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德里达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个中国人文学界期待了近10年的访问，虽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但也激起了不小的反应。在三联《读书》编辑部、在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厅，都可以说听者云集。没有狂热的场面，但有认真的聆听。德里达此番中国之行，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话题扣紧了当前的全球化现实，无疑也在投石问路。不管是关于马克思的遗产问题，还是关于大学人文学科志业的价值建构问题，都显示了德里达考虑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解构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家，此番中国之行却非常强调大学的人文精神建构，强调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功能作用，确实是出人意外，又发人深省。德里达已经年过古稀，白发如雪，却依旧精神闪烁，目光炯炯。在他深奥奇特的言说中，流宕着一种启示录式的灵气，似乎也有一种焦灼不安的预言。他在三联《读书》做的报告题为《大学的志业与无条件大学》，尤为强调大学志业所包含的人文和历史内涵。作为一个现场的参与者，我明显感到德里达关切的主题显示出新的品质关于“历史”，德里达在回答提问者的问题时这样说道关于‘历史’，我想可能你们有一些误解。因为从一开始，解构就不仅仅要求关注历史，而且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这样的解构，就是历史。只不过，在这个计划的内部，历史的概念不仅在历史学家那里，也在哲学家那里起主导作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等的历史都应该接受解构。我认为，以这种解构的方法，人们使历史中性化。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就是我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
德里达在这里并不承认他有人文的和历史的转向，他认为他的解构一开始就不是限定在话语和语言的层面，而是对一种机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并且，他始终参与现实的实践，也就是说，解构始终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当然，德里达也微妙地提到，他“不会一生总重复相同的东西”。这说明变化或转变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但他何以又不愿意承认他的解构思想在后期更倾向于历史与人文呢？至少他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正面强调。这里面也可能有二重问题交叉在一起：其一，德里达早期的作品，如《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文字学》、《边缘》、《立场》、《播散》等等，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没有强调解构的语言学特色。当然，对历史的解构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一点确实是所有对德里达早期作品阐释的人都没有加以强调的。但这种印象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咎于德里达自己，在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历史”本身总是一个被质疑的对象，至少在那个时期是如此。对启蒙主义的历史观进行挑战，是整个七八十年代的风气，德里达本人也默许了人们把他塑造成尼采式的反历史的英雄。
从《马克思的幽灵》、《友爱的政治学》等近些年的著述，再看看2002年，德里达在英语世界里又推出的三本新书：《谈判》、《宗教行动》、《再没有不在场证据》，这些言说巳经直奔主题，全球化、宗教、人性与审美、遗产、当代民主政治、大学的人文精神等等，总之，他的思考既被现实难题拖着走，也可以说他卷人了现实与历史纠缠的乱麻丛中，这反倒显示出他的解构具有的亲切感和人性化的意味。
回过头去，重温一下德里达当年影响卓著的那几部作品，不要多，他的那有代表性的说辞，无疑可以感受到他当年对历史与主体所采取的果断拒绝立场。
1966年10月21日，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主题为“批评语言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时年36岁的德里达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文科学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发言，这个来自结构主义老巢巴黎的青年人显然令所有的与会者大吃一惊。人们原本想听到正宗的结构主义声音，没想到却是面对结构主义进行彻底攻击的檄文。在该文中，德里达提出要重新思考结构的法则，即重新思考在结构构成中主宰着某种中心欲求的那种法则，去清理将结构的变动与替换与这种中心在场法则相配合的那个意谓过程。德里达呼吁人们开始去思考下述问题：即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那正是语言进犯普遍问题链场域的时刻；那正是在中心或始源缺席的时候一切变成了话语的时刻……
也就是说，一切都变成差异的系统，一切都变成符号的游戏，这是一场无止境、无终结的游戏。
这次发言后来成文发表，可说它就是解构主义的宣言。相当多的人以为读了这篇文章就可以吃透德里达，那记者编辑正是这么做的，德里达经常为此叫苦连天。这篇文章把结构的生成过程解析成是一个符号在差异系统中无限替换的过程，结构主义者设定的结构的起源与中心并不真正存在，它不过是人为的设定，是一种本体论一神学的在场梦想。德里达在此之前对胡塞尔的解释，以及他随后开展的所有的解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对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解构，对形而上学的起源、中心和终极性，对真理在场和永恒性的彻底清理。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们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理解为一场无底的符号学游戏。
确实，德里达当初的解构看上去是彻底而且不留余地的，人们完全为他的颠覆性的思想所吸引。他直指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它把这个历史看成一个隐喻替代的历史。那个本体并不存在，真理的绝对性也不过是人为的设定。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实则就是隐喻替换隐喻的过程。德里达经常从语言学和词源学人手，去发掘那些人为的设定和概念偷换的游戏过程。这个“无底的游戏”是德里达揭示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起源的观点和方法，这一立场转过来也对德里达本身的存在意义构成质疑。仿佛“无底的游戏”不是形而上学自我设定的游戏，而是德里达玩弄的阴谋。无底的游戏意味着解构本身是一个无止境的拆解过程，意味着解构否定一切真理性，否定一切意义，否定历史、人文和一切价值评判。很显然，对解构主义的这种认识在七八十年代的欧美就热闹过，而在中国当代的知识界则从来没有停息过。由于某种正统的主流观点的强大影响力，对解构主义的这种认识，显然左右着各个层面的人们。解构主义很容易就被认定为是一种不值得信任、没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对德里达（或者说对解构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在1992年的“剑桥事件”中达到顶峰。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是遇到了反对的声音，这在剑桥大学校史上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争论随即波及英国全国，媒体作了狂热的跟踪报道。很快这就酿成国际范围的激烈争论。5月9日，英国伦敦《时报》登载了一封题为“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措辞严厉的公开信，就德里达将要被授予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发表反对意见。这封信代表了主流哲学界对德里达的一贯的态度，也代表了相当流行的知识界和社会上对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看法。
这些攻击可以归结为：其一，德里达的研究并不属于哲学学科，他以文学批评的方式颠覆形而上学的传统，对哲学学科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其二，德里达的思想威胁到真理和理性价值的存在，它是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其三，德里达的思想是有害的，承袭了60年代的风格，那些恶作剧般的攻击，特别对青年一代学者更具坏的影响力；其四，德里达的文风晦涩艰深，具有拒绝理解的恶劣品性。
在上面签名的有以《一元论》的编辑巴里·斯密斯为首的20位学者，他们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多所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其中还有德里达的故交旧友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分析哲学教授W.F.奎恩。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或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场攻击以失败告终。1992年6月11日，剑桥大学以公开投票形式，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
德里达事后在接受《剑桥评论》的编辑采访时，分析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尤其提到英国剑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榜样力量。在此之前，德里达在美国和其他大学都接受过荣誉博士学位，并没有引起如此强烈的公开反对。很显然，也许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淤积了多年的愤恨超过忍耐的限度，在这一时刻找到爆发的机会。实际上，自从德里达崭露头角以后，对他的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早在1983年，德里达出任法国国际哲学学院院长一职时，美国耶鲁大学的露丝·马尔肯·马库斯女士就写信给法国的文化部长，坚决反对德里达出任此职（她此次也在20人签名之列）。更猛烈的攻击来自一个专业研究者萨拉·里什蒙（SarahRichmond），她第一个指出德里达的“思想”“对年轻人是毒药”，法国的《明镜》（DerS和egd）周刊就用这一指责为标题，登载对德里达围攻的文章。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ton）则谴责德里达的作品是“十足的虚无主义”。随后，另一家著名刊物《观察家》又登出文章把德里达称作“计算机病毒德里达说，这些谴责是由不负责的学术研究者提出的，并且是由那些不可能解读过或适当地解读过他的一行文字的新闻记者重复生产出来的。德里达不得不感叹道：这些谴责既可怕又可笑，但却总是发人深省。最重要的是，在一天里，它们所影响的人，远比事实上耐心地或艰难地解读他的出版物的人多得多。
德里达一直受到极其猛烈的攻击，一直被谴责为挖知识分子研究本质的墙脚。“剑桥事件”激起的骚动表明，对德里达的肯定被看成是针对所有欧洲教育和研究制度的严重威胁，甚至是对所谓的发达的西方民主的威胁。显然，如果仅仅是德里达一个人的作品，或者说一个学科，那还不至于如此遭受广泛的敌视，更重要的是，学生和青年教师经常性地积极参与到德里达的研究中来，使他的同行紧张到这种程度，按德里达的说法：以至于他们完全乱了方寸，丟失了他们自己所维护的学术规则。德里达指出：“如果这样的作品对他们如此具有威胁性，这是因为它不单单地是离奇或古怪，无法理解或异乎寻常（他们能很轻易地处置这些），而且如我自己所希望的，也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而是远比他们所承认的，更具对抗性，更具严谨的论辩色彩，并且在对一系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基本规范和前提的重新审核方面更具说服力，在对这些话语的评判原则、对学术制度的结构的重新审核方面也更说服力，在对依据这些从事的研究的重新审核方面同样更具说服力。这种质疑所做的是修改统治话语的规则，它试图使大学的环境政治化和民主化。”
针对那些对他所作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指控，德里达明确指出，30年来他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应该承认：“任何只要稍微解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能轻易地发现，我完全没有破坏大学或任何研究领域的企图，相反地，我在（据我所知）我的诋毁者们从未做过的许多方面，都对大学或学术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我们回到那篇经典性的“解一结构”的论文，也可以发现，德里达的论说表现出的并不完全是虚无主义的或怀疑主义的思想，他确实质疑了历史与主体的存在根基，但他的质疑本身是在清理当代思想的基地，为可能的更真实的思想打下基础。德里达反对结构的整体化方案，他追求非整体化的思想，也就是不借助经验的有限概念，而是从游戏的概念出发。在他看来，整体化不再有意义，不是因为有限性的思维控制不了这样的话语场域，而是因为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排除了整体化的可能。德里达把这个有限的场域称之为游戏的场域，因为它是有限的，所以它又是无限替换的。“它缺乏某种东西，即那种停止并奠定了替换游戏的中心”。这种由中心或源头缺失或不在场所构成的游戏运动就是那种替补性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