩下好奇心了。于是，我去看了一下雪尼和我布置的那套房间，在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十五号。
在回去的路上，在号角酒馆里，我喝了一杯酒，休息了一会儿。我漫步在肯宁顿区的时候，只觉得后来在美国经历的那些事情才是现实，而从前在这里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人们写了很多关于我的东西，有的说我的性格忧郁孤僻，有的说我很开朗。总之，关于我各种评价、各种设想都有。我的朋友很多，也许只是由于我出了名的缘故。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还是我自己。
到伦敦后，经常和我聚在一起的一般都是好莱坞的朋友。我想要利用自己的名气看到一些新的面孔，经历一些新的东西。
当时，我和H.G.威尔斯还有一个约会。之前，我拍《有闲阶级》时受了伤，他给我寄来了一封慰问信。那时，我就说好了回来要去看他。这样，我以后就可以自由作一些安排了。于是，我希望会见到另外的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