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1914年7月28日，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为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大战，本是欧洲列强两大集团对峙多年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欧战。既然是欧战，似乎跟中国人就没多大关系。不过，那个年代，虽说不能讲“地球村”，但欧洲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以完全置身事外。更何况，欧洲两大集团的国家，都在中国有实体性的存在。东方，恰好还有一个已经脱亚入欧、曾经战胜俄国的日本。日本由于英日同盟的关系，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它动刀兵的地方，不是欧洲，而是中国的青岛。在那个年月，海洋是英国人的天下，德奥的海军不行，战端一开，在中国的德国人，就成了孤儿。所以，当日英联军打来时，德国人无论如何都抵抗不了。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军人，围攻青岛，打了一个月，不到五千名临时招来的德国人投降。据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说，日本官兵因此役授勋者达十四万人。[1]看来，第二次对白人的优胜战绩，虽然有点胜之不武，但仍然令日本兴奋，因为，对手毕竟是多年作为楷模的德国。
如果欧洲的战争也像日德青岛之战那样，速战速决，那么，这场白人之间的厮杀，的确不怎么干中国的事。孱弱的中国人，只能像多数欧洲战争一样，远远地看着，发一点儿不痛不痒的议论，自己保持中立了事。虽然按西方研究者的说法，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国站在他们一边参战，但由于日本的反对，此事没有结果。在大战之初，日本人把欧战视为独占中国的天赐良机，不乐意看到中国有任何出头露面的机会。[2]按莫理循的说法，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动议后，袁世凯表示，须英法俄日四国共同提出邀请，他才考虑。但当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向日本政府提议之后，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3]1915年11月间，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发现日本报纸纷传中国参战之事，曾经就此事问过国内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回答说，英国和俄国，曾经试探性提议让中国参战，我方正在慎重研究。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郑重其事上门询问此事，中国方面的回答是，英俄并未正式提议。最后，此议由于日本方面不乐意而作罢。[4]而此时的英国人，显然也没把争取中国参战太当回事。因为，在战争之初，大家几乎都认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战争打不了太长时间，几场大战役之后，就可以分胜负了。但是，偏偏战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旷日持久，打成了消耗战，绞肉机式的消耗战。双方掘壕据守，反复争夺，人力损失巨大。这时候，就用得着中国了。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这样的苦活儿，以及后方的工厂、工程，总得有苦力才行。而中国人，那个时代，在欧洲人眼里，就是苦力（coolie）的代名词。此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同盟国的人，已经被日本赶走了，那么征集苦力，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资格。自1916年春天起，法国人就开始在中国张罗招募劳工，随后，英国人也加入了进来。按欧洲的标准，华工非常廉价，每名华工，每月所得工资才二十二元，其中安家费为十元。但是，山东一带的农民，趋之若鹜。四个星期，就可以招募到九千人。[5]民国没办好，农民的生计艰难，出国做苦工，虽说危险，但也是一个出路。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死亡士兵越来越多，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欧洲不仅劳动力紧张，兵源也紧张。中国是中立国，任何一方在中立国大规模招人，都有不便。日本人虽然参战，但想让他们为欧洲的事，到欧洲打仗，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中国人越来越被人惦记，不仅惦记中国的劳力，也惦记中国的军队。自从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新式的中国军队，给在华的欧洲武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只要加以适当的训练，中国人是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而日本由于欧战，成了战争物资的供应商，很发了一笔，底气很足。加之，很有可能英法俄等国，也对日本战后的要求，有所许诺。[6]最关键的是，既然已经加入协议国方面参战，总是希望协约国会赢。所以，日本也一改初衷，也同意中国参战了。这样一来，19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参战的问题，就非常正经地浮上了水面。
不过，虽然说甲午之后，德国人强占青岛，委实霸道了一回，后来闹义和团，还把德国公使克林德给杀了，但总的来说，中德关系一直都不错。当年德国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中国新建陆军，法乎其上，学的就是普鲁士。所以，军政两界，崇德者甚众。很多人去日本学军事，但日本也是学德国，所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几乎个个是普鲁士军人的粉丝，连徐树铮这种眼高于顶的日本士官生，也是个崇德派。德国人占了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开始固然霸道，但后来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还不坏。所有的建设，都做得有板有眼，德占青岛的秩序也好。所以，日德开战，不像当年日俄战争，中国舆论一边倒地向着日本。很多人对德国的失败，感到惋惜。欧洲战事胶着，孰胜孰败，一时间真的不好判断，单就战场态势而言，同盟国有德军参与的战线，同盟国方面还占着上风。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在1917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一个肯定的回答。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中国政府不参战，实在太困难。道理很简单，在东方，德国人已经被赶走了，存在于中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员，除了使馆，就是租界和商界的零星人等。但是，协约国，尤其是英法的势力却依旧存在。再加上一个日本，就更不得了。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这样的话，在中国的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要求中国参战。以当时中国如此弱的情势，即使上下都不乐意，人家非要逼你，事实上也无法拒绝。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当时的中国，即使想跟德国结盟，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跟协约国走。“东亚均势之局，即在战前，而德之力已极孤微，奥更无论。若今日则德在东亚之势力，已达零度。以吾所策，德虽不败，而十年之内，其势力不能复振于远东明甚也。质言之，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之林，虽进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7]意思是说，在欧战打到这个份儿上的情形下，今日之远东，中国的生存，无非依赖于英俄法美日五国的均势，具体地说则取决于美国和日本，只要跟着他们走，中国即使无所获，也可以自保。后面的话，他没说，实际上，中国也不得不跟着美日走，即使前面有深渊，也只能跟着。实际上，对于已经改了主意，力主中国参战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要参战，只能跟着日本走。日本寺内首相的密友和特使西原龟三回忆道：“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我为此异常焦虑，曾数度向政府提出种种建议，内阁终于决定劝告中国参战。本野外务大臣委托我前去处理此事。”[8]当然，美国方面也多次表示了希望中国参战的愿望。驻美公使顾维钧，不仅向中国政府传达了美国甚至还有英国的这方面的意愿，还强调，如果跟着日本，则有丧失主权的危险，而跟着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同样，美国也可以因我参战，给予经济上的援助。[9]只是，就当时而言，美国在华的存在，远不及日本强势。美国人虽然也因欧战发了大财，但一时间还没有意思改变日本强势的格局。中国的参战问题，势必跟日本有着解不开的干系。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当然，即便如此，参战，也得有个由头。这个由头，是美国人弄出来的。
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为了弥补海军的劣势，实施了无限制潜艇战，跟英法俄缠斗。在水底下打水面舰只，这样的斗法，难免伤及无辜，影响中立国的利益。无论客轮“露西坦尼亚”号事件是否美国参战的原因，但至少这个令百多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的确可以构成美国参战的非常合适的借口。1917年2月，由于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与德国断交，不久加入欧战战团。在断交之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使节，看能否要求中国跟他们一致行动。整个事情挺有戏剧性，接到指令，美国公使芮恩施立刻就来见段祺瑞，进到总理的会客厅，才发现双方都没带译员，只好干坐着抽烟，等翻译。幸好，这时中国的海军总长来了，他的英语不错，双方之间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段祺瑞表示，中国政府虽然乐意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表示抗议，但对于绝交，还是相当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几年来，德国一直慎重对待中国，若突然与之断交，看起来象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过了几天，芮恩施又得到通知，美国国务院要他不要对中国的参战问题，过分热情。显然，这是美国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压力。[10]显然，在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想开罪日本，拿下在东亚的主导权。美国人一主动，日本人就吃味了。
到了晚上，中国方面还是妥协了，答应提出抗议，准备断交。[11]当然，这是因为日本的意见。下午曹汝霖跟日本公使进行了接触，日本方面，也劝告中国可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雷厉风行，随即对德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的由头，跟美国一样，也是无限制潜艇战。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中国公民因此而受害的。[12]湖南督军谭延闿就来电表示疑惑，说是“中国并无船只往来，协约国有无封锁似于中国无关”。[13]即便如此，由于有了美国人的掺和，日本有点不满意了。当中国公使章宗祥去见日本外相的时候，日本外相说，中国做得不够，应该马上“宣布断绝国交”。并对中国提出抗议之前，没有跟日本政府协商，表示不满。（其实是协商过了的，只是章宗祥没有及时约见日本外相而已。）随后，段祺瑞即直接给驻日公使章宗祥来电，要他与日本方面协商对德绝交之事。在一番紧锣密鼓的交涉之后，日本表示满意，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中国在绝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即协约国——笔者注）”。[14]当时的英法两国，的确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有精力、也有工夫影响中国的，只有美日两国。但美日之间，也存在小小的争夺，相对而言，美国争的劲头小，日本的醋劲大，即便是参战，日本也生怕中国跟着美国走。在讨论中国是否对德绝交和参战的问题上，根据章宗祥的回忆，日本方面掺和得相当深。段祺瑞和几个亲日、知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公使，以及来华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为此接触频繁。[15]此时，日本已经换马，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大隈内阁已经下台，新上台的寺内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强横蛮干”的霸道，改为也非“宋襄之仁”的王道。[16]尽管如此，这些主张实行对华柔化政策的日本人，也是一副大哥的架势，还是个小心眼的大哥。小弟稍有差池，就一脸不高兴。
自晚清以来，从来都是西方列强在华势力，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走向。《辛丑条约》之后，这样的列强意向，更为明显，晚清如此，民国也不例外。外事，就得看外国人的脸色。自打德国人被日本驱逐出了山东和青岛，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就剩下使馆、租界和零星的商人、传教士了。这种在华存在近乎零度的状况，当然很难抵抗英法俄美日五国的影响。政界人士中，即使对德颇有好感者，其实也知道这回欧洲列强打架，非要中国人站边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即便如此，对德绝交的提案，还是遭到了总统府的坚决阻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喜欢开罪德国，当时的舆论，整体上是希望中国保持中立。为了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不得不以退为进，辞职出走天津。在段祺瑞撂挑子之后，黎元洪发现，他居然在可能担任总理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个乐意接手的人，而各地督军也纷纷来电，挽留段内阁。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能妥协，请回段祺瑞，自然，对德绝交也就一帆风顺了。内阁对德绝交的决定，很快参众两院都通过了，黎元洪也盖了印。
晚清著名的史官恽毓鼎，跟德国人关系密切，日记中记录此时凡两次见德国公使辛慈。辛慈觉得中国如此决定，是中了日本的计。他在日记里哀叹：“众议院表决加入战团（其实只是绝交——笔者注）已通过，间有数十明于理势之人，无如寡不敌众也。”[17]尽管有许多人表示不满，但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是对德绝交，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