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试图阐明的是，历史永远是某种生成性的统一体，它可以被当做真理的传承或科学的发展来思考。科学的发展又被确定向着在场中，向着自我呈现中去占有真理这个方向，它也朝着在自我意识中进行的认知的那种方向。所以，德里达指出：“历史一直是被当做历史的某种还原运动，即当做两种在场间的临时性不稳定过渡来思考的。但如果怀疑这种历史概念的合法性的话，如果将它还原而不去有意识地提出我在这里示意过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有重新陷入某种古典形式的非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历史的一个既定时刻的危险。”在这里，德里达的表述也容易引起歧义，如果要理顺他的思想的话，他告诫人们的意思在于，单纯怀疑这种历史概念的合法性是要冒风险的，重要的在于把历史当做一种临时性的不稳定的过渡状况来思考，这才可避免陷人形而上学的历史时刻的危险。理解事物不可避免就会有历史发生，不能把历史绝对化，历史不是一种合目的的还原活动，它是符号意指和替代的过程。
在德里达展开的解释情境中，历史只能是“历史之不可能的历史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底线就是建立在这“不可能的历史性”上，这是重写的历史性，反复铭刻的历史性，也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性。解构确实是一项损毁性的和颠覆性的思想方法，这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学术背道而驰。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总是建构性的，即使要怀疑其他的理论学说，终究也是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德里达却不是这样，他要怀疑的是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以自我命名的和自我设置的逻辑展开，这样一个展开的历史并不是合理的，更不具有绝对性。德里达力图揭示其中的自相矛盾，特别是揭示所有的推论所赖以立足的起源性的那些思想和概念的不可靠。
确实，德里达的解构对现存的学术体系中的卓有成效的区分和差别提出了质问和怀疑。德里达解释说：他对哲学话语自命的中立性（neutrality）和存在主义的激情与内驱力之间的区分，公共领域与私密领域之间的区分等等展开质疑，他越来越多地尝试对写作、签名、自我描述、“自传体式的”的参与等这些独特性进行最严峻的哲学上的质询。这些质询涉及的主题，无疑触怒了某些同行，在他们看来，德里达对哲学的质询是“非哲学”的。到底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方式，德里达显然和他的当代同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那些攻击他的人，未必就是真的保持哲学的精髓。他们经常是把哲学混同于他们所学到的在一个特定体制的传统和风格中所从事的再生产（reproduce），当一个哲学家缩在他或她的哲学壁龛里，不懂另一位哲学家、另一种哲学语言、其他前提、其他规则、其他逻辑的或修辞学的程序、其他推论的或教学法的结构，每次要攻击这些东西，或剥夺这些东西的合法性时，他们就会宣称：这巳不再是哲学了。德里达声称，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的历史本质的重视，在他看来，有些文本能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经典意义上的哲学；其他一些文本试图从哲学内部改变哲学讨论的规范；还有一些文本则有着哲学的特性但又不局限于哲学。
当然，并不是说德里达是无懈可击的，而是说那些对德里达的指控过分简单粗暴，它们建立在对德里达的理论并不了解的基础上。很显然，这种情形在中国也大同小异。尽管说德里达在中国的影响还十分有限，中国的解构主义研究也波澜不惊，但解构主义在人们的印象中，在流行的偏见中，其角色和意义与德里达在“剑桥事件”中的遭遇基本近似。解构在中国就是被看做一种破坏性的异端邪说来理解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解构一切、反历史、反人文、反理性、反价值等等，是最常见的加诸于解构主义头上的紧箍咒。这些攻讦同样建立在对解构主义一无所知的道听途说基础上。
事实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情形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按照德里达自己的申辩，30年来他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那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显然也留下了一个建设性的图谱。解构虽然颠覆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根基，但它也有可能清理出一块更坚实的地盘。退一步说，解构的质询开启了更多地道路和空间，那些敲打和追问本身是对知识谱系的梳理，勾画出另一种知识的图谱。
“解构历史的历史性”这一主题之被压抑，说到底是历史语境使然。德里达后期的著作确实明显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关注，他过去沉潜在话语、语言和机制下面的那些内涵，浮出了历史地表。
实际上，德里达一直声称自己的思想处于“演变”之中。1971年，他在接受豪德宾的采访时就提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思想的深人与拓展都可以称之为“演变”，从60年代后期，到1971年德里达的思想就发生某种“演变”，这是令人惊异的，这种“演变”必然只能理解为“阶段性的细微差异”。但尽管如此，德里达的思想确实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实存在某种可理解的内在演变史。但在整个70年代，德里达的思想偏向于语言和话语的层面的解构，则是不难理解的事实，那是当时整个法国巴黎的思想风格。围绕twqmw组成的“泰凯尔”集团，正是以语言学和符号论而影响卓著。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这些结构主义知识分子进人语言学的层面。只要想一想，克里斯托娃在1969年出版符号学论集《符号论--对符号分析学的探究》，就使她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学者，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是如何占据了巴黎的思想中心。
德里达对历史的解构确实容易给人以“拒绝历史”的印象。德里达在接受豪德宾的采访时，提到人们给他强加的“拒斥历史"（rejectionofhistory）的问题。很显然，在那时，德里达解构历史的效果毋庸讳言；而他对历史的重新确认却依然令人摸不着头脑。德里达从那时起就力图在解构历史与赋予解构以一种“历史性”之间找到平衡，但这种平衡几乎从未达到过。德里达的解释依然让人找不到要领。当然，对德里达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有时甚至达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德里达甚至抱怨说，他被那些批评当做被他所分析的，即作为观念的、目的论的历史的形而上学历史概念的所有者。这种混淆有意曲解了德里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德里达对历史进行不留余地的质疑拆解，则是人们的普遍印象，这使解构主义成为后结构主义中拒绝历史主题之最重要的理论前卫。在这次访谈中德里达指出，从他发表的第一个文本起，他就力图将消解批评系统化，即反对在对历史的分析中将历史规定为意义的历史，反对在历史的、逻各斯中心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表象中的历史，以及历史在海德格尔的话语中所遗留的复杂记号。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历史”一词总是与一以贯之的“在场”相联系的，人们总是难以想象历史概念避开这一直线图式的可能性。人们总是要追问，当历史不再被看做是一种直线图式，而是一个分层次的、有区别的、矛盾的实践系列时，它既不是一种一元论的历史，也非一种历史循环的历史，这种“历史性”应该如何理解？德里达解释说，历史概念的形而上学特征不仅与直线性相联，而且与全部内涵系统（目的论、末世学、意义增殖和内在化、某种类型的传统性、某种连续性概念和真理概念等等）相关。他强调说：如果不使得整个系统活动起来，那么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属性，通过局部的剥离就能使其消除掉。他指出：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我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有着许多保留意见，但是我却“经常”使用“历史”一词，以便指出它的力量并且产生出另一“历史”概念或概念链的原因：实际上，所产生的另一“历史”概念或概念链就是一种“里程碑的、分层次的、矛盾的”历史；一种包含着“复述”新逻辑和“踪迹”的历史，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它，怎么会有历史。
这段话被加上太多的引号以至于很难准确把握它的微妙意义和细微差别。但有几点是可以领会到的：其一，德里达虽然解构形而上学的历史，但它还是不得不经常借用“历史”概念；其二，它的历史概念当然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根本不同；其三，他的历史概念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构成一种相互共生或寄生的关系，解构历史，也就是进入到历史的分层次的、矛盾系统中，在“复述”历史的新逻辑中，描述出历史的“踪迹”；其四，也许，解构的历史性就在“踪迹”之中，在德里达看来，“踪迹”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并且“踪迹”才是真正活的历史。
也许这样就清楚了：对于大多数不理解或不愿接受解构主义的人来说，“踪迹”是对历史的全面摧毁；而对于德里达来说，“踪迹”就是活的历史，就是解构历史的“历史性”。
这种历史观当然也不是德里达的首创，阿尔都塞在此之前就清理过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和一种表达的总体性概念。阿尔都塞试图揭示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历史，一种广义的历史，而只存在记载它们的型式、律式和模式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即相间隔的、有区分的历史。德里达表示他一直同意阿尔都塞的这种观点。只不过德里达走得更远，阿尔都塞的历史型式、律式和模式虽然都有间隔和区分，但依然有可以理解的清晰的结构，但德里达的踪迹却是漫无头绪的谱系或图谱，他的历史概念只不过是个他者，它不能屈从于一种单一的、瞬间的变化，也不能在某个词汇中占据醒目的名称。必须首先“颠覆”传统的历史概念，但是同时又要标出“间隔”。
很显然，这样一种解构的“历史性”依然难以把握，也从未被解构的阐释明确把握过。20世纪末期，德里达的思想--不管是在延续、演变，还是转向，都可以感觉到一种更为实在的历史主题，一种“在实践上”可以标示出的历史品质。
很显然，德里达本人的写作史，关于德里达文本的阐释历史，以及历史语境本身都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去阐释德里达，阐释解构的历史。尽管德里达本人反对人们描述一个解构转向的新现实，但重新考虑解构原来包含而又被历史（和解构的解释史）压抑的历史和人文主题，则是有必要的。
很显然，德里达并没有彻底丢弃历史性的概念，正如他也没有放弃解构的肯定性意义一样。这就是说，在解构的差异性序列中，有一种东西留存下来，一种剩余的意义，一种额外的超级意义重新铭写在差异之中。很显然，解构的重新自我铭写特性从来没有被正确理解，这也可能就是德里达后来反复采取文学文本的手法书写解构踪迹的动机。德里达曾经说过，他曾向哥德曼（Goldmann）谈起过“文字主体”的问题，哥德曼表示十分担心主体以及它的消失。他指出：“重新思考主体性的结果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是由文本的结构产生的。”0这里的主体性问题当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不是人的完整性意义上的主体，这是由文本（广义的和狭义的）在差异性中产生的主体。这是解构的结果层面上思考的主体性问题，说到底它是解构与传统的历史、主体在意义上可以通约的最小单位。
解构能够留下的就是这个最小单位，但这可能是更准确地把握解构要义的关键支撑点一一就是寻找历史与主体的最小值，就是解构主义为后现代时代淸理的思想基地，也是现时代思想最重要的起点。对解构的理解显然不能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上去。为了使解构具有建设性而给解构重新提示一个本体论一神学的基础，这是德里达最为痛恨的做法。德里达本人也始终处在这个“差异”（或延异）的极限上，他不能往前走一步，那就意味着解构将掉进无底的深渊。多少年来，他就站在极限处，他看到了无底的前方，他指出了从这个极限处衍生而来的历史性，衍生而来的语言、书写、话语、意义、价值和各种文化的象征物。他要找到切实的线索，我们的意义、知识和价值铭刻的过程。因此，解构不是把我们的意义、知识和价值扔到虚无的无底的深渊去，而是揭本出这样的历史自我铭刻的过程--那种主体自我铭写的最小值的历史时刻。
去描述一个走向虚无或走向无底的游戏的解构主义的做法是轻易的且投合了人们对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的想象；而要揭示那样一个差异系统的自我铭刻的历史性则要困难得多。但真正揭示解构意义的，可能还是艰难的尝试--那种站在极限处的视野，可能可以看到事物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品性。
