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约法恢复，民元国会也重开。所以，在总统和总理之外，还有个国会。民元的国会，是一个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800余人，人称八百罗汉。这八百罗汉，主要来自国民党和进步党，其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是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抢占了国民党都督的地盘，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什么反抗，反而把个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而后又被袁世凯追缴党证，赶出国会，颜面丢得差不多了。党魁孙中山，却又另起炉灶，组织中华革命党，打手模、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者方为党员。多数国民党议员，大小都是个人物，何以能受这个屈辱？所以，国民党实际上也就散了。而那边国会被袁世凯废掉之后，进步党原本就是个议会党，没了议会，党也就没了。因此，尽管在讨袁过程中，进步党似乎很活跃，但其实只是个人的行为。民元国会重开，尽管报界有时还提什么国民党议员如何、进步党议员如何，其实事过境迁，原来的党派，已经基本化为乌有。这时的议院，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党团了。各个议员，依照各自的地域、同学、同年和同事的关系，结成各种圈子。比较典型的，就是各种研究会、学社、俱乐部，比政党更加松散。在吃喝嫖赌中，也谈点正事。比较大的团体，有以前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宪政商榷会，下面又分成客庐系、丙辰俱乐部系和韬园系三派，后来商榷会散掉，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独立。以前进步党人为主体的是宪法研究会（人称研究系），此外还有宪法讨论会、平社、宪法协议会、宪政会、宪友会、苏园、衡社、友仁社、潜园、静庐等。后来又分化出民友社、政余俱乐部、中和俱乐部和政学会。彼此分分合合，互相掺和，头绪很乱。[27]但相当多的议员是前国民党人，领袖人物吴景濂、孙洪伊（人称小孙，以别于孙中山）都不省油，这些人，或多或少，跟北洋系还是有那么点隔阂。因此，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国会时不时地会站在前者一边。即便有了袁世凯时代的教训，当时的国会中人，还是有着国会专权的自负，在他们看来，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之中，唯有国会是民选的，所以，他们的权力应该最大。刚恢复国会不久，从前属于国民党的议员孙洪伊对美国公使芮恩施颇为自负地说：“国会不可能只限于进行它的主要工作即完成宪法的制定；它还必须控制国民政府。”[28]三个都那么自负的角色碰到了一起，麻烦自然是少不了了。也可以说，由于历史的积怨，后来所谓的府院之争，国会肯定不会是一个旁观者，它跟军阀组成的督军团一样，都是帮忙打架的。
契约精神的丧失
府院之争的序曲，是府院之间关于两者权限的厘定。议员丁世峄取代随和的张国淦成为总统府秘书长，安心就是来打抱不平的。他对总统府秘书韩玉辰说：我一定要跟“歪鼻子”（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歪）较量一番。韩忧心地说，如果治不了他，坏了事怎么办？答曰：那也得试试。[29]就这样，新秘书长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提出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明确地提升了总统的权力。明确规定，总统可以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如果对国务院议决事项有不同意见，可以交国务会议再议。[30]国务院方面理解的责任内阁，总统是虚位的，现在这个虚位总统不仅要管事，而且还出席国务会议，那这个会议的头儿是谁呢，总理，还是总统？这个令段祺瑞和徐树铮头痛的草案，偏偏很有可能得到国会的通过。反正《临时约法》就是一个很有黏度的橡皮糖，只要谁能运作国会来抻它，谁的权限就大一点儿。鉴于刚刚恢复旧章，段祺瑞本人，也有心按共和国的规矩办事，经过一番犹豫和苦恼，府院双方讨价还价，徐世昌和熊希龄也掺和进来调解，最后双方达成有关府院办事的五点协议。总统虽说不必随时出席国务会议了，但如果他认为有需要，还是可以去的，只是要国务院事先准备。国务会议议决事项，如果总统不同意，再议免了，但需要总理和国务员前来说明。最后一点，是直接针对徐树铮的，要求院秘书长每日呈阅文件以及呈请用印，要亲自来府上。[31]
规矩定了，但守不守规矩，却是两说了。老段倒是想守规矩，但他是甩手掌柜，好些事，要小徐来办。而小徐，却是个根本不讲规矩的人。别说这刚刚定的五点协议，就是比这更严肃的规矩，他也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在府院双方对各自权限协商之际，徐树铮就接二连三地擅权胡来，不是不经总统盖印，就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命令，就是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对国会发咨文。害得段祺瑞不得不一次次一边把事揽到自己身上，一边发文对徐树铮进行“约束”。
在中国，规矩都是针对弱者定的，强者只有在认为有必要遵守的时候，才会遵守，没有必要，就肯定不遵守。关键是，对不守规矩的惩罚，落不到强者头上。
不过，在1916年秋天的时候，段祺瑞和徐树铮还没有强到可以肆无忌惮的份儿上。而老段也真心想试试按规矩办事，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更大的冲突，就在此时爆发了。
孙洪伊原来是国会议员，而且是国会中的头面人物。小孙虽说比不上大孙知名，脾气之大，却过之。他的名言是“政治家要硬干”[32]。由于得到黎元洪的支持，孙洪伊入阁，做了内务部总长。那时候，议会制在中国实行不久，议员薪水不少，收入不菲，但能入阁或者外放做官，都是乐意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只有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事，也是积累财富的终南捷径。当年，内政部是个挺要害的位置，管着警察，段祺瑞没能安排自己的人，本来就不爽，而这个小孙，偏又跟小徐针尖对麦芒，斗个没完，一点儿没有让步的意思。
1916年的9月下旬，孙洪伊整顿内务部，大动干戈，撤掉了一部分部内官员的职务。这种砸人饭碗的事，无论在哪个时代，做起来都是有绝大难度的。这些人一纸状纸，将小孙告到平政院，即行政法院。这样的案例，后来有一例特别著名的，就是鲁迅告章士钊案。1926年，作为当时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煽动学潮为名，将担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免职。跟这回内务部官员告孙洪伊一样，平政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这次平政院议决内务部原命令违法，违反了《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护法草案》，撤销原议，裁决这些人回原部门任职。一般来说，虽然平政院的裁决，还需经过总统的认可，但只要裁决做出，作为总长的，大抵是要走人的，至少也得认账。后来的章士钊，就因此而辞职了。
但是强悍的孙洪伊，却不肯退让。他居然以平政院是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为由，质疑平政院的合法性。作为总统的黎元洪，也对孙洪伊表示支持，不肯在平政院的裁决书上盖印，而按照孙洪伊的意思，把此案交给国会裁决。早受不了孙洪伊的小徐和老段，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索性提出要罢免孙洪伊。而孙洪伊则策动一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了对徐树铮的弹劾案。府院之争，却在国会里打成一团。
显然，在平政院裁决这件事上，孙洪伊和黎元洪没有多少道理。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受理行政诉讼的，包括行政体系内成员之间的诉讼。文官没有重大过失，不能随意撤职，是民主国家的通例，孙洪伊所为，不管有多少理由，本身就涉嫌违法。裁决出来，不利于自己，就说法院的存在不合法，近乎强词夺理。尽管袁世凯称帝犯了大错，但1914年的时候，他还是国会，也包括孙洪伊自己，选出来的中华民国合法总统，不能说后来的袁世凯做错了，凡是袁世凯做的事，就都是错的。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制约，如果总统站在行政一边，轻易否定司法裁决，三权分立的原则就被破坏了。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裁决，交给国会裁决，更是没有道理。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怎么可以给法院的判决做裁定？在那个时代，各方势力，包括内阁、总统、国会，还都没有学会如何按照三权分立的规则运作，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合意，则遵守，不合意，则废弃。对于府院之争的两大巨头而言，黎元洪是受不了徐树铮，而段祺瑞则是想去掉孙洪伊，两个看似简单的人事问题，却演变成了一场打乱仗的内阁危机。
由于丁世峄是报人出身，一班报界老友，在府院之争中，“声气相求，不知不觉多袒黎责段”，徐树铮遂创办《公言报》，反其道而行之。[33]政争从来都伴随着舆论战，说是舆论监督，但政界不成熟，媒体也成熟不了，监督未了，各自站边，也成了帮忙打架。
当然，中国式的政争，还是得依赖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法院也好，国会也罢，谁都说了不算。最后，还是得请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大佬，最终，在和事佬徐世昌的调停下，这一轮的府院之争，以徐树铮和孙洪伊双双去职而告结束。内务部总长换人，而徐树铮也为比较温和的张国淦取代。接着，在段祺瑞看来比较碍眼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被免了，以比较随和的夏寿康代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经过这番较量，黎段关系大坏，近乎撕破脸皮。而段祺瑞原本的尊重规则之心，也减了不止一分。府院之间，隔阂已深，几个月后，双方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最终，还是彻底闹翻了。
注释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1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有限公司，1980。
[2]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4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合订本。
[3]《中山对于时局之主张》，载《申报》，1916年6月13日。
[4]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55—1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58页。
[7]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10—11页。
[8]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1页。
[9]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6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0]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5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136页。
[1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第69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3]孙文《大总统宣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34—35页。
[14]此议，是赵凤昌提出来的，得到了孙中山和黄兴的热烈回应。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7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5]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560页。
[16]《丁世峄上黎元洪呈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282页。
[17]陈文运等《徐树铮的生平》，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82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8]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2页。
[19]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792—793页。
[2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21]参见：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177—178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2页。
[22]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01—202页。
[23]京剧里的帝王角色，一般称“王帽子”，看起来尊贵，但没有什么词，也没有深戏码。
[24]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7页。
[25]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98页。
[26]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1页。
[27]参阅谢彬《民国政党史》第八章《共和复活时代之政党》，见《近代稗海》第六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8]（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59页。
[29]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0页。
[30]《政府公报》第225号，1916年8月19日。
[31]上海《大公报》，1916年9月2日。
[32]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4页。
[33]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近代稗海》第六辑，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